图为早期烤烟厂的厂房。本报记者 巩建国二十里堡、坊子一带所产的“潍县烟”在几年之内便闻名国内。外国公司在最初推广美种烟时，推出了种种“优惠”，收烟时价钱也合理，农民中确有发财的，但随着烟农的快速增加，外国资本及中国买办、地主、高利贷者也被吸引过来，他们都想从烟农身上赚取利润。
美种烟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农田的劳动状况，种烟家庭不仅壮劳力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就连缠足的妇女及家中的老小都加入到了田间劳作。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美种烟种植顶峰时期，也是烟农遭受内外剥削压迫最严重的时期。许多贫苦农家寄希望于种烟增加收入，孤注一掷种烟，却因遭受层层盘剥常常血本无归。在二十里堡一带，种烟亏本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的家庭并不鲜见，因此而自尽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自上世纪30年代始，陆续有专家学者来潍。他们深入调查走访，看到了青翠欲滴的美丽烟田背后所饱含的烟农的血泪，看到了外国资本为了压榨烟农所使的种种诡计。他们在报刊发文揭露了中国农村经济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的侵略和影响，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以及烟农劳作的辛苦和收烟公司种种操控价格的手段，他们看到了快速发展的烟草行业所带来的农业恐慌。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垄断山东的烟叶市场后，烟农境况愈加悲惨。直至潍县解放，二十里堡烤烟厂才恢复生产，烟草种植区再现生机。
南开专家回乡调查烟村
早期介绍山东美种烟种植情况的文章，主要内容为烟草种植、烘烤及收购、运销情况，极少关注烟农劳作的辛苦和遭受的剥削、压榨。上世纪30年代初，从潍县城走出的青年学者刘阶平，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到二十里堡深入调查，揭开了收烟公司利用种种手段操控价格、算计烟农的内幕。
二十里堡发烟位居各站之首
包括二十里堡、坊子一带在内的潍县南部地区所产烟草，以“潍县烟”称名国内，而潍县烟又成为“山东烟”的代名词。达官贵人、名绅大佬们嘴里叼着的哈德门、仙岛等名烟，便是英美烟公司以“潍县烟”烟丝制成。
家乡所产烟草名声在外，报刊所载多为外国烟草公司如何服务烟农，如赊种赊料，指导烘烤；种烟获利如何丰厚，烟农们怎样竞相趋利、弃粮种烟。即使有报纸披露烟农之难，也仅仅是蜻蜓点水。烟农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1933年冬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阶平趁回家探亲的机会，到烟农中间深入调查。
刘阶平原名刘廷芳，1906年在潍县城海道司巷出生，曾就读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刘廷芳上大学后，发现自己与著名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廷芳重名，遂改为刘阶平。
此时，年仅27岁的刘阶平已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1931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杨氏海源阁藏书概况与劫后之保存》；1932年，在《国闻周报》刊发《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续）》及《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考释》；1933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木皮词的作者考》，在《国闻周报》刊发《蒲留仙先生的全部遗著》。
刘阶平将在家乡了解的情况写成调查记《形形色色说烟村》，发表在1934年8月出版的《申报月刊》上。
《申报月刊》封面（局部）。
刘阶平在《申报月刊》上发表的《形形色色说烟村》（局部）。
文章开篇写道：“说到这纸烟的烟叶，大都知道是山东的特产。产烟叶的区域，就是从潍县到益都一带。沿着胶济路线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辛店、谭家庄、杨家庄，遂形成这一带烟区的散集中心。每到秋后，洋商、华商的收烟叶厂，便星罗棋布地设在这一带的散集中心区。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并建有宏壮的熏烤烟厂。说到烟叶分发的地点，是遍及上海、天津、汉口和哈尔滨等地。近年潍县一带的烟叶出口量，已达三千万磅，总值在五百万元以上。说到熏烤烟叶，单就虾蟆屯到辛店一段，据财政部报告，二十一年度的总收熏烟税，竟达一百余万元的数目！这样惊人的产量，自然这一带的农村，堪称‘烟村’了！”
的确，据1934年出版的《胶济铁路沿线大宗货物集散概况》记载，1932年胶济铁路各站发送烟叶数量为：黄旗堡4818吨、虾蟆屯1602吨、坊子3230吨、二十里堡13312吨、潍县1787吨、谭家坊855吨、杨家庄3026吨、辛店7471吨，二十里堡车站以超过万吨的数量，位居各站之首。
欺骗压榨烟农 手段花样翻新
“这些烟村的烟农，从种烟、调理烟、看烟、收烟，直到烤烟、捆烟、车推烟、肩挑烟，到最后跑进收烟厂，半年工夫和烟纠缠！”刘阶平首次详细披露了烟农们的辛劳与悲酸。
生意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奇奇怪怪的现象会发生。现实逼迫老实巴交的农民学会了“聪明”。收烟季节，烟贩以比大英烟公司低的价格，向烟农收购，转手获取中间差价。烟农很快明白了，仅仅省去了到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排队的工夫，却白白丢了不少钱。“发洋财，种洋烟，还是找洋人最妙”，于是，烟贩再上门来收烟，烟农不卖了。
不长时间，有些更聪明的烟贩又想出了新招：在他们收烟点的门前或所住的客栈，挂出一些千奇百怪的招牌，什么“老八大公司”“上海可四洋行”，打着洋人的幌子忽悠烟农。有点资本的烟贩来了个更绝的：一月拿出几十元来，雇一个白俄——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内战爆发后离国的俄裔居民，冒充大英烟公司看烟的洋技师。这些来中国做生意、卖惯了胰子和毡子的白俄，先去“观摩”洋技师的作派，然后模仿他们的神态和架势。这一回，真把烟农唬住了，他们把烟卖给烟贩后，还发一通议论：“这家洋行的洋人，架子太大，说不定是掌柜的呢！”
刘阶平来到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烤烟厂，只见大门口外，烟堆排成长长的几列。一堆烟叶旁，总有两三个烟农看守。看烟的时候一到，翻译领着洋技师来到烟堆前，一个一个挨着查验。洋技师嘴里叼着香烟，并不开口说话，“学我国星相家一派的风度，闭着嘴用笔答”。洋技师看过一堆烟，在这堆烟的白卡片上用笔划拉几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一旁的翻译立时扯着嗓子翻译出来。如果是写的“y2、35”，翻译就喊：“二等黄呀，三十五——元呀。”
收烟是言不二价的交易，收烟公司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容不得烟农讲价。如果烟农认为价钱不合适，可以不过磅，明天再来，也许价钱提高些，也许价钱更低了。刘阶平写道：“这又是洋商的一时高兴，和烟农的一年命运吧！”
“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收烟季节，各家公司之间，公司与烟贩之间，烟贩与烟贩之间，竞相斗法。“结果总有一家胜利，烟农集中这家去了。惨败的数家，自然要坐守空厂，门可罗雀，最后关门大吉，另卜吉地”。这时，烟农集中的收烟厂便慢慢将烟价放低。烟农想要到较远的一处集散中心卖高一点的价格，但细算账，搭上往返路费，多赚不了几个钱，说不定等赶到那里，那里的烟价也压低了。烟农只好忍痛割肉，将存烟卖给他们。
“单说一架烟磅，那就是一个万花筒，也可说是一件千变万化的法宝”。在收烟公司方面，过磅的磅秤是一个法宝；对烟农来说，这可是一个害人的魔鬼。刘阶平举例说：“什么‘压磅’‘提磅’，上下其手的妙法太多，真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神秘。”所谓“压磅”，就是在磅秤上做手脚，将烟叶的重量压低，少付烟农烟钱。“提磅”究竟如何操作，刘阶平没有进行说明。无论如何，吃亏的总是烟农。这些忠厚老实乡下人的血汗钱，不知不觉流进洋人及中国买办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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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陶室砖瓦追回刘阶平详加考证
论砖瓦者，必宗秦汉，秦汉砖瓦从文字、历史、艺术诸方面皆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清代秦汉砖瓦的收藏大家不下20人，高鸿裁积30余年，搜集海内外秦汉砖瓦1000多件。他将其中精品500多件拓成一部《上陶室砖瓦之捃》，共12卷。
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一作翰声，室名辩蝉居、上陶室，旧潍县西关人。他的父亲高庆龄酷爱金石、古印，晚年与族侄高嘉钰、儿子高鸿裁共同考订、撰编《齐鲁古印捃》。高鸿裁自幼从父教，好古文，嗜金石，既长益笃，古砖瓦收藏与研究卓有成就，除《齐鲁古印捃》与《上陶室砖瓦之捃》外，高鸿裁得于濂芳所藏汉魏古印，集成《齐鲁古印捃补》1卷；将收藏的历代墓志铭拓片编成《历代志铭征存目》2卷。
高鸿裁去世后，因家庭生活困顿，高夫人开始变卖所藏之物，维持生计。1931年夏初，一日本人托一华人，趁高氏家族经济窘迫之际，以1600元将上陶室砖瓦精华购去。这个日本人先挑出属上上品的秦砖两方运回国内，又将其他砖瓦装了七大箱，假称为玉石玉器，搭乘胶济铁路列车运至青岛，在青岛火车站被扣留。
一直关注高鸿裁藏品的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闻讯，急电与青岛市政府沟通，派专人赶赴青岛交涉。经多部门联合查验，这七箱秦汉砖瓦包括：第一箱长方砖50块、小长方砖7块；第二箱大小方砖145块；第三箱圆形瓦端174包；第四箱大小砖66块；第五箱大小砖89块；第六箱长条石碣1块；第七箱方形残碑1块。
正准备将这些文物运往济南时，日本人出来阻止。经过再三交涉，日本人方才罢手。之后又遇雷雨天，不得不暂存青岛火车站。雨停天晴后，装车运往济南，由山东图书馆收藏。
上陶室500多件精品砖瓦失而复得，当时各大报刊皆有报道。鉴于报道记述多有遗误，刘阶平根据《上陶室砖瓦之捃》一一核对，心里仍然感到不踏实。刘阶平求助于王献唐，王献唐将上陶室500多件精品砖瓦清册交给他参阅。刘阶平如获至宝，按照清册所记再行考证，最终形成数万字的《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保留沦亡纪略（续）》及《潍县高氏上陶室砖瓦考释》，天津《国闻周报》分数期予以刊登。
进步学者揭露资本侵略
几乎与刘阶平同时到二十里堡调查的，还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三名专家。“红色”背景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的调查有着独特的视角。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运用大量事例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考察潍县烟区写成长篇调查
1933年11月，几位年轻人频频出现于潍县南部烟区，他们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研究员王寅生、张锡昌等。这年，陈翰笙36岁，王寅生31岁，张锡昌28岁。
青年时代的陈翰笙
中年时期的张锡昌。（资料图片）绝少有人知道，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工作者，王寅生、张锡昌都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学者。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李大钊影响下，陈翰笙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翰笙请求加入共产党，值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正在组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便介绍他先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和学者的公开身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7年，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安排他转移苏联，到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秘密回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元培邀他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农村经济调查。1932年，陈翰笙秘密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计划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旨在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决定组织人员，对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产区进行调查。陈翰笙后来回忆：“这年，我带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做了调查，后因其他事离去，大量的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同志在1934、1935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此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陈翰笙等于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任理事长。1935年、1936年，陈翰笙、张锡昌先后加入共产党。
陈翰笙根据调查的材料，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资料，用英文写成长篇调查报告《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1939年由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41年在日本出版日译本，1983年由陈绛译成中文，题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调查报告从烟草传入中国开始追溯，一直到大英烟公司的成立，运用大量的数据详细介绍了大英烟公司以及其他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的情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侵略和影响，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发展的困境。
陈翰笙在山东、安徽、河南产烟区，各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调研，山东潍县烟区的村庄是武家和于家庄，并直接与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买办田俊川接触。
需要说明的是，1934年11月前，在山东收购烟叶的是英美烟公司的子公司大英烟公司；11月后，此项业务由英美烟公司新成立的子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负责。陈翰笙在调查报告中用了母公司——英美烟公司之称，下文亦沿用此称。
买办低价囤货 高价贷给烟农
关于田俊川，陈翰笙写道：“山东一个‘英美烟’买办田俊川，过去常在一月份市场价格最低时自满洲买进豆饼，囤积起来，在六七月间价格最高时贷给农民。这种贷放以夏季高价作为基础，利率为4％。6月，田俊川从博山煤矿成批地收购进煤，作类似的放贷。11月烟农售出烟叶时，他从他们那里收回贷放豆饼和煤的本金和利息。据他自称，他能够收回贷放的全部现金。他每年仅贷放豆饼一项，便超过5万元……1926年以后，田俊川作为‘英美烟’山东买办，为免遭人们非议，停止了贷放。豆饼和煤现在由当地士绅和富户贷给山东农民。”
有资料记载，1931年，田俊川的三儿田乃权接替父亲做买办。据陈翰笙所记，买办仍是田俊川。张伽陀1935年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3个月，写成《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也证实了陈翰笙的说法。
1926年之前，田俊川从最初的单纯收购烟叶，到经营豆饼、煤炭等，凡是与烟草种植有关的项目全部垄断。眼见田俊川这个“外来户”大发横财，“坐地户”们眼红心急，联合起来对付他。田俊川意识到，如果继续吃独食，惹起众怒，自己将难以在当地立足。他只好作出妥协，把豆饼和煤炭市场让给当地人。
据陈翰笙等调查，1934年仅在潍县第十区，也就是二十里堡村所在的区，主要从事向烟农发放贷款的油坊和煤店不下20家。油坊于7月初贷放豆饼，11月底收回现金。每贷放1元，收回1.2元，月利为5％。煤店9月底放贷，最迟次年1月收还，1000斤煤售价13元，贷出价格15元至15.5元，月利约6％至8％。
大英烟公司当初决定在二十里堡一带试验推广美种烟的理由，一是有烟草种植基础，土壤、气候和雨量适宜；二是紧邻胶济铁路，便于运输；三是靠近坊子煤矿，烤烟用煤方便。陈翰笙等的调查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田俊川从博山煤矿进煤，说明坊子煤矿产煤已经不敷使用。
据1922年的一份调查，当年德国人勘查得出结论，坊子煤区的煤层共有三层，上层厚约1.3至5米，中层厚度可达14米，总储量约4000万吨。德国人共开采3个竖坑，并建有洗煤、炼炭等厂，原定计划在此大规模挖掘，作为山东主要产煤基地来建设。实际采掘结果，煤层并非如勘探所料，加上“火灾水厄接踵而至，遂致当日企望完全失败”。德国人采取逐渐压缩的办法，将机器设备陆续运往淄川矿区，到1914年日军接管坊子煤矿，共产煤不过200万吨。日本人原想废弃该矿，但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煤炭供不应求，便将矿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矿区，招商开采，但仅有东、西两矿恢复生产，“唯以措置失宜，产额不过13万吨，万难持久”。1922年，中方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矿权，由鲁大公司经营，但还是延续由日商承租，各矿煤产量并没有大的增长。
潍县南部烟区烤烟用煤，大部分来自淄川、博山煤矿。据1921年胶济铁路各站运进煤炭调查，二十里堡站3060吨，虾蟆屯站1080吨，黄旗堡450吨，潍县站390吨。二十里堡站到货的3060吨煤炭，绝大部分为烤烟所用。
烟农劳动强度增加将近一倍
美种烟的推广，为农业劳动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农业“男耕女织”的劳动力结构，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此前，一般农民除非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或者没有钱雇用工人，缠足的妇女很少从事田间劳动，农活由家庭中的男性承担，女性主要负责家务，诸如烧火做饭、缝缝补补、赡老抚幼等等。现在，种植美种烟的家庭，妇女承担的工作贯穿烟草种植、管理、收获的全过程，如掐摘坏叶、烟叶选级和扎把，甚至连烤房烟叶运进运出，有时也由妇女分担。家中的老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亦参与其中。陈翰笙肯定地写道：“美种烟草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农田的劳动状况，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劳动强度最大的是家庭中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俗话说的“壮劳力”。
首先，种植美种烟使得他们全年劳动天数增加了。据陈翰笙调查，安徽凤阳产烟区的劳动天数比非产烟区多14%，河南襄城多15％，潍县则多出16％。其次，每年强劳动的天数也都有增加。襄城产烟区比非产烟区多50％，凤阳多67％，潍县则达到82％。也就是说，潍县烟农“壮劳力”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将近一倍。
陈翰笙分不同情况，将种植烟草家庭和非种植烟草家庭做了详细比较。
就富裕农民来说，种植烟草必要的超额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受雇的长工和季节短工身上，“因为这些家庭雇工的工资，没有同他们的劳动按比例增加，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补偿”。
一般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家庭，农业劳动全部由自己担负，不可能将种烟的超额劳动转嫁出去。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加“壮劳力”的劳动强度，二是让妇女乃至老人、儿童共同分担。陈翰笙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在每一片加工过的精致完美的烟叶上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羸弱的缠足妇女、消瘦白发老人和脸色苍白、发育不良的儿童的形象，他们全都在持续不断地劳动。不难想象，这些人不论在炎热的烤房闷得难受的气氛中，还是在昏黑发霉的土牢似的地窖里，细心地照料烟叶。可是，他们的劳动工资，却完全听凭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与地主、高利贷者的摆布。”
《中国农村》披露烟农境遇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美种烟种植顶峰时期，也是广大烟农遭受内外剥削压迫最严重的时期。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陈翰笙支持下，青年学者李亚夫赴二十里堡调查，写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一文，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农村》杂志发表。
李亚夫发表文章的落款。
《中国农村》发表李亚夫的文章。
眼见有人发财孤注一掷种烟
1934年夏，烟草种植季节，李亚夫来到二十里堡进行调查。1935年，李亚夫的调查通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在《中国农村》杂志“农村通讯”专栏发表。
《中国农村》杂志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为陈翰笙。李亚夫的这篇调查通讯，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农村描写》一书。
在二十里堡村，上了年纪的农民告诉李亚夫，“开始种植的那一年，大约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吧，‘洋人’先在这里附近的坊子雇工种植六十亩，作为试验；到民国六七年，我们这二十里堡一带，也都种遍烟草了。最初，我们这一村庄上一百二三十家人家之中，试种烟草的只有二三家，后来逐渐种开，愈种愈多，到现在差不多十家有八家种烟了。据说，胶济路上黄旗堡以西，周村以东，近几年都已或多或少种些烟草。这样加速度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不感谢英美烟公司的‘恩赐’。”
老农所说美种烟开始种植时间有误，应当是1914年（民国三年）。李亚夫所记老农的话，显然做了文字加工。诸如“种植”“逐渐”“愈种愈多”“现在”“这样加速度”等，肯定不会是当地百姓的话语，用潍县土话表达，当为“种”“慢慢心儿地”“越种越多”“这么快地”。但这位老农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二十里堡村种植美种烟的状况。
像前面提到的几位记者、专家一样，李亚夫深入农户中进行实地调查。将二十里堡村作为专门的调查点，李亚夫还是第一位。
李亚夫记道：“种烟是很费人工的，所以有十亩地的中等农户（这里是大亩，一亩可以抵三官亩），至多只能种烟二三亩；地最多的富农，种五六亩也已了不得；愈是地少的那些贫苦农家，种烟的比例倒反来得大，有时甚至把零细的农田完全种上烟，作‘孤注一掷’。”
这种“孤注一掷”，对二十里堡农民来讲，就是赌博——李亚夫记道：“农民们都把种烟看做赌博。”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是因为外国公司“最初种烟的时候，因为要取得农民信任，所以价钱很好，农民中的确有发财的”，但是，“种烟的人家一增加，烟价便一年年跌落”。
遭受层层盘剥 成本居高不下
相比于传统的土烟，美种烟种植技术要求高，成本大，特别是烘烤环节。据李亚夫调查，有本钱种植美种烟的，除掉地主或富农外，可以说是找不到的。“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家，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都在饥饿线上打滚，已经毫无能力从事农业上的再生产”。贫苦农民没有本钱，又要赌上一把，“便不得不投到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的怀里”。
放高利贷者，一是肥料商，二是煤炭商。烟农需要豆饼、肥田粉等肥料以及烤烟用的煤炭，只要有可靠的担保，便能向豆饼行商、肥田粉商、煤炭行赊取。一块豆饼，现买只需0.55元，赊价需0.7元；100斤煤炭现买只需0.8元，赊价需1元，赊货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如果没有担保，烟农只得先向高利贷者借钱，再去买饼买煤，利息也高达二三分。
李亚夫所说的商业资本家，指的是银行和钱庄。烟叶收购季节，银行和钱庄供给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钞票，每天要在10万元上下。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直接派职员驻扎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潍县的钱庄也上门服务，赚一些“脚步钱”。潍县钱庄受土布业衰落的影响，倒闭了许多，到1933年底，仍有36家。这些银行和钱庄，除了直接为大英烟公司服务，还间接放款给农民，“使农民有相当的种烟成本”。
从烟农身上赚取利润的还有中国买办。李亚夫写道：“有一位姓田的买办，差不多是谁都知道的。他是天津人，据说当初就是帮洋人种烟的，后来为洋人所器重，即用他为买办。”这个姓田的买办就是田俊川。
农民卖掉烟，去田买办的华人账房领钱，华人账房不仅从中赚取差价，还通过票据兑换获取隐形利润。华人账房规定，凡是烟钱不到5元的，只付给山东平市官钱局的钱票，不付银元，钱票与银元的兑换价格，1元钱要相差一二百文。谈到买办的收入，李亚夫算了一笔账：代“洋人”发钱，照例有百分之一的佣金。每年公司所收烟款和工人工资等支出，大概要在1000万元上下，佣金就有10万元左右。
像中国买办一样为外国资本家“效劳”的，还有政府当局。李亚夫调查，潍县公安局派警员驻二十里堡，专为大英烟公司维持秩序，维护治安，每月由大英烟公司补贴400元，收烟季节再临时增加。“据说，政府还在税捐方面予英美烟公司以种种便利”。
外商控制烟价 烟农苦不堪言
种植美种烟成本居高不下，而大英烟公司“却不顾农民的血本，垄断价格，廉价收买农民的烟叶”。在调查报告中，李亚夫详细描述了烟农售烟的遭遇。
每年10月以后，大英烟公司的“洋人”都来了。数天后，“开磅”的牌子一挂出来，烟农便纷纷赶来。数年前，因为避免拥挤，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规定，烟农要按照“炕票”的号数排队，每天规定几百个号，轮不到的便不准进场，轮到三次不去的将“炕票”取消。
所谓“炕票”，就是按照炕烟房（即烤烟房）的数量向烟农发放的售烟凭证，一个烤烟房一张“炕票”。没有烤烟房的烟农只得向邻家商借，借不到时甚至出高价去租。后来华商、日商纷纷来山东收买烟叶，大英烟公司独家专买权不再享有，“炕票”制度逐渐废止，但该公司依然牢牢掌控烟叶市场。收烟季节，大英烟公司二十里堡收烟厂门前仍十分拥挤。“有些农民来自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在公司门口等待至十多天之久，晚上餐风沐雨，宁可把衣被盖烟叶，使自己的身体挨冻。白天便战战兢兢，想早些能挤进门去，把烟叶换到钱。挤伤人的事情，也时有所闻”。
与此前几名专家的调查一致，烟农任由洋烟师看货定价，毫无还价余地。“烟叶是放在竹筐上的，要是你有一筐不愿意卖，其他各筐也就应该赶快退出，不准再卖”，无论价钱高低，烟农只得忍痛脱手。不少烟农花了极大的本钱和劳力，连豆饼钱和煤钱都收不回来。在二十里堡一带，种烟亏本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的家庭并不鲜见，因此而自尽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通过调查分析，李亚夫得出结论：“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者自然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者附庸的买办、官僚、银钱业以及商业高利贷者，也分润了不少。而烟草的生产者——农民，却得到了绝少的好处，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
李亚夫肯定了种植烟草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他同时指出：“近几年来，英美烟公司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把烟叶的价格跌了再跌，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使种烟的农民，走上了惨痛的窒息的道路。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恩赐’。”
年轻翻译记录烟农辛酸
李亚夫完成二十里堡烟业调查一年后，又一位年轻人来到这里。刚刚高中毕业的张伽陀，通过关系介绍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这位从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青年，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张伽陀工作期间仔细观察，工作之余留心调查，详细记下了所见所闻。
二十里堡小镇蜚声世界烟业
1934年11月，颐中烟草公司全面接管大英烟公司在华烟草收购业务，大英烟公司在中国的机构随之更名。
1935年暑假到了，天津的张伽陀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但因家庭负担太重，父亲没有答应。张伽陀父亲认识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烟厂买办张桂堂，中秋节时，他备了一份厚礼，托张桂堂给儿子谋个职业。张桂堂答应写信推荐他到山东潍县，去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做翻译。
张桂堂的信是写给田俊川的。据张伽陀后来了解，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内设经理部、会计部、收烟厂、复烤厂、仓库及运输部，各部均由英国和美国人负责；另外设华人账房、银行账房。华人账房由公司比较信任的华人买办负责，统辖管理华籍职工事宜；银行账房专门负责为公司垫付收烟款及其他经济开支，就是设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东南角、田俊川的“同益和”号。田俊川身兼华人账房、银行账房经理两职。
田俊川很快回了信，答应张桂堂之托，但须经过考试才能确定是否录取。张伽陀得到消息，“怀着忐忑不宁的心，于九月十六日搭着津浦车南下。到了济南，改乘胶济路东行车，十七日到了潍县东乡的二十里堡”。依托胶济铁路车站和两个烤烟厂，二十里堡逐渐发展为一个小市镇，平常时只有六七百人口，到了收烟季节，临时工人、临时小贩聚集而来，人口达到2000之多。
“这个小小的市镇，不仅名闻全山东全中国，但凡全世界与烟草有关的人们都知道它。”张伽陀早就听说二十里堡的“大名”。到了二十里堡，张伽陀走下火车时，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也得着机会，来看看时常听人们谈到的二十里堡了。”
走出车站，迎面是一排又高又大的围墙，围墙里面就是北公司，也称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一厂。向南看，有一个二三百步光景长的小市集，再向南又是一排高大围墙，那是南公司，也称南厂，即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在张伽陀眼中，“整个二十里堡，就是两端两个工厂，中间夹着一个小市集，南北约半里，东西不到四分之一里。新式建筑夹着些土墙茅屋，映入眼帘的景象极不调和”。
“不要小看它！”——对于二十里堡，张伽陀后来在《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一文中直书。
1923年至1932年，胶济铁路各站发送烟叶数量比较图。
之所以如此评价，张伽陀经过调查了解，确有真凭实据：“颐中烟草公司烟叶部山东总办即驻在此地，还设有两个规模齐整、技术精良的烤烟厂。烟季到了，每天可以烤出烟叶20多万磅，雇用临时工人至1600余名之多。鲁东每年所产烟叶百分之七八十是汇集在此地，从这个小市镇，每年要分散给鲁东农村近千万元的收烟款。它对于胶济路以及该路一带的农村经济影响极大。单说胶济路每年运货收入，二十里堡站就占第三位，仅次于青岛和博山；而一二等客票收入，二十里堡车站且超越青岛、济南而居第一位。”
翻译上岗之前 外国总办训话
张伽陀提着背包、箱子，一路打听，来到“同益和”。门卫告诉他，田掌柜去青岛还没有回来。这个门卫叫来一青年，张伽陀自我介绍之后，青年领着他来到一排四间的房子前，这便是“同益和”号的招待所，房内有四五十张木床。青年让张伽陀先住下，等田掌柜回来再说。
后来张伽陀才知道，凡能进“同益和”招待所的，都是有“面子”的人介绍来的。每年田俊川都要收到数百封介绍信，只能捡有“面子”的接应下来。到了收烟季节，安排在招待所内，根据需要，临时派往各处烟叶收购分站。尽管工作时间只有四个月，一结账不到几十块钱，但每年还没有到夏季，就陆续有人托关系来找田掌柜，为秋后开磅收烟时预定一个临时雇员的位置。收烟季节来到，能够被收纳在招待所里的，事情便有了五六分把握；万一安插不下，田掌柜也会看着介绍人的面子，打发点路费让人回去。
张伽陀暗自庆幸，父亲用厚礼买了一个有“面子”的介绍人撑腰，自己才得以住进“同益和”的招待所，有了谋求职位的希望。
第二天，田俊川从青岛回到二十里堡，把张伽陀叫了过去。接着，经过一番张伽陀称之为“滑稽的考试”，被正式录取，他几天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又隔了五天，张伽陀等一批新招用的翻译集合到二十里堡烤烟二厂办公处听训，准备派往胶济铁路沿线各收烟厂。在这里，张伽陀见到了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又称颐中烟草公司烟草部山东经理，俗称洋总办。这个洋总办是美国南部人，张伽陀形容他“胖得正和平日卡通画上习见的大腹贾一样”。“大腹贾”是当时民间对富商的称呼，含有讥讽之意。
洋总办用英文“啰里啰嗦说了一大遍”，张伽陀他们听明白了，“无非是现在找事是如何的困难，所以我们做事应如何勤奋，如果干得好，以后怎样可以升迁”。洋总办一方面以失业来恫吓这些新招的翻译，另一方面“把当忠顺的洋奴所能希望到的好处”，竭力向他们脑子里灌输。
洋总办训话时，担心他们不仔细听，听不明白，旁边一矮小、黑痩的翻译将他的话用汉语再说一遍。训话结束，洋总办的翻译宣读工作分配名单，张伽陀被派往辛店车站收烟厂。
据张伽陀了解，颐中烟草公司在胶济铁路沿线各站共设有数处收烟厂，黄旗堡、二十里堡、谭家坊、杨家庄、青州等车站，各设一处，辛店车站设有两处，均由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统辖。收烟厂都由外国人负责，还有两三个看烟估价的洋技师、一个中国买办，翻译及负责文案、发车、仓库、过磅的均为华籍人员。另外，从当地雇用一些农民，推运烟草，值夜看门。看烟估价的洋技师十有八九来自美国南部，都是烟草业世家子弟，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大地主或富农出身。他们有的是世袭几百年，拥有管理雇工劳动的经验。张伽陀认为，“把这批人搬来，是颐中公司最好没有的打算”。
烟农排队卖烟 犹如等待宣判
张伽陀的工作，主要是跟洋技师看烟、估价，然后将结果翻译，标写在号码单上。
收烟厂的大院子里，摆放着一堆堆烟叶。每家的烟叶整齐地码放在竹帘上，每堆少的几十斤，多的上百斤，上面放有一张号码单。洋技师挺着大肚子，昂首阔步地从这一堆走到那一堆，品评着、乱翻着的时候，张伽陀必须抢先一步，先将每堆的号码单拿起来，仔细听着洋技师定级、喊话。
在一个烟堆前，洋技师照例急促地左右乱翻一气，抽出其中一把，稍加审视，随即丢在烟堆上，同时高声喊出烟叶的等级及价钱。张伽陀马上用极快的速度，照抄在号码单上，将号码单放到烟堆上，赶紧前去照应第二堆。负责推运烟草的雇工，随即将已看过的烟叶用小推车推往磅秤间。在收烟高峰期，每天买定的烟叶达到10万斤左右。
收烟厂的一切都是紧张的。张伽陀记道：“洋人的眼睛紧张，我们小翻译的手和耳朵紧张，苦力们推小车紧张，卖烟叶的农民们想得到高价心绪紧张。连持着步枪替洋人作开路前锋的巡警们，也都是口不停地吆喝，手不停地舞着枪杆挥开观众，不能安闲一分钟。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七时到下午五时，中间除掉一个钟头吃饭，都是如此的。”
烟农将烟叶运入二十里堡收烟厂情形。（立体绘景，摄于2014年潍坊市第七届文展会）
来卖烟叶的烟农，大多赶着双轮马车，用一头乃至三头牲口拉着；烟叶少的，则用独轮小车，前面一头驴子牵引，一个人在后面推着。烟农到了收烟厂门口，门卫查验烟票，发给一张号码单，方才放行。拥挤的时候，门外的大小车辆排到二三百米长。
车辆进门后，将烟叶卸下，齐整地排在公司备置的竹帘上，按顺序排队等候。烟农急着想要知道自己的烟叶可以卖多少钱，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大多都先跟在洋技师周围，察看别人已经定价的烟叶，“预测自己的命运”。
烟农辛苦一年的命运，一瞬间就被洋技师宣判了。“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或十分钟之内，他们每一个人心潮起伏不定的那种情景，都可以由他们每个哭笑不得的面孔表情上看得出来”。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刚刚走出校门的张伽陀，第一次体验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辛劳与悲酸。每天工作的时候，他“总要多少次为四围人群中的唉叹声音所刺着”；匆忙之中，他“极迅速的眼睛的那一溜转，去寻找那个‘呻吟’的人”。当张伽陀每次看着那个“苦命”的烟农的时候，“不禁也要报他一个哭丧似的面孔”。张伽陀自言：“其实他们肚皮里的一切酸咸苦辣，我哪能够体会到万一呵！”
烟业链条待遇等级分明
洋技师一口定价，烟农不敢有半点犹疑；收烟减磅暗中操作，烟农受损无从知晓；发号码单私自收费，烟农无奈被榨油水……烟草公司操控收烟价格、压榨烟农的手段五花八门，烟农有苦难言。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洋大人”颐指气使，养尊处优，受到地方官府的特别关照和保护。
《东方杂志》封面（局部）。
张伽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局部）。
烟农卖烟价格 全由洋人操纵
张伽陀的工作地点是辛店车站收烟厂，每个星期都要跟着洋技师回二十里堡一次。这个有备而来的年轻人，不放过任何了解颐中烟草公司烟叶收购及当地烟农情况的机会。通过观察与谈话，张伽陀掌握了颐中烟草公司操控价格、盘剥烟农的不少情况。
到各收烟厂卖烟的烟农，以附近村庄的为最多，也有少数是从一二百里外赶来的。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胶济铁路沿线的各收烟厂，相距最远的也不过五六十里。为什么有些烟农不到离自己家门最近的厂里去卖，偏要多跑几十里路到一个更远的收烟厂去？张伽陀从烟农口中得知，这是“颐中公司作弄他们的把戏”。
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烟叶送往收烟厂之前，总要打听哪一个收烟厂给出的烟价高。如果听说远处某一个收烟厂烟价较高，宁肯多跑几十里路也要赶去。但是，他们赶着马车，推着独轮车，跋涉上百里路赶到那里时，却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愿望。
原来，胶济铁路沿线各处收烟厂都采取一种吸引卖户的手段：每天一早，收烟厂根据来排队卖烟的车辆多少，确定当天的收购价格。如果来得车辆很少，他们就将市价抬高点；看到车辆来得多，便将价格压低。远来的烟农若运气好，当天来卖烟的烟农少，就能多卖一点钱；烟农若运气差，来卖烟的烟农排成了长队，即使烟价压低了，也只好忍痛贱卖。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对各地种烟数量都有统计，对各处收烟厂的收烟数量也定期调度。各收烟厂看烟估价的洋技师，每星期六集合到二十里堡开会，交流情况，决定下一步收烟的策略。烟农的命运，完全在他们的操纵摆布之中。
前面曾经提到，美种烟的收购，只有外国公司定价的自由，烟农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张伽陀了解的情况同样如此。
在收烟厂里，一堆烟经过洋技师估价后，如果烟农稍露犹豫，烟农的号码单便立即被没收，不能再卖了；如果发现后面的烟堆也是属于他的，洋技师便毫不理睬，直接隔过去。这个烟农只好将自己的烟叶一堆一堆抬出去，到大门口重新排队，领了号码单再进来。
这个烟农排了半天队，等到他的烟堆再次估价时，如果换了一个洋技师，顶多也只能得到原价。这时，他接受前面的教训，不敢再犹豫了。如果不幸又遇着原来的洋技师，被认出来，那他就倒霉了。除给他一副脸色看，烟价要照原价打九折。烟农告诉张伽陀，这种情形，这些年都是这样。正因如此，“大多数烟农受着这种钳制，只好忍痛在第一次给价的时候就卖了”。
洋人高高在上 官吏奴颜婢膝
“高高在上的是帝国主义者的洋大人，他们的生活虽然在僻野乡间，依旧极其舒适”。在张伽陀眼中，与辛苦劳作、朝夕难保的烟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洋人们。
这些外国人住在二十里堡以及坊子的精美洋房内，随身带有专门的厨师。在工资之外，公司每天给他们补贴伙食费3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在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有两个专为外籍职员服务的厨房，常备各色新鲜肉菜以及洋装罐头，还有一个大冰窖。每年冬天，雇人到十多里外的白浪河，敲破冰层，取来冰块，储藏其中，以备夏天做冰淇淋吃。在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二厂内的空地上，种有西红柿等多种蔬菜，还养着当地人难以见到的火鸡。火鸡是美国人传统节日“感恩节”必备的食材，张伽陀记道：“连洋大人每逢节令大宴不可少的火鸡，也成群的喂着。”这一切，“都是大小买办们，或效力或效钱，替洋大人罗致得色色齐全的”。
二十里堡还有一个俱乐部，每逢公余或周末休息日，外国职员便在这里聚餐、斗牌、娱乐。
“对于这种声势烜赫的洋人，所有地方文武官吏，莫不仰着脖子恭而敬之。”张伽陀举了一个例子：单说警察，潍县公安局在二十里堡专设一个分所，全仗颐中烟草公司和田俊川的华人账房每月分派几百块钱，供给粮饷给养。小偷偷了公司里的物件，抓到就是几百板子。偶然有烟农拿着用硫磺熏过的烟叶卖，被抓到后，不仅卖烟的权利被剥夺，烟叶被没收，几十板子准是挨的。烟农之所以用硫磺熏烟叶，是因为熏后的烟叶色泽好，定级高，能够买个好价钱。硫磺熏过的烟叶隔不久就要变色，虽然当时难以分辨，但很快就会被发现。
二十里堡烤烟厂大门口，有武装警察守卫。各个收烟厂内，也有武装警察跟着保护洋技师，随时驱散围上来的农民，甚至外国职员夜间出来散步，身后也紧随着武装警察暗中保护。
张伽陀听说了一件事，二十里堡烟叶分部主任沙某不小心，手背被烤烟房的机器揭去一层皮。潍县公安局二十里堡分所人员汗流浃背地奔跑张罗，老远从潍县要来了县公安局长的汽车，派警员星夜护送到潍县乐道院医院，并在医院内外添派武装警卫。
据张伽陀了解，职位较高的官吏与洋人们觥筹交错，杯酒言欢，也是习见的事。一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乘专车过二十里堡，特地下车拜访了这里的“洋大人”。
大小中国买办从中获取厚利
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及各收烟厂的主要职员都是外国人，这些“洋大人”平时很少出头露面。除了与中国“上等人士”周旋外，一般的事情都由买办们出面。一帮大大小小的买办，便成了天之骄子，除“洋大人”之外，最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就是这帮人。
张伽陀给他们如此画像：“他们有两副脸孔，见了洋大人就俯首贴耳，千依百顺，只看怎样可以讨洋人的欢喜就怎样做。但一见了地位与势力不如他们的，便又昂头挺胸，居然似一品人物。他们的收入都很可观，每月除一二百元的薪水外，每年还有三五千元的买烟佣金。生活之余，还可以尽量享受些酒色赌博鸦片的麻醉。他们世事不管，一心只知道怎样辅佐洋大人，图个天子万万年的‘安稳’，好让源源不绝的馂余，可以由洋大人抛下来给他们安然消受。”
据张伽陀所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总买办是田俊川，各收烟厂还有一批买办。田俊川坐镇二十里堡，是这些买办的头儿，手下有100多个雇员。各收烟厂（又称分庄）都有他的账房，专管购买烟叶价款，并代付购置物件、火车运输等费用。
如前所述，田俊川并非颐中烟草公司雇员。他仅仅作为二十里堡烟叶分部的烟叶收购代理，获取收烟价值总额1%的手续费。张伽陀替他算了一笔账，1935年收烟用款800万元，田俊川抽取8万元，此外还有二三万元买烟的佣金，仅烟叶收购业务，每年进账超过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0万元。
张伽陀从田俊川身边人口中得知，田俊川个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眼下亏累颇多。张伽陀对此表示怀疑。田俊川除了烟叶收购的进账，在青岛、天津、上海都开着较大规模的机制木箱厂，专制装运卷烟的木箱，供给颐中烟草公司各地的卷烟厂，经营还不错。单说烟叶收购进账的10多万元，除了100多名雇员工资及各项开支，也余下不少。但是，田俊川在当地“轻财好义”之名颇有影响。张伽陀分析，果是如此，那么他十多年来为“买名”所耗损的钱财，当然也很可观。
对于田俊川，张伽陀短暂交谈过一两次，对这位田买办的印象还不坏。这并非因为田俊川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职位，在他看来，田俊川待人接物颇有“谦恭下士”之风，并不像其他买办那样趾高气扬。张伽陀分析，以山东民风的强悍，田俊川一个外乡人，周旋其间一二十年，不仅“以身作则”为公司种烟，而且传教似的劝导其他农民栽种，以致到目前年产烟叶达千万斤之多，并能“对内忠实于公司，对外不辱使命，树立洋人的剥削大业”。精明的洋人所藉重的，正是他个人具有的这些“特长”。
收烟见闻震惊城市青年
与张伽陀一样到颐中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的，还有一位叫徐永绥的年轻人。三个月的收烟经历，让这位涉世未深的城市青年体验到了烟农的辛酸和悲苦。徐永绥根据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撰写纪实散文《鲁东烟市》，形象地再现了以潍县二十里堡为中心的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烟农的生活状态。
二十里堡车站装车待运的烟叶。（立体绘景，摄于2014年潍坊市第七届文展会）
徐永绥在《申报每周增刊》上发表的文章（局部）。
美丽景色背后饱含烟农血泪
1936年10月10日，徐永绥来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报到。徐永绥自述：“久处在这紧张都市里的我们，一旦走进了这烟区，真仿佛跑入了另一世界。一切都是新奇，一切都是陌生。想不到这一整夜的旅程，会把一个世界隔绝，隔绝得是如何地特殊啊！”
史载，1917年始，胶济铁路加开夜车，徐永绥应当是从济南或青岛乘火车而来。徐永绥之所以感到新奇与陌生，是因为他第一次从城市来到农村。正值金秋时节，葱茏的树木、成熟的庄稼，乃至荒地的野草、野花，将田野渲染得五彩斑斓。阳光照耀下，连耕耘备播的田野，也是一片金黄。这一切，与城市灰楼灰屋灰墙灰路组成的满眼灰色，形成鲜明对比。
徐永绥与张伽陀一样是担任翻译，到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收烟厂工作。徐永绥到了哪个收烟厂，他在文章中没有交代，只是写道：“从坊子以西周村以东，周围二十余万亩的耕田，差不多都长着烟草。”在乘火车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发现，“从车窗望去，大自然变成了金色，煞是美丽”。
徐永绥了解到，“远在二十年以前，××烟公司便在胶济铁路坊子车站附近，开始种植它的烟草事业，从此它的势力随着烟草的发达而坚固了。最初种烟的田户不过十之一二，后来见有利可图，而且比较其他农作物更能获利，于是迅速地普遍起来，到现在每家都在种烟了”。徐永绥所说的“××烟公司”，便是此前的大英烟公司，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又称颐中烟公司。
经过最初的陌生与新奇之后，徐永绥通过观察和访问，“逐渐了解了种烟的艰苦，以及帝国主义势力支配农村经济的一斑”。这位年轻人满含悲愤，提笔写道：“这美丽都是乡下人的血泪所染成的！都市不景气，农村破产，形成了每个农村的大部分人家都在饥饿线上打滚。”
与前面张伽陀观察与总结的一致，徐永绥认为：“列强的经济侵略，使我们贫乏的农民减少他们再生产的能力。可是对于种烟，却还能引上他们走上投机之路。虽然烟价的贵贱，能影响他们的生命，然而当一个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不拼着危险往这条路上跑。”
外国资本的操纵，买办、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使得种植美种烟的农民在最初“尝到甜头”之后，陷入了风险难以预测、危机随时而至的境地。但是，为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他们宁愿冒着负债、破产的风险，也要去赌一把。“投机”“赌博”，成为当时深入了解烟农境况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徐永绥亦如此描述：“有些农民便把他们所有的耕田，都种了烟，以作孤注的一掷！”
全家辛苦劳作 依然债务缠身
据徐永绥了解，美种烟从育苗、移栽，到烟叶成熟收获，大约需要90多天。到了8月下旬，进入收获期。从成熟最早的脚叶采摘，到成熟最晚的顶叶采摘，收获期持续一个月左右。
烟叶采摘后，最苦最累的活儿是熏烤。工作之余，徐永绥专门跟随烟农到烤房进行察看。一般的烤房与普通民房大致相同，是建在地面上的。徐永绥所见到的烤房，是向下深挖而建的。烤房地面以下挖了多深，地面以上部分有多高，徐永绥没有说明，只是形象地写道：“烤烟的坑，是筑于地下，周围约摸两丈大小，里面黑沉沉地，没有什么特殊机关，除了密密地挂着烟叶之外，还能见到一个头发蓬卷、满面污秽、穿红褂子的小足妇人。”
这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烤房挖到地面以下修建，一是节省垒墙的材料，二是更利于保温。这名裹着小脚的妇女，显然是男主人的妻子。她的工作是“照顾烟叶”，即将烟叶扎把上杆，协助男主人装炉、卸炉；待烟叶浸润变软后，卸杆拆把，再将烟叶按色泽不同进行分类，一张张捋平，大约五六叶扎成一把。
到了种烟、收烟、烤烟的繁忙季节，家中的男性壮劳力根本忙不过来。一般人家雇不起短工，这些繁杂的劳动，都是由家庭妇女，甚至老人、孩子来承担。烟农告诉徐永绥，一亩地的烟，仅是捋平、扎把就要十多天。种烟的辛苦，可想而知。
烟农“发家致富”的梦想，全部寄托在这一张张轻薄的金黄色叶子上面。从10月份开始，各处的烟商纷纷来到二十里堡车站，以及黄旗堡、坊子、潍县、谭家坊、杨家庄、青州、辛店等车站附近设厂，收购烟叶。烟农开始到处打听消息，哪里的价钱更高些。
在当时，种植美种烟属于技术含量高、成本投入大的产业，普通农家全靠几亩田地养家糊口，不可能有资金进行前期物料的投入，大多数农户“不得不投向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的怀抱里，以他们的血汗来养活这班寄生阶级”。
徐永绥计算了一下，种植美种烟每亩成本约85元，这里面包括烟苗费、购买豆饼费、人工费以及捐税等等。一般贫穷家庭雇不起短工，全部劳动由家里人承担，人工费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8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数千元，普通农民家庭根本拿不出现钱，大多数烟农必须借债或赊欠。借债或赊欠的对象，便是买办、地主和高利贷者。
徐永绥举例说，如果用现钱购买，豆饼每张价格是1元，在赊账的时候，却要按1.2元计算。赊欠不过半年，利息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借贷的利率。如前面张伽陀所述，赊欠必须有担保，否则也是不可能的。徐永绥了解到，“关于借债的利息，最普通的是每月三分，多的那可没有标准了”。
几乎每个烟农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繁重劳动与沉重债务的双重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尽管每年的愿望大多落空，烟农们最终还是选择到离家最近的收烟厂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但他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期待大半年辛劳所换来的愿景，也像这烟叶一样金黄金黄。
种烟血本无归有人铤而走险
每到收烟时节，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的火车站附近，自然形成一个热闹的市场。旗杆上飘动着各个烟草公司的商标旗帜，有红的、绿的、白的、黑的，有长的、方的，“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徐永绥写道：“道旁搭满了临时商店，东洋瓷器，东洋花标，东洋……破裂的留声机的声音，吸引了无数乡下人，有几个还显出惊讶的表情来。”
所谓的东洋货，就是日本货。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以后，日本货充斥山东大部地区。车站附近都是土路，遇到刮风，街上像下雾一样，耳眼鼻舌皆被尘土侵袭。如果遇上雨天，更是一片泥泞。装满烟叶的独轮小车或双轮马车，从数里或百余里赶来，烟农们“用着周身的力气，像骆驼似的推动着笨重的木车”。徐永绥描写道：“污秽的汗珠，沉重的足印，是他们唯一的伴侣。”
烟农们“忍了饥，耐了寒，用尽了所有的精力，挨尽了皮鞭与屈辱，才幸运地挤进了里面”。烟农将烟叶码放到收烟厂提供的竹帘上，等候洋技师出来看烟估价。有时等得久了，怕烟叶被风吹干，便把身上唯一的棉袍脱下来盖在烟堆上，伸长着脖子，忍着寒冷，眼巴巴地望着洋技师出来。
对于烟农们，洋技师不啻是命运的宣判者，一年的幸福或悲哀，完全系在他的身上。洋技师的话，俨然“圣旨”，烟农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在烟堆中发现几把色泽不同的次烟，洋技师就会喝令没收，丝毫不容分辩。否则或是狠命的一拳，或是尽力的一腿。如果抵抗，立刻会像盗匪似的被送进公安局。徐永绥听说，在公安局，除了挨打罚钱之外，释放时还得被教训一顿：“知道吗？下次再不要那样野蛮！”
徐永绥工作的这个收烟季，颐中烟草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特有的势力，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收购1000多万元的烟叶，“几乎全被其独占，因之价格亦由彼随意操纵，旁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打破的”。据徐永绥调查，因为城市经济不景气，英美烟公司卷烟销售所受的损失，便转嫁到烟农身上，于是烟价步步下跌，有时简直连成本费也捞不回来，烟农有的自杀，有的甚至铤而走险。
徐永绥由此得出结论：“虽然种植烟草也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例如：相当提高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和流通货币等作用。可是自然经济破坏的结果，农民依赖市场的程度日益加深，生活程度相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愈趋艰苦，破产了的农村愈是不可救药！”
潍县解放烟业再现生机
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烟农，在外国资本及中国买办、地主、高利贷者压榨之下，生活愈行艰困。日本全面侵华不久，日本人独霸山东烟草市场，烟农境况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无力恢复烤烟生产。潍县获得解放后，二十里堡烤烟厂才在人民政府管理下恢复生产，烟草种植区再现生机。
遭受多重压榨烟农濒临绝境
“几年来英美烟公司老厂的关闭，许多工人固然遭到失业的痛苦，但无数种烟的农民间接也受到莫大的打击。烟草的生产在最初似乎推动了烟业生产的前途，而结果却不然，招致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农业恐慌！”
1937年3月15日，上海《中华日报》每周增刊发表署名“筱苏”的文章《英美烟公司支配下的鲁东烟区》，通过大量调查，做出了与徐永绥“破产了的农村愈是不可救药”一致的结论。
《中华日报》每周增刊发表署名筱苏的文章（局部）。
英美烟公司是颐中烟草公司的母公司。鲁东烟区，是指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负责范围内，以胶济铁路沿线潍县烟区为中心，向东延至安丘黄旗堡、向西延至益都、辛店一带的美种烟种植区。
筱苏分析，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加深了中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推动了市场关系的相对发展，使农民对货币的需要更加迫切，对市场的依赖更加密切，同时加强了商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统治。
据筱苏调查，产烟最早最多的潍县，国内几个较大的银行都设有分行，如中国银行、实业银行、交通银行等。此外，尚有平市官钱局及多家银号、钱庄也杂混进去，在帝国主义支撑之下，尽其“触手”之能事，而从事剥削。
论及外国资本家对中国烟农的压榨时，筱苏举例述道：“每年当烟市在热闹时，放烟幕是绝妙的诡计，尤其是目前中日问题闹得正凶的时候。这些已弄得乌烟瘴气，使一般无知农民去上他们的当。又加在初开磅生意清淡时价格非常之好，的确有几家农民会得到这种恩惠，于是便大放空言：今年价格比上年好，有烟的还是赶快卖掉吧！这种消息一传开去，大批的烟车便会挤到收烟厂的门口。这样一多起来，拼命杀低价格的良机到来了，于是他们会花了很少的钱，而得到成色很高的烟。”
收烟厂洋老板的诡计，不仅这些。每天上午，他们会将开秤的时间故意延迟。门外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他们偏不开秤。等到开了秤，那洋技师会装出满不高兴的样子，任烟农怎样喊先生，他照旧不理会。烟农半夜里老远跑来，天一亮就开始排队，有的等了大半天还挨不到近前。最后，即使价格再低，也只好忍痛、忍气将烟叶卖掉。在收烟厂，烟农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表示，只有在返回途中大骂几声，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恨。
筱苏的文章论道：“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从农民身上剥削了最大部分的利润，而其代言人买办阶级，却也榨了不少的油水，而烟草的生产者却倒了最大的霉，有时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近数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的怒潮在日益澎湃，英美烟公司直接受到了恐慌的影响，便把烟草的价格跌之再三，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种烟的农民渐次走上惨痛窒息的道路。”
颐中公司撤走 日方全面接管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占潍县。1939年2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烟草株式会社（中文名称为华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将原在山东的日商南信烟草株式会社、米星烟草株式会社、山东烟草株式会社合并，成立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与颐中烟草公司争夺山东烟叶市场。
张天佐通过民航空运队运到青岛的烟叶。
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成立后的第一个收烟季，在黄旗堡、辛店、谭家坊设收烟厂；颐中公司仍以二十里堡为基地，在黄旗堡、杨家庄、辛店等地设收烟厂。收烟季结束，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收烟1300多万斤，颐中烟草公司1250多万斤，本地烟商1000多万斤，日本代办商300多万斤。在此之前，日商收烟不及颐中烟草公司的三分之一，这次一跃赶超。
1939年，鲁东烟区烟草种植面积并未减少，但收烟量明显下降。此前数年各烟商在鲁东烟区的收烟总量一直保持在5000万斤以上，这年仅有4000多万斤。这说明，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烟叶压在了烟农手中。其后果显而易见：烟农已经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粮田改为烟田，往年靠卖烟所得购买粮食，这年烟叶滞销，烟农中闹饥荒者大大增加。
尽管收烟量骤增，但日本人独霸山东烟草市场的目的仍未达到，于是施出诡计：统一收烟价格，由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监督制定；本地烟商、日本烟商可为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代为收购，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尽量与烟草合作社联系，全部包办，由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监督执行。说到底，日本人企图在军方压制下垄断山东烟草市场。
全面抗战开始后，胶济铁路交通时断时续。1940年春，颐中烟草公司将在二十里堡的烟叶分部、烤烟一厂、烤烟二厂全部撤往青岛。这年收烟季结束，日本人之诡计见到效果：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共收烟2500多万斤，其中包括本地代办商与日商为其收购的1000多万斤；颐中烟草公司直线下降，仅仅750多万斤。在以二十里堡为中心的潍县烟区，颐中烟草公司的收烟量是零。这一年，鲁东烟区收烟量又减少了将近1000万斤，烟农境况愈加悲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家对日宣战，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将颐中烟草公司在青岛的机构以及二十里堡的厂房、设备等全部接管。他们将原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烤烟一厂、二厂分别改为山东二十里堡振兴一厂、二厂，其中二十里堡振兴二厂被日军征用。华北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的收烟机构为买烟部，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设坊子、黄旗堡、潍县、二十里堡、益都、杨家庄、谭家坊、辛店、张店九个收烟支部，其中二十里堡收烟支部主任为玉松。日本人终于实现了独霸山东烟叶市场的美梦。
日本投降后，山东二十里堡振兴一厂、二厂由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公署接管。第八区专员张天佐买通民航空运队青岛办事处人员，用飞机将积存的200多吨烟叶陆续运往青岛贩卖，厂内设备也拆毁变卖，两处厂区成为驻军场所。
二十里堡解放烟厂恢复生产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发起潍县战役，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第一团（简称西海一团）负责攻打二十里堡车站、二十里堡机场。
4月9日傍晚，潍县城外围第一战在九龙山打响。仅仅两个小时，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全歼九龙山据点国民党守军。当晚，驻守二十里堡车站的国民党第八区自卫总队二团三营撤逃。
4月10日凌晨，西海一团政委兼团长杨家华率部逼近二十里堡车站，发现车站周围毫无动静。派前哨探察，发现站内仅有值班人员。
杨家华派一营进入二十里堡车站进行接收，西海一团宣传股股长刘子坚在日记中以“楼房壮丽”四字形容。
4月27日，潍县城获得解放。4月29日，潍坊特别市政府成立，决定原二十里堡烤烟一厂（北厂）准备恢复生产，二厂（南厂）改由汽车设备厂保管使用。8月，山东省大华烟草公司在二十里堡成立，统管烟叶的生产、收购、复烤加工、销售等业务，隶属华东局工商部，张戟任经理。大华烟草公司下设秘书部、营业部、会计部、保管部、运输部、烤烟部。原烤烟二厂收回重建烤烟厂，归烤烟部管理。
潍坊特别市政府将烤烟厂列为恢复生产的重点企业，拨专款用于恢复生产。8月15日出版的《新潍坊报》报道：“烤烟厂正积极动工修理机器和厂房，筹划开工。该厂规模很大，分南北两厂，有烤烟床四部，每部每日烤烟量在八万斤左右，如四部烤床一起开动，每日产量在三十万斤以上……民主政府积极筹划开工的消息传开后，周围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据该厂负责人云，至晚一个半月可竣工。这样看，新烟入市（农历八月间），该厂开始烤烟无问题。”
9月28日，烤烟厂开机生产，当年复烤烟叶869万斤。新中国成立后，二十里堡的烟叶复烤获得更快发展，附近地区烟草种植恢复生机。
资料来源：《潍坊烟叶复烤厂厂志》及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杂志、《申报》每周增刊、《中华日报》每周增刊、《新潍坊报》《中国农村动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