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介绍从文化领域，美国如何反共的书！时间跨度从二战结束，经194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到苏联解体，美国在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这第一个回合，它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就算是苏联已经解体三十多年，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至今还在支配着美西方上层精英的大脑。毕竟，第一次反共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是苏联解体了，美国胜利了。

　　如今，美国正在继续带领着自己的仆从们，耗费巨大财力、网罗庞大群体、费尽心机地发动着反共的第二次战役——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再读《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这本书很有意义，尤其是对观察当下互联网意识形态领域的错综复杂且激烈的舆论现象，有一定的帮助价值，甚至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直接蹦出四个字：原来如此！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开本就谈到：“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那么，什么样的“宣传”才最不像宣传呢？才是最有效的宣传呢？书中提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下的一个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正是为了拥有这种宣传效果，从而达到其反共的目的——击垮苏联，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把作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评论家等文化领域有价值的人才，通过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方式，尽可能多地都囊括在了自己庞大的文化武器库里。这些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津贴的知识分子和机构，就成为了这场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反共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棋子和工具！

　　这是一场美国有计划地利用庞大的宣传活动，来通过思想文化去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从而达到颠覆其政权目的的长期性战斗。名义上是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实际上是通过不为人知的思想战，渗透着这是一个需要美国启蒙、带领前进的“美国世纪”的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像应召女郎一样，在赢得参加国际学术界高水平的会议、展览、颁奖、演出等活动的机会的情况下，卖力地去执行思想文化领域的任务——让更多的人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

　　美国中央情报局

　　1947年7月2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和职能，是模糊的，有弹性的。所以，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利用这种“弹性”，让中央情报局从事间谍活动、秘密行动、准军事行动以及搜集技术情报的活动。

　　也就是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范围是无所不包的，各个系统都有给他们提供情报的人。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不知道有多少五角大楼里的家伙、海军里的人物、国会议员、各种思想库里的教授、土壤侵蚀专家、学生领袖、外交官、公司的律师，凡是说得出来的，我们都有！他们都为我们提供情况。”

　　而对于中央情报局，它的经费开支方面，是不需要说明其用途的。费用也不是按照财政制度做预算的，而是按照项目来确定支出的。而项目又是由个人提出并执行的，其成效如何，也是项目负责人自己去评价。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下的工作人员的权力有多大！

　　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是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成立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1945年9月被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每个军官，都随身携带一个背包，里面有卡宾枪一支，手榴弹数枚，金币若干，还有一颗立即致命的毒药丸。

　　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就像代理领事，他们在战时的欧洲东游西荡，他们的权力很大，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内阁会议的客人，且对一个国家的投票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叫布加勒斯特的战略情报局成员曾吹嘘，他是罗马尼亚内阁会议的客人，在他们投票表决前，先要问一问他的意见，他提出的一些法律都是被一致通过的。

　　而构成战略情报局的精英分子主要都来自美国最有权势的机构和家庭，比如梅隆家族、美国参议员的儿子、惠特尼家族（经营美通用电气公司）、范德比尔特家族（美国铁路巨头）、杜邦家族（以火药和纺织业起家，并扩展到各行各业，被称为杜邦财阀）、阿奇博尔德家族（美孚石油公司）、莱恩家族（公平人寿保险）、韦尔家族（梅西百货公司）等，还有出版商、知名记者、电影制片人等社会名流。

　　这批精英人物，出自上百个富豪家族、常春藤联盟、公司董事会、学术机构、各大报纸和传媒、律师事务所、政府，后来都加入了新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些美国的“天之骄子”，不怕得罪人而且逞强好胜，对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具有十分坚定的信念！并且坚定的认为，把这种价值观让他人接受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是这批精英分子在管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制定法律。从思想库到各种基金会，从公司董事会到乡绅俱乐部成员，一批官僚和要人通过他们在各种机构的隶属关系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都共同深信他们高人一等。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确立战后美国的统治权，并证明这是天经地义的。

　　如何抗衡苏联？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成立就认为，克里姆林宫竭力用其狂热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它能够达到的“世界每个角落”。美国要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抗衡力量，对苏联保持警惕，坚定地对它进行遏制。并且主张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目的是，要按照美国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世界。

　　这种行动是秘密进行，涉及到宣传、经济战，包括破坏、反破坏、拆台和挖空等措施在内的直接预防行动，颠覆敌对国家的政权，包括援助地下反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等。

　　为了反苏，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大量留用纳粹德国的机构和人员，比如纳粹德国军事情报部门被美国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用它来对苏联人进行秘密监视。纳粹德国时的普鲁士州的议员、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剧院的指挥，也被洗刷了罪名，获得了自由，并继续使他在美国征用的泰坦尼亚宫指挥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还有纳粹党卫军上校冯卡拉扬，也被洗刷了罪名，以柏林交响乐团无可争辩的“国王”身份付出。而柏林交响乐团，在战后的年代里被树立为反对苏联极权主义象征性的堡垒。还有纳粹德国党卫军的艺术家，由戈贝尔亲自关怀的纳粹党员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也被洗刷了罪名，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声名鹊起，在职业生涯中更是扶摇直上，还被英国授予了爵位，获得了“夫人”的称号。

　　还有一大批的法西斯分子，有不少是十分恶劣之徒，都被吸收了。美国的理由很简单：“只要他继续反苏反共，那么他就不惜使用任何坏蛋，这已成为一种本能。”

　　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非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向共产主义威胁开战，所以中央情报局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佳场所。为了他们的理想，他们来到了前线欧洲进行反苏反共的战斗，美国中央情报局仅仅在一个德国站便有1400名行动人员。

　　而这一次在前线的战斗，却是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屈敌，进攻的武器就是文化，利用文化宣传、渗透达到瓦解敌方的立场。

　　在这场长期的战斗中，一本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一个战役，所以美国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美国。仅仅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占领政府一个心理战处委托翻译的作品就达到数百种之多。

　　在这个“反共计划”里，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美国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而且又合时宜，都是美国要推荐给读者的适宜读物。

　　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把这种文化冷战称为，要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自由！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使命感喻为“十二骑士团”精神。而“十二骑士团”，是12世纪十字军中的一个军事宗教团体，其成员认为十字军东征并非是侵略，而是为了保卫耶稣的“圣墓”，也是耶稣复活的地方。

　　美国发动这场文化冷战是雄心勃勃的，为了美国理念，没有善恶标准，没有道德底线，一切皆可利用，只要有价值即可。过去是“如果斯大林愿意帮助我们打败希特勒，我就愿意雇佣他，给他发工资”，如今变成是“如果希特勒愿意帮助我们打败斯大林，我就愿意雇佣他，给他发工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什么标准？只是为了反共之需，为了美国统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