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果问中产阶级最焦虑什么？孩子的教育问题首当其冲。

　　中产阶级举全家之力，齐心协力搞投入，就是为了将孩子挤进上流社会的大门。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艺术、击剑、马术、帆船、滑雪一个都不能少。

　　不幸的是，大部分中产走错了方向。

　　不妨先来做一个想象：

　　你的孩子正在上高一，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对你说：“妈妈，我要研究畸形青蛙！我一直在阅读关于畸形青蛙的文章，我对造成青蛙畸形的原因真的很感兴趣哎。”

　　你会不会仰天长啸：啥！

　　“都高一了！研究青蛙？你咋不研究下自己为啥学习不好？！！！整天就会瞎浪费时间。”

　　我们特地采访了身边若干帝都妈妈，或者在美国生活的华裔朋友，回答惊人的相似：这有啥用？

　　“有啥用”是中国中产阶级家长特别喜欢在孩子的教育中问的问题：做什么最有可能在升学时加分？做什么投入产出比最高？做什么能够保证孩子实现阶层跃升平步青云从此无忧？

　　那些没用的、不划算的，统统靠边站。在中国，有一个词叫做“傻玩”，形容的就是各种“无用的、不划算的玩”。

　　中产阶级家长形成“统战”联盟，联盟里流传着各种“绝密信息”：去年斯坦福录了几个冰球特长生，于是乎大家一窝蜂地去送孩子打冰球；过两天传来新消息，冰球现在不流行了，哈佛招了几个皮划艇运动员，于是大家又搓搓小手打听去哪里学皮划艇最能出成绩。

　　他们像迁徙的大雁一样：一会排成一字，一会排成人字，就看升学途中需要什么。

　　在中产家长眼里：教育，是一个精密的天平。天平两边，一边是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另一边是成绩收益和产出，两边必须时刻保持平衡，最好不要有偏差。

　　至于孩子有没有兴趣？不重要的！

　　“兴趣可以慢慢培养嘛”，这是中产家长洗自己脑、也洗孩子脑的最佳话术。

　　02.

　　说一个在中产家长看来非常魔幻的故事。

　　那个研究畸形青蛙的孩子生长在美国家庭。他的爸爸提醒孩子说，老师也不知道畸形的原因，而且，图书馆里很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甚至没有任何一篇科学期刊文章与之相关。

　　仅此而已。

　　孩子毫无退缩之意，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在没老师和家长指导的情况下，通过搜索论文找到了一个同样研究畸形青蛙的教授，于是主动写信联系这位教授，并最终和教授取得联系。

　　两个人去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附近一个池塘，找到了感染寄生虫的蜗牛，并提取了寄生虫的DNA，最终找到了青蛙畸形的可能性。

　　孩子记录下调查结果，这个项目在高中科学博览会上获了奖。

　　几周后，斯坦福大学杰出的生物信息学专家道格·布鲁特拉格（Doug Brutlag）与他取得联系，问他是否想在斯坦福大学过暑假，继续之前的研究。

　　对于中国家长的魔幻之处在于：

　　我勒个去！！研究畸形青蛙能被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邀请？？那申请斯坦福大学不就稳了？

　　早知有这个结果，那老娘辞掉工作，也要陪你研究畸形青蛙啊！别说畸形青蛙了，畸形蜘蛛、畸形瘌蛤蟆都行，哪怕自己变成畸形也行啊！你来研究研究！

　　这还不是最魔幻的部分，最魔幻的在于：这个小孩拒绝了来自斯坦福的邀请。理由是：“不了，我暑假要打篮球！”

　　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家长，你会不会疯？

　　这个小孩是苹果教育公司前总裁约翰·库奇的小儿子，库奇是乔布斯亲自登门邀请的第54号员工。

　　库奇原计划来中国，我们本来说要坐下聊一聊儿童教育，但是他突发一些小状况，这次中国之行没成行。在他的新书《学习的升级》这本书里，他讲到了小儿子的故事，也提到：孩子的自我驱动性其实很强，家长所需要做的就是不去干涉，并在他需要时，做他内在自主性的支持者。

　　03.

　　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Shirley Tighman演讲后，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家长将她围住问：“普林斯顿将如何保证孩子们在读完大学之后有好的出路， 进入一流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

　　Tighman说：“你们不应该在孩子刚进学校门就想着出去的事。找什么工作不是目的, 做有趣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才是。”

　　这个回答听起来很虚。

　　但这的确是中产阶级必须停下来思考的问题：“教育功利主义”是否真的能得偿所愿，像火箭弹射一样，经过精密的计算，将孩子精准的送进上层社会里？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

　　以前，经济水平低、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差，整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太少，所以只要学业成功，基本等同于社会成功。

　　但如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你不知道畸形青蛙会招来斯坦福的亲睐，也不知道徒手攀爬竟然能造就世界名人，更无法预测对字体和印度文化的热爱会成就乔布斯的传奇。

　　上层社会要的不是机器人，不是螺丝钉，而是领导者。

　　领导者要敢提出质疑、敢对抗权威，会制定规则、也敢打破规则，会领导团队、也敢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对某件事情有热忱，热忱是至高无上的原动力。

　　04.

　　大量调查数据证明，亚裔父母的教育方式带来了孩子们学业的成功，却并没有把他们送进上流阶层。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教育功利主义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力，家长的压制和操纵毁掉的不仅是他们的兴趣，还有他们的领导力。他们别说反抗权威，他们甚至不敢跟权威对话；他们不敢制定规则，只能成为别人游戏里的被动玩家。

　　不久前，浙大学霸留美并在Facebook成为高级工程师，拿着过百万的年薪，因为上司拒绝给自己做小组调动，而选择自杀。

　　多么令人心痛！

　　为了写一个选题，我们在海淀黄庄的麦当劳里坐了整整一天，看到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与家长在一起的孩子，他们不是赶着去上辅导班，就是刚下辅导班。

　　让我难过的是，在这整整一天里，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对父母孩子，他们坐在一起吃着汉堡薯条，脸上都没有笑容。

　　我们看到沉默无语的父母，看到一直在教导与训斥的父母，就是没有看到微笑着交谈的父母；

　　我们看到默默点头应付父母的孩子，看到一次只回答一两个字的孩子，就是没看到平等的跟父母交谈的孩子。

　　几年前，《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讲了好几个亚裔学霸的故事，其中一个学霸叫做丹尼尔•朱。

　　文章里说：朱有着一张好看的面孔，他声音轻柔，没什么音调起伏，面部表情也很少变化。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家庭气氛。“如果你在一个中国家庭长大，你不会怎么说话。你会闭嘴听你的父母叫你做什么。”

　　几年过去了，这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海淀黄庄看到的场景其实让我们感触颇深，孩子刚出生时觉得TA健康快乐就好，为什么越长大反而沟通越少、笑容越少，最后和孩子竟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