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乐传奇 | 萧友梅,一人创作出两个中国“首部交响乐”

华乐传奇 | 萧友梅,一人创作出两个中国“首部交响乐”
2019年07月16日 21:40 新浪网 作者 天津大学

萧友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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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他就是民国音乐教育界第一人,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中国第一位音乐学方向的哲学博士。师从于德国著名的音乐美学家、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里曼教授。里曼教授写了一本书被缪天瑞翻译到中国,名曰《音乐美学要义》(1890)。

萧友梅通过博士答辩的时间是1916年7月26日(记住这个日子),拿到博士学位的日子却是19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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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音乐杂志》报道:中国学者萧友梅在莱比锡以 magnacum laude之成绩通过哲学博士口试答辩。萧博士生于广东,长期在东京学习,数年前抵莱比锡研习音乐史。其博士论文题为《至17世纪的中国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1916年8月)。

当时,正值席卷全球普灾的世界大战时期,四年间(1914-1918)全球因战死亡人数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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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是同盟国核心成员,是战败国。所以,萧友梅毕业的时候很不是时候。这个不是时候让萧友梅没有在博士答辩通过的当年拿到学位证书。这个不是时候到底是什么,是个悬案。一般见识者认为是世界大战。有学者说,是家境,说萧友梅太穷了,交不起300马克的博士论文付印费,等等。反正,萧友梅1916年7月通过博士答辩的时候没有拿到学位。拿到学位是3年后的事,所以,其中必有原因。

如果一口咬定说是萧友梅穷,笔者不认同。

首先,拿他的家世来说,他老爸是个晚清秀才,是塾师,就像现在城市里的家庭教师一样。所以,家庭经济应该还是过得去的。

再说他本人,1909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后,因为政治出身好(同盟会成员),学历高,所以,一度当过总统秘书,还当过都督府的教育科科长,总体来说,是端金饭碗的。且,留学也是公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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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萧友梅穷,出不起打印费,拿不到博士学位,应该说是不合情理。

回到萧友梅的生命之脉络。

1919年底,德国留学归来的萧友梅是十分光鲜的,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吧,那个方鸿渐还是拿了个野鸡大学学位的混子,当了几年游学生,回到国内还登上了大学讲台,可见这个货真价值的萧博士回到国内来该是多么抢手了。于是,当仁不让,萧友梅开始了他开挂的人生(看来,民国也是学历论):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1920)、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1921)、北大音乐传习所教务处主任(1922)、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1924)、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系主任(1925)、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1925)、(上海)国立音乐院教务主任(1927.11)、(上海)国立音乐院院长(1928.9)、(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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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顾萧友梅的职业履历,毫无疑问,他是民乐音乐教育第一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首席大咖。之所以,萧友梅能达到如此高度或影响力,笔者看来,关键在于两个贵人。这两个贵人关系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走势与命运。第一个人是孙中山,是萧友梅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不仅认识,而且受赏识,所以,留日回国后,他担任了大总统的秘书。可是孙中山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不到半年就没了,所以,萧友梅这个总统秘书注定干不长,同样一年不到就下岗啦。不过,孙中山在整个民国都是国父一样具有崇高地位的存在,所以,注定了萧友梅会始终在民国音乐教育界甚至音乐界具有高话语权、高影响力和高社会地位。第二个人是蔡元培,虽然笔者不知道萧友梅和蔡元培是如何相识的,但可以肯定的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是他把萧友梅招聘过来的,而且对萧友梅是非常信任且寄予厚望的。从北大岁月开始,蔡元培任校长和教育总长的时候,萧友梅是北大导师。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首任院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在他(蔡一生都奉行美育,主张美育救国,美育代宗教)的热心努力下,成立了上海国立音乐院,蔡元培为首任院长、萧友梅当教务长……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和孙中山的关系让萧友梅成为民国大咖,那我们还要说,是蔡元培让萧友梅成为民国音乐教育第一人,老大。

总体来说,萧友梅的主要事业成就在于音乐教育领导或管理方面。不过抵不住人家起点高、起步早啊。中国第一位音乐专业博士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即使在音乐创作方面不够勤力,但仍创造了诸多历史第一:中国第一首室内乐作品、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等等。

创作了两个中国“首部交响曲”

一人创作了两个中国首部交响曲?

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个矛盾,除非创作者可以左右开弓,可以同时进行两首作品写作,而且保证同时完成。哈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中国音乐史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发生在萧友梅一人身上。

咋回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正叙此事之前,要插叙一段。那就是在1980年之前,前到什么时候,我说不清楚,但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界的人都认为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是黄今吾(黄自先生的字)的《怀旧》(1929),其实,这种说法,至今也很有一定的流传度。

比如今年6月份,我和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评论人才高研班”的同学一起访问上海交响乐团(其前身是号称“远东第一乐队”的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成立于光绪5年即1879年)时,其大厅的文化墙上就赫然展示着“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怀旧》的手稿。如此历史悠久的乐团都这么认为当然是有原因的,此事我们以后文章中会专门介绍,在此不多说,只说两点:

一是萧友梅先生在听完1930年11月由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出《怀旧》后,同年同月18号《申报》上发表了一段评论,说《怀旧》”中国人的乐队作品,这是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的机会“。

二是,萧友梅先生是比黄自更早的中国近代管弦音乐的开创者,也是黄自先生的伯乐和直接领导,可见,萧先生的说法,“不容置疑”。

不过,在史学上,证无容易证有难。

这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华裔学者韩国鐄拿出他从海外获得的关于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史料,强有力地证明早在1925年,萧友梅先生的《新霓裳羽衣舞》已经在其本人主持的北大传习所管弦乐队中演出过了。于是,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书上都会写到中国第一首西洋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曲》。

“证无容易”。

到了2004年,学者汪朴发现在1917年3月20日出版的《教育公报)第四期上刊发了《本部留德学生萧友梅学业成绩报告及请予研究期限一年理由书》。这份“成绩报告”中提到: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创作了多首乐曲,其中有《哀悼引》一曲,该曲既有钢琴曲,又有军乐队和管弦乐队曲谱。

根据这一史料,中国交响音乐史又被重写了,把中国第一首西洋管弦乐出现的时间直接提前了9年。于是,中国第一首交响曲《哀悼进行曲》出现时间,就比韩国音乐金东振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1936)年提早了20年,只比日本音乐家山田耕笮谱写的交响曲《凯旋与和平》(1912)晚4年。这事有关民族荣誉,2008年,梁茂春先生在《音乐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萧友梅的及其他》把这事的前前后后说了个清楚。在中国权威音乐学术刊物上发表此文,说明此事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界的共识。于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又更易为萧友梅先生的《哀悼引》。这就是萧友梅先生一人创作两首中国首部交响曲的轶事。

多此一嘴说价值

说到音乐作品的价值,是敏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

对于我们一般受众而言,没有艺术价值,我们就没必要欣赏,否则就是白白浪费时间。而且,虽然世人好厚古薄今,但实际上价值也并不是越古越老越有价值。就像陶瓷器,新时期时代的陶器,可能距今都上万年了,可是也许比不上一个精品宋元瓷的拍卖价格的尾数。而宋瓷呢?民窑的比不上官窑,普通窑肯定比不上”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即使汝窑的瓷器虽都是精品,也会分出个三六九等。

现在我们就多此一嘴说说民国音乐第一人萧友梅的这两部大作的价值问题。

先说《哀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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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名家作品,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其作为中国交响音乐文化历史的开山之作的地位不可撼动。

在艺术的内容表达方面,其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主观情感的真实愿望。作品是复三部(带8小节尾声)的结构。每一部分性格和乐思的意图表达都很鲜明。第一部分,表达了他对同道好友英年早逝而产生的无比悲痛的感情(好友即黄兴和蔡锷,二人,1916年,同年,一个于10月份病逝(胃出血),一个11月份去世(喉癌),12月份,萧友梅写下《哀悼进行曲》);第二部分,表达了要继承先烈壮志要奋发有为的激情。第三部分,回到现实情感。尾声,绵绵不绝的悲情。

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方面。价值体现的不明显,更多的体现出模仿的痕迹。下面大家可以和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做个比较可以看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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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学习模仿的特质,创造性表现的不明显。如调性布局方面,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十分类似,三个部分(主要旋律框架):c小调——C大调——c小调,对应两种调性的两种情绪。旋律的起音、节奏型、装饰音都和贝多芬《葬礼进行曲》极为相近。这显然从形式创造性价值方面,《哀悼》的成色是不足的。不仅如此,该作品基本和声语汇,也主要局限在功能性和声的主副和弦及其转位的使用上,显然,其和声使用方面也体现出浓重的“学生腔”,远没有达到和声的创作性使用层次。再从音乐的织体上来说,基本采用柱式和声,就像在做和声题一样,这显然离成熟的音乐创作相去甚远。此外,作品基本没有用到复调技法,这是体现交响乐之立体展开叙述的或交响性特质的最重要的标志,可惜,这部作品没有做到。

总体来说,在上个世纪一十年代,萧友梅创作的《哀悼进行曲》体现了当时的华人最高管弦音乐的创作水平——虽然仍属于”呀呀学语“的阶段,其文化意义还是巨大的,因为这首作品就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指引后来中国作曲家在这个世界里画出更美更为绚烂的图画。

再说《新霓裳羽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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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价值在于这部作品已经开始有了构建音乐民族话语的萌芽。交响乐是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传统的中国社会跨域了这一时期,所以,我们中国传统音乐重旋律,尤其是单声旋律十分发达,但和声、复调类的交响性思维相对薄弱。也因此,在创作西洋管弦乐作品方面,相对来说,早期的创作效仿和学习的成分多于创造。

这虽然在《新霓裳羽衣曲》中也得到体现,但同时体现了难得的创新性。

这也许与萧友梅的创作日趋成熟有关。毕竟,这首1923年8月创作的作品编号已经到了39,离创作第一首管弦乐《哀悼进行曲》已经过去了7年,此时,他的创作更加成熟且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表现在音乐思想性上,因为在这方面萧友梅是同时代音乐学界人文修养可谓最高的大家,鲜有的智者。这次选用盛唐诗人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的诗意来作为创作的主题,显然是要用盛唐之盛的感怀来提振中华民族之精神气力。

这种自信更加可贵地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创造方面。

主要三方面。一是作品规模扩大(由序和十二乐段构成),体现了作曲家的音乐发展能力大大提升。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其后的两方面。

即作品旋律大胆采用了民族化的五声性调式来完成。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交响乐民族化尤其是在旋律写作方面这部作品已为先声。这大大启发了后来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创作思路。

还有一个层面是在音乐的结构方面,作品用了十二段不同风格又风格鲜明的音乐连缀而成。这不是西方音乐逻辑结构的惯常思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思维的大胆继承,这种曲式在中国民族音乐中称为”联曲体“。这种结构,在当代交响民族音乐中已被广泛使用,如青年作曲家邹航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佛跳墙》即属于此类。此外,还有必要一提的是在《新霓裳》这部作品的序中,已然呈现出了多声部的交响性音乐思维,其极大扩充了音乐表达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已经有了交响乐的滋味了。虽然不多——以后的十二乐段采用了固定织体的写法,又显得刻板了。

总体来说,《新霓裳》是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具有相当价值的管弦音乐作品。尤其在交响音乐民族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方面,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的意义与应用实践的价值。这已经很是难得了。

余语

直到1929年,另一位中国人创作出被西方认可并大加赞赏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出现以前,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中国交响音乐的莽原上只有一个人在孑孑前行,这个人就是萧友梅博士。正是因为他的坚守与不断开拓创新,中国交响音乐才有了今天的百年之盛。所以,我们在回首中国交响音乐百年之际,应该感恩地铭记住这片天地的开拓者——萧友梅以及他的两部均具有开山意义的中国管弦之作——《哀悼进行曲》《新霓裳羽衣舞》。

内容来源:丁博士的音乐研究视界

责任编辑:高欣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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