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应】

　　2019年8月，我抵达斯德哥尔摩，作为一名交换生就读于瑞典皇家理工KTH。

　　2020年3月23日，我搭乘国航，逃难回国。

　　我见证了瑞典疫情从1例增长到2046例。

　　1月31日第1例

　　1月31日，瑞典确诊首例新冠肺炎。

　　一位旅客从中国返回瑞典后，主动居家隔离和就诊，这例输入病例并未引起疫情扩散。当时，瑞典政府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疫情颁布应对措施，只要求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居家隔离两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瑞典的公共卫生部门，俨然忘记了疫情的存在。阅读瑞典媒体，每天都在关注遥远的中国在如何应对疫情。我认为，这或许为瑞典后续的防疫埋下了祸根。

学校主楼（来源：kth.se）

　　2月26日第2例

　　2月26日，一位从意大利旅游回来的瑞典居民确诊。接下来几天，瑞典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

　　热爱滑雪的瑞典人无意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意大利北部带回了大量的新冠肺炎输入性病例；后来，特朗普突然发布欧洲航班禁飞令时，数十万的美国人匆忙结束欧洲的度假，也带了不少病例回到美国。

　　那时，中国的疫情已接近尾声，欧洲疫情却爆发；父母忧心疫情的势态，叮嘱我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出于对瑞典医疗体系的信赖和对北欧疏离式社交的了解，我当时并不认为疫情会在北欧扩散。

　　我以为，只要瑞典政府和医院追踪确诊接触者，切断传播途径，就能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药店里，紧俏的医用一次性口罩，售价35人民币一个，我照常上课逛街拍照，打算省下这笔钱买照相纸。

　　没料到，后来随着疫情的扩散，全欧洲都难买口罩。国内邮寄和学联通过大使馆联络的调配，成了同学们的唯一希望。亚马逊上售价30欧元的单片N95口罩，将令我毕生难忘。料想本地人，看到这售价，也许就放弃买口罩了。

雪后校园

　　3月4日瑞典失控

　　3月4日，瑞典的确诊人数陡增，确诊数隔天就翻倍，52，94，137，161……

　　我开始担心疫情的发展。

　　同学之间相互打趣说：“这确诊数规律得可以建立预测模型了”。父母继续嘱咐我买口罩，但我相信公共卫生署的评级：官方将传播风险从低调至中，并宣称“新冠病毒对瑞典并不构成威胁”。

　　病毒似乎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一方面，耐不住父母的催促，另一发面，目睹了口罩在国内防疫中的应用，我在国内学姐的帮助下，网购了50片一次性外科口罩。

　　随着确诊数陡增，我和同学们越来越担忧，但我并不打算立刻回国，想再观望一周，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放弃珍贵的学习机会。父母由催买口罩变成催回国，他们觉得瑞典传染病专家安德森（Anders Tegnell）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还不如中国的普通民众。

　　3月11日，考试周结束，作为交换生的我们与国内老师们连线讨论是否该放弃交换回国，结果，可爱的老师们一致拍板：“回，马上回！你们回来是帮政府抗疫，留在那是添乱。”

　　当晚，我们几个交换生买到了低价的3月23日国航直飞北京的机票。

学校旁的火车站

　　3月12日放弃检测

　　3月12日凌晨，瑞典突然宣布停止对斯德哥尔摩地区的轻症患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一石激起千层浪，环球时报评：“瑞典对新冠病毒率先投降害人害己！”后来，瑞典也反击：“中国应该就新冠肺炎向世界道歉”。

　　这一宣布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我手边只有几片一次性口罩，团购的口罩还在路上。我体质不好，万一被感染了，就只能居家隔离和等待；我将如何生存呢？

　　沉重的心理压力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必须回国，而且国内治疗经验丰富，不放弃每一位民众，回去起码能保命。瑞典这种因检测能力过载，而让轻症自行判断居家隔离的操作，让我看到了武汉疫情早期的影子。武汉的疫情，是在“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和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的政策施行后，才迎来转机的。

斯京街拍

　　瑞典政府错开感染高峰、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的策略，是国情决定的，可以理解。可我推断，放弃检测轻症后，疫情不会好转，一人病倒，传染全家。

　　瑞典政府最初不赞成停课停航，“社会暂停的危害比新冠所带来的危害更大”；现在，随着欧盟其它成员国实施边境封锁，瑞典不得不宣布严控边境。18日，瑞典政府宣布关停中学和大学教育，23日，关闭阿兰达机场除T5航站楼外其他区域。各企业也号召员工在家办公。

　　然而，这些决策已经迟了。

　　“斯京飞国内信息共享群”两日就加满500人；国航的机票从三千多人民币暴涨至一万多，瑞典克朗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暴跌至0.68，超市内的“卫生纸“也开始被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