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3月27日(周五)
灾难时,人性可以闪烁光芒,也可以变得灰暗。
德国实行限制措施后,绝大多数民众都理解和遵守这些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规定,但德国不是“理想国”,违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譬如,日前有150人聚集在柏林城区腓特烈斯海恩的闹市广场伯克斯哈根(der Boxhagener Platz in Friedrichshain/Berlin),监管部门用扩音喇叭要求他们离开未取得效果,最后不得不把广场封掉。
在汉堡火车总站前的广场上,虽然疫情期间禁止游行,但还是有30多人打着“欢迎难民”(Refugees Welcome)、“为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打开旅店”等标语牌集会游行。
美茵茨(Mainz)某公园里甚至还出现恶作剧的“猫鼠游戏”:先向监督部门举报说有人违规聚众,等监管人员到来后这些人即刻散开。还有一位39岁的女士,不顾“禁令”,继续在eBay上登“在家提供睫毛护理服务”的广告,面对警方的询问,她说没明白禁令的意思。
这些当然还都算“小事”。
“禁足令”发布后,不得不居家的人一下子增多,家庭成员挤在有限的空间里,时间久了便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暴力大幅增加。这并非只是“德国现象”,许多采取类似限制措施的地区和国家里都面对这样的挑战。为此,汉堡市政府专门租下了一些在疫情中关闭的小客栈,用以收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前几日,德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助并制定法规,帮助大中小企业度过疫情难关。对那些真正入不敷出或有生存危机的企业而言,这些法规和措施的确是个“福音”,譬如,六月底以前,房东不得因租客交不起租金而解约。
但这也给有些公司带来钻空子的机会:体育用品“大鳄”Adidas、鞋业连锁店Deichmann、时装连锁店H&M居然也为自己的商店递交了从4月1日免租金的申请报告。Adidas去年的盈利就达19亿欧元,居然能心安理得地这么做,也是醉了;Deichman的要求更“邪乎”,不仅要求免租金,还要获得赔偿。
对此,德国舆论哗然,认为这是“恬不知耻”的趁火打劫行为,网上已出现抵制Adidas的呼吁。联邦司法部长拉姆布莱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也提出了批评。
其他欧洲国家也不消停。数日前,西班牙南部甚至发生向多辆运载年迈新冠病毒患者的车辆投掷石块的事件,肇事者还用车辆和路障堵住道路,以阻止这些从邻近地区来的患者占用本地的医疗资源。
奥地利的蒂罗尔(Tirol)分南北两部分,北部接壤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南部毗邻意大利和瑞士,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滑雪度假胜地。伊施格尔(Ischgl)就在北蒂罗尔的西边,居民人数1617,旅店床位10600。每年冬季,这里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然也成为这次新冠病毒最严重的传播源之一。
假期如果因为疫情提前结束,无疑会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地政府不顾日益严重的疫情,迫于行会的压力,没有将游客的健康和安危放在首位,延迟采取措施,导致上千游客继续停留此地,其中数百人把病毒带回了原籍,包括德国。
一个好端端的滑雪胜地,特别是那家叫“die Après-Ski-Bar Kitzloch”的滑雪酒吧,就这样被贴上了“唯利是图”的标签。据说,司法部门很有可能要对该地区进行立案调查。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是侵略者。基于这个推理,他主张政府要强大,法律要严格,执行要有力,这样才能避免人身上狼性的爆发。是这样吗?
当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荷兰的布鲁格曼(Rutger Bregman)在其新书《性本善》(Im Grunde Gut )中则提出了一个与霍布斯完全相反的理论。他认为,阻止我们犯罪和伤害的,不是所谓的“文明”或对受到惩罚的“害怕”,而是人本性中的善。
这次疫情,能促进我们思考的不仅包括人性的“善恶”,还有“大小”和“强弱”的相对性:新冠病毒很微小,但却如此强大;能造原子弹,能登月的人类看似强大,却被这微小的病毒转眼就打回了原形。
往日,教皇方济各(Papst Franziskus )如果公开发表文告,彼得广场上一定人山人海;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教皇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广场上门可罗雀。
此时此刻,笔者在想:新冠病毒们能听到教皇发出的“致全城与全球”(Urbi et Orbi)的祷告声吗?
今天意大利累计死亡人数已接近一万。
3月28日(周六)
昨天,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其对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采访。高福院士在采访中分享了中国的防疫经验,并指出,美国与欧洲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人们不戴口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美相当长时间以来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即便到现在,虽然“罗克所”领导人多少松了口,有些专家也肯定口罩的保护功能,但德国街上戴口罩的人依然不多。为何?
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