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2月28日，中超遭遇“黑色星期六”。
这一天，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
此时，距离江苏夺得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仅仅过去三个月。
就在同一天，天津津门虎（原名天津泰达）也确定无缘本赛季中超联赛，“解散”的疑云也笼罩其上。
江苏和天津的告别，为今年的中国职业足球投下一颗震撼弹 图源：新华网、记者李思明微博如果说去年16支球队解散（包括中超的天津天海和中甲的辽宁）让广大球迷感受到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新一波寒潮，那么今年这两支老牌球队告别历史舞台的传闻，则进一步震撼了中国足坛：
天津长期参加中国足球顶级联赛，是中超联赛的创始成员之一；江苏自2009年重返顶级联赛以来成绩稳步提升，不仅是不可小觑的劲旅，自2015年苏宁集团接手以来更是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最终在上赛季特殊的赛会制之年，赢得队史首座顶级联赛冠军奖杯。不过，仅107天后解散的“噩耗”就传来了，而这也创下了世界男足主流联赛卫冕冠军解散的最短纪录。
此外，中甲联赛的几支球队也因未能在最后时刻提交工资确认表而确定无缘新赛季。据《周到上海》统计，过去十年间，至少有45支球队从中国足球版图消失，而去年的退场球队数量和今年的退场球队知名度，尤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国职业足球环境的关注和问诊：为何在中国足球进入“金元时代”、一度被称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球队从职业足球版图消亡，甚至连老牌球队也不能幸免？
冠军退场，谁之过？
众多球迷认为，去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其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疫情影响下，各俱乐部投资方的主营业务不可避免受到重创，普遍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在优先保障自己主营业务的目标下，足球版块自然成为率先牺牲甚至舍弃的对象。
去年中超联赛开赛前夕，就连被普遍视为资金雄厚的球队，也存在拖欠或推迟发放工资与奖金的现象。过去一段时间，除了确定告别中超的江苏和天津，重庆、河南、河北等中超俱乐部和众多中甲、中乙俱乐部也在苦苦挣扎、艰难求生，莫不与投资方的经营困境导致融资困难、投资意愿动摇相关。
除了投资方，作为中国体坛最具商业价值赛事的中超联赛本身的营收也大受影响。2020赛季，中超公司整体营收暴跌9亿元，缩减到7亿元，而实际到账更是只有4亿元，堪称断崖式下滑，各家俱乐部自然无法享受到2019年那般高达平均6500万元的分红。
而被迫空场进行的“赛会制”中超联赛导致票房损失最为惨重：2020年中超联赛16支球队平均票房损失达到3000万元以上，而广州队、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等头部球队损失最为惨重，每家俱乐部整体营收至少缩水2亿元。联赛和俱乐部自身难以创收，只会更加坚定投资方退场的决心。
疫情期间，因各项改革和“新政”备受争议的中国足协，也成为众矢之的，被相当一部分球迷视为俱乐部解散潮的“直接责任人”。一方面，去年中超职业联盟的筹备停滞不前，一度引发职业联盟牵头人、广州城俱乐部（原广州富力）投资人的不满，后者曾直指中国足协“不愿意放权”、“不想失去中超这个蛋糕”，自然打击了那些本希望自主管理联赛事务的俱乐部投资人的热情。
另一方面，中国足协在去年12月提出的压缩俱乐部总支出、球员限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新政，更是在广大球迷中引发争议，不少球迷抨击这些新政不仅进一步打击了俱乐部投资方的投资动力，更会大大降低联赛本身的观赏性和市场关注度，令好不容易火爆起来的中超联赛“一夜回到解放前”。
“金元足球”？走向“反市场”的“伪职业化”
但这些解读，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诊断这一波退场大潮。
从经济大环境来说，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疫情更是直接影响了经济环境，但全球均处于经济低潮期，各国足球联赛、尤其是欧洲五大联赛受到经济环境和疫情的冲击并不比中国职业足球少，诸如去年好不容易复赛的英超联赛至今仍在空场进行，但也并未出现所谓的“退场潮”和“解散潮”。
从足协新政来说，如果新政是一剂起反效果的“猛药”，又如何解释新政正式实施之前的2020年16队消失，还有之前更多球队的难以为继、成为历史？
事实上，正如不少中国足球关注者早已隐隐感知到的那样：疫情和足协新政不过是提早击破了早已不正常的市场泡沫，相伴而生的俱乐部解散潮，也不过是潮水提前褪去后暴露的“裸泳者”。换言之，疫情也好、足球改革也好、经济环境也罢，与其说是问题的缔造者，倒不如说成为提早曝光问题的催化剂。
真正的问题，则在于职业足球联赛27年来越发走向“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而“金元足球”在市场繁荣的外衣下，进一步催化了这一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稍有常识的朋友都知晓，市场经济环境下，小到一家足球俱乐部，大到一个职业足球联赛，健康的运营模式是自给自足、自我造血、持续发展。然而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众多俱乐部自身甚至难以实现收支平衡，遑论盈利，其生存完全依赖投资方持续不计回报的“输血”：
1994年至1998年，甲A联赛霸主大连万达投入总额达3.5亿元，累计净亏损达2.5亿元；2010年至2020年，许家印为恒大足球投入130亿，亏损73亿。与欧洲俱乐部同期的2018-2019赛季，中超各俱乐部平均亏损更是高达4.4亿元。
无论是“金元足球”时代，还是此前的低投入时代，都如同王健林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足球是滚动的黄金，是烧钱的游戏，投资足球不会赚钱，说赚钱的必定是骗子。
对于中超、中甲甚至中乙俱乐部来说，相比于巨额的俱乐部投入，球队门票收入、商业赞助、周边产品销售和中超公司分红等营收来源（对于非顶级联赛球队几乎可忽略不计）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当俱乐部本身成为亏损的“黑洞”时，投资方的投资动机主要源自足球带来的企业品牌和广告效应、俱乐部所在地政府可能的“政策红利”。
然而，无论是品牌和广告效应，还是潜在的政策扶持，都无法与可预期的市场收益划等号，尤其是这种不确定的效应和红利可持续性并不长、也未必能弥补水涨船高的俱乐部成本。
2017年年初重庆力帆正式转让，原投资人尹明善（左）表示自己“真的撑不住了” 图源：澎湃新闻
相比于英超曼联俱乐部10年吸金13亿英镑替老板还债，阿森纳俱乐部10年间自给自足、无需投资人投入分文，中国不少俱乐部的运营模式显然难言符合“市场的逻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换做其它任何行业，恐怕没有企业会一年净投入超过4亿元的“广告费”和“公关费”。
如此畸形的市场环境之所以能持续20余年，主要在于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的球迷基础和社会关注度，这也是众多投资方对品牌广告效应和政策红利抱有期待的基础。例如，王健林的企业名号随着甲A联赛霸主大连万达队逐渐打响，1997年万达房产从年利润仅1000万的旧城改造企业，变成了销售额近30亿的知名企业。
但在2002年世界杯之后，国家队成绩陷入低谷，出现了人才断层，“假赌黑”现象愈演愈烈。本来因国足首次进入世界杯燃起更大期望的球迷反而失望越大，对职业联赛的热情与日俱减，不断下降的比赛上座率也令各俱乐部投资方顺势缩减投入和球员薪水，2006年初中国足协更是发文限定球员最高年薪不得超过100万元。中国职业足球第一次感受到了“反市场化”生态中的低潮期。
然而面对越发火爆的五大联赛，逐渐与中国拉开差距的日韩联赛，中国球迷内心深处始终希望中国足球能凭借联赛的复兴而真正崛起。
2010年，恒大集团抓住了广大球迷的这一心态，入主刚刚降级的广州足球俱乐部，一次次以刷新纪录的转会费和年薪引进国际顶级外教、外援和本土国脚，仅三年内便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随后更是创下10年8夺中超冠军和两夺亚洲冠军的纪录，迅速由“土豪”变为中超联赛第一豪门和亚洲最成功的的球队之一。
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足球格局，也令其它传统豪强和老牌俱乐部无法安于现状，纷纷效仿，集体将中国足球带入“金元时代”。2017年，中超联赛冬季转会支出超过4亿欧元，球员平均工资更是跻身“世界第六大联赛”水准。
2006-2021赛季中超联赛冬季转会支出变化 来源：德转中国区管理员朱艺
一如当年的大连万达，恒大集团借助广州恒大的足球招牌，实现了主体业务和品牌知名度的迅速攀升，但“金元足球”时代也为中国职业足球新一轮寒冬埋下了隐患：广州恒大异军突起之后，各地球迷对职业联赛和其支持球队观赏水平的品味和期待越来越高，各家俱乐部不得不持续加强版的烧钱模式，砸重金竞相购买顶级外援和本就稀缺的优秀本土球员，以维持其现有竞争力并满足本地球迷和社会各界的期望（毕竟这才是俱乐部真正的“市场价值”所在）。结果，球员的身价和薪酬水平持续攀升，大幅度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