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去年5月25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他被警察以膝盖跪地方式压迫颈部超过8分钟之后死亡，现场路人拍摄的视频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抗议潮。

　　按照《纽约时报》的统计，各地的抗议在6月6日达到最高峰。那一天，多达50万人走上了街头，重点城市比如费城和芝加哥的人数分别超过了5万和2万人。而从5月26日到6月6日，总计超过1500万到2600万人参加了抗议，大致相当于美国成年总人口的6%到10%。

　　目前涉事的4名警察中，主犯肖万经过州法院的审理之后于今年4月20日被判定三项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将会于6月25日宣布刑期。5月7日，在联邦层面，大陪审团也通过针对肖万和另外三名警察的起诉，将进入审理阶段。如果也被定罪的话，肖万的刑期就还会延长。

　　以弗洛伊德事件为触媒，美国发轫于2013年的“黑人命也是命”这一社会运动得以席卷全国。运动的源头是在2012年的时候，佛罗里达州一名走访亲戚的17岁黑人高中生在和社区安保志愿者发生冲突后被杀。案发时该高中生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最后开枪方被无罪释放。居住在加州的一名社会工作者Alicia Garza首先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贴出了“黑人命也是命”（BLM）这一口号。

　　通过检索新闻媒体数据库（GDELT）可以看出，相关媒体对于“黑人命也是命”的报道在2013年出现一个高峰之后就基本归于沉寂。直到弗洛伊德事件出现，在2020年六月份抗议高点和今年四月份肖万被宣判的时候各自出现两个高峰。

　　如果把检索时段拉近至去年，可以看出在2020年8月底和11月中旬的时候还出现过两个小高峰。前一个是因为在8月底的时候威斯康辛州一名黑人在自己的车边被警察射杀，当时他的三个小孩在车里目睹了整个过程；后一个则是大选期间关于种族问题的争论。

　　如果把美国媒体和英国，中东，俄罗斯，德国以及日本的媒体相比较，可以看出美国之外的这些主要媒体大致是从2017年才开始关注这一运动，报道比例总体也低于美国自己的媒体，显示出这更多还是一个美国的内部问题。

　　就弗洛伊德事件本身来说，随着肖万被定罪以及最后量刑，基本就将画上句号。不过围绕“黑人命也是命”这一社会运动本身所激发的各种争论在美国民间却会延续下去，中长期不会看到根本的解决方案。

　　最能反映出美国国内对立思潮的一个表现是在“黑人命也是命”的过程中间出现了“白人命也是命”以及“所有命都是命”的对立口号。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如何整体评价美国警察的执法行为以及美国现在是否还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

　　关于警察执法，特别是在使用枪支的情况下不同族裔所受到的影响，《华盛顿邮报》有专门的数据库追踪。下面这张图显示黑人中每百万人被警察枪击致死的比例是36人，西班牙裔是27人，白人是15人。也就是说发生在黑人身上的几率是白人的两倍多。

　　不过分歧和争论也由此而起，而且直接关系到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系统性歧视的问题。正方会将上述数据视作警察歧视黑人的证据，反方则认为上述数据只不过是黑人群体中不良行为率更高的一个结果，和警察执法尺度无关。

　　判断系统性歧视是否存在，个人在美国生活的主观感受很难成为判断的依据。笔者在这里只举两个法律体系层面的例子。

　　美国80年代的时候毒品泛滥。1986年马里兰大学篮球校队的明星球员Len Bias在NBA选秀大会上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挑中之后几小时就死于吸毒过量，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进入大众视野。

　　作为里根向毒品宣战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在几个星期后就通过了反毒品滥用法(the 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不过吊诡的是，在该部法案中，持有5克快克可卡因的最低刑期是5年，而如果是换了可卡因粉(powder cocaine)，则只有在持有500克的时候才够得上5年的量刑标准。两者的量刑标准差距是100:1。

　　个中缘由就在于快克可卡因的纯度不够，价格相对低廉，使用者主要是黑人和穷人。普遍更有钱的美国白人更多地时候购买的则是纯度更高的可卡因粉。

　　美国民权联盟2006年的一个报告显示，也就是在该法案通过20年之后，虽然黑人在美国使用毒品的人群中占比是15%，但是在因为持有毒品而被逮捕的人中占比达到37%，因为毒品而被定罪的人中占到59%，被判入狱的人中占到74%。即使单纯在快克可卡因的使用人群中，虽然黑人占比只是34%，但因为快克可卡因而被定罪的人中黑人占比却高达80%。这种不平衡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到了2000年，被判入狱的黑人的数量超过了接受大学教育的黑人的数量，直接加剧了黑人社区和家庭的解体和衰败。

　　类似这样的法律并没有有效遏制当时美国的犯罪率，所以到了1994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进一步加码，又通过了控制暴力犯罪和执法法（the Violent Crim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 ）,不仅增加了可以判死刑的60条联邦控罪，还添加了连续三次犯罪之后直接判无期徒刑的规定，俗称“三振出局法”。这样一来甚至出现了小偷小摸有案底的人第三次被抓住之后，仅仅因为就偷了一个几百美元的高尔夫球杆也被判无期的现象。不出所料，受到该法律冲击最大的群体又是黑人。

　　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不平衡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会在2010年对持有毒品的量刑标准做出修改，但也仅仅是把之前100:1的差距缩小到了18:1而已。

　　第二个例子和住房有关。在美国1954年从法律层面开始逐渐废除种族隔离之前，各地曾经从1909年开始通过了大量的住宅区限制法案(zoning laws), 禁止黑人和白人之间进行房屋买卖，在事实上将白人居住区和黑人居住区分隔了开来。

　　联邦最高法院在1917年的Buchanan v. Warley一案中，判定这类法案违反了内战之后制定的第十四修正案对契约自由的保护，从而无效。但各地很快找到了变通办法，将大量住宅用地规划为只允许建设独栋别墅，而不允许建设联排别墅或者公寓楼群。

　　从价格上来讲，独栋别墅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住宅，这样通过利用白人和黑人之间历史形成的经济收入差距，在事实上也达到了尽可能将黑人排除在所谓高档住宅区之外的效果，尽管不是之前那样百分之百。

　　另外，由于美国公立学校的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所在社区的房产税。房价高，税收就高，学校的资金就充裕，就有更好的办学条件和师资。黑人买不起独栋住宅区的房子，自然也就无法在好学校里面就读。没有良好的教育就谈不上在就业市场上拿到更好的薪水，他们的后代也就一样住不起好学区，上不了好学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即使是自诩在理念上支持种族平权、反对种族歧视的自由派当中，一旦遇到是否愿意向低收入群体开放自己的高档社区，混合居住这样的问题，一样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

　　这两个例子只是目前美国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依然没有清除种族壁垒的冰山一角。虽然相比上世纪60年代以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隐性和间接歧视依然是笼罩在包括亚裔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群体身上的一张难以穿越的大网。

　　在目前的讨论中，很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仅仅是技术上的改变,比如让警察佩戴执法记录仪和给黑人大学录取加分这些策略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族冲突。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次“黑人命也是命”的运动中并没有出现。一些地方号称要彻底撤销警察局的方案反而把讨论引入了道德化的死胡同。

　　事实上早在30年前，E.J. Dionne Jr.在展望美国20世纪最后10年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二战之后形成的自由与保守两派意识形态阵营正在失去指导政治实践的功能。面对1970年代滞涨出现之后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两派的政治家都没有太多有效的解决办法。

　　佩洛西等民主党人在国会大厦单膝跪地，向弗洛伊德默哀。

　　在选举当中，为了动员抢夺更多的选票获胜，只能够日益诉诸各种道德化的标签和选民情绪。具体福利问题演变成了支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立场之争；什么情形下允许堕胎的政策问题演化了成了是支持女权还是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增减税这样的财政技术问题变成了仇富和保卫市场经济之间的对决。

　　如此种种，其间虽然有冷战红利以及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繁荣，但政治上的僵化和道德化不仅让更多的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也忽视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比如放任美国公司在全球化中逐利而导致国内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焦虑进一步引发在文化和社会议题上的更多对立，才在2016年给了特朗普可乘之机。

　　回到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在目前美国的国内氛围中，实际上很难展开实质性的讨论。关于警察具体情况下如何掌握执法尺度的探讨很容易就能上升为试图抹黑警察或者支持警察歧视黑人这两种无法调和的立场之争。

　　这也就难怪《华盛顿邮报》一位编辑在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之际的反思文章中，借一位作者之口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依靠不平等才能生存，只有依靠一个底层阶级才能生存，那么美国大公司内部现在正在对员工们如火如荼开展的反种族歧视教育还能够帮助到哪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吗？

　　参考资料：

　　【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investigations/police-shootings-database/

　　【2】https://www.aclu.org/sites/default/files/field_document/cracksinsystem_2006102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