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慧敏
引言
因为之前写过一个与《朝闻道》有关的文章(如果现实中出现刘慈欣《朝闻道》中的真理祭坛，你会走上去吗？)收到许多人的好评或差评。在阅读这些评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大刘以及受大刘影响的自己十多年的人生作了许多思考，一些想法便慢慢积累下来，最终想到通过大刘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作为线索。
在我看来，大刘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所能达到的巅峰：通过一场又一场宏大叙事来印证一种虚无主义，让读者感受到人类思维与肉体的渺小。这种渺小感让大刘感到恐惧，他一直在寻找出路，目前的答案是：只有融入到某“超级文明”中才是终极解脱，或是通过“迷上什么东西”的“忘我”来实现对痛苦的回避。
大刘作品中的女人大约分为四类：一是没有性别特征的为某种宏大使命献身的冷血人，她们为了这个宏大的使命不惜牺牲许多人类个体甚至自己的利益，在大刘心目中算是拯救世界的“神人”角色；二是过分圣母心的“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她们只关注眼下的慈悲，结果长远看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牺牲，在决策过程中许多时候会与做与“神人”相反的决策，最后成为第一类人的陪衬，但至少算得上“圣人”；三是毫无理性思维完全情绪化的庸俗之人，她们代表了最广大的凡人；在此之外，与“圣人”相似的，是类似于“赤子”的（心理上的）未成年人（一种通俗的说法叫“萌妹纸”），她们因为某个神人或超级技术的保护而不需要面对“现代人类的各种挣扎”，生活无忧无虑，因为不需要做困难的抉择而显得道德上没有污点，她们的这种“白衣飘飘”的圣洁是建立在“神”或“神人”们牺牲的基础上的，是脆弱的，是经不起任何“真实”的考验的，但同时又是大刘及各路“神人们”想要去保护的，是许多男性年少时暗恋或明恋的对象。这是大刘眼中的女性，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多数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期许或认知。以下举大刘的十部作品为例来做一些细化阐述。
十部作品简介
《坍缩》（1985）中展现了一个女工程师，她的工作是负责显示屏，她的台词是情绪化的、琐碎的：
相较之下，作为22岁的刘慈欣理想化身的长者丁仪则是睥睨一切的神人的形象，他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活在两个世界”，在他面前省长可以“像一个小学生那样顺从”。这种孤高从那时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国2185》写于1985年，那时国人刚开始比较大规模地接触英语及其背后的文化，所以文章中许多对话显得很“翻译腔”。“新时代年轻人”想要推翻婚姻制度的行为看起来也很西化，但表面不等于本质。作品通篇将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女主说成是小姑娘，认为她之所以能上位完全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一人一票”，认为她本质上仍然是幼稚的情绪化的弱者（赤子），将她的统治描写成是“在超级智能的帮助下小孩子也能做的事情”。
《微纪元》（1998）展现了大刘心目中的天堂：资源极大丰富，用大刘的话说就是“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个世界中人们没有烦恼，与爱情有关的忧郁成了“远古时代的遗产”，他们声称自己继承了宏时代的一切，但在讲到哲学时竟然只会背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夫子也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赤子”），没有人讨论“死亡与生命的意义”，没有人讲死亡恐惧。避而不谈死亡的文化是个体性薄弱的文化，而他所创造的个体性极不发达的天堂只能反映他并不理解个人主义，其内核还是中国文化那一追求“心安”、“宁静”的植物般的人格。在这样一个人类个体在超级智能面前变得毫无意义的时代，让女性成为“首席行政官”完全不是因为进步而是退步——反正是一人一票，所以论证谁来做代表毫无意义。这个绝对阴柔的情绪变化极快的女行政官的角色与男性先行者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无忧无虑，对一切都毫无敌意，思维单纯得如同幼儿，后者则为了保护前者的纯真（无知）而杀死整个飞船的人类胚胎，与其说这是人类“从邪恶时代到善良时代的进步”，倒不如说是从智慧向野蛮（无知必然导致野蛮，技术再先进也毫无意义）的倒退。
《光荣与梦想》（1998）女主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圣女辛妮。支持辛妮跑到最后的是一种信仰，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人民的生命的一种信仰。大刘不止一次表现出自己对于这种精神的崇拜，对于有这样“大义”的“侠之大者”的无性别特征的人的敬仰，他或许曾经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寻找过这样的人，但从来没有成功过，越是找不到，越是一次次将自己的这种对于找到道德完人的渴望展现于作品中。
《带上她的眼睛》（1999）女主角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神秘而完美的圣女，她有着诗人般的天真与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及对自己事业的忠诚，在得知自己将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盒子里面度过余生之后，又表现出一种神一样的决绝的冷漠——不是对人类决绝，而是对自己，她没有允许自己哭泣或崩溃，反而向几千公里之外的人类世界讲出了看起来极度理性的话语：
要么是大刘不够了解人类的脆弱，要么就是不愿意承认，要么就是女主失联的时间来得足够早以至于还没来得及崩溃，反正，男主最后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只能是一个安慰而已。（这女孩也曾经是我的偶像，我曾经长久地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直到2015年的愚人节，我陷入完全的崩溃，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走到一片悬崖的旁边，沉默了很久，后来又回家了。在那之后，我开始慢慢学习个体心理学，关注与人的深层幸福有关的话题。(2014年你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2000年六一前夕刘慈欣女儿出生，之后大刘作品中开始出现“女儿”这样的形象，这些“女儿”的形象无一不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完美的不被情绪影响的“神人”（如《朝闻道》与《圆圆的肥皂泡》）。但直到他获得雨果奖，他的妻子与女儿还是没有读过他的书。他经常拿这事情来调侃（参见上述链接），就像《朝闻道》中丁仪对于“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学占据了”的调侃一样，我猜测大刘最想说的是“对此我心里很痛苦”，但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真的相信——有那样宏大思维的一个神人，他怎么可能为世俗的事情痛苦！
《朝闻道》（2001）描写了作为“凡人”的妻子方琳与作为“神人”的丁仪与女儿文文。方琳完全不理解丁仪的一切，虽然丁仪做过交流的尝试（“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学占据了，只是努力挤出了一个小角落给你们，对此我心里很痛苦，但也实在是没办法。”），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但妻子除了一句揶揄（“这话你对我说过两百遍了”）之外没有体现出任何共情，甚至还说了一句极度小家子气的“只要它的性别不是女就行”，她对于任何抽象的东西毫无兴趣，满脑子只有世俗的低级的东西，只要“全家人难得地聚在一起”轻易就能“很高兴很满足”；作为补充，同样小家子气的松田泉子（未生育版的方琳）在丈夫殉道时选择了殉情。
《球状闪电》（2001）中的林云与俄罗斯武器专家算是用心刻画的有背景有历史的代表了“神人”的女性。在这部作品写作过程中，大刘本人被误诊为肿瘤，他选择独自承受而没有与现实中的任何人讨论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却在作品中将两位他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刻画为慈母形象，并让“集美丽与智慧为一身”的林云为精神孱弱的男主“陈博士”以最终的灵魂救赎。
与方琳及松田泉子类似，代表陈博士之妻戴琳特征的是两句烟火气十足的、满含习得性无助的台词：
与
《圆圆的肥皂泡》（2004）对妻子与女儿都作了神化，丈夫对妻子的盖棺定论体现在他对女儿的训诫中：
这个妻子在女儿幼儿园大班时殉职，某种意义上有点儿像某种理想的幻灭——或许当大刘与同为工程师的妻子携手走进婚姻时，曾经幻想过她可以与自己一样胸怀天下，但随着女儿的出生，“生活的列车突然由慢车变成特快”、“旅途的枯燥使他麻木了”（来自《思想者》），他对一个“理性的妻子”的所有幻想，可能也由此归为虚无。但他并不想完全放弃幻想，而是将之放到了刚上幼儿园的女儿身上，他想象女儿凭借自己对科技的热爱成为“年轻的亿万富翁”，但在爱情上一片荒漠，除了父亲之外没有任何亲密的男性友人。
《肥皂泡》还标签一位女主持人是“外形漂亮口齿伶俐头脑简单的那一类”。这也算是男性对漂亮女性的一种共有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在这样的女性身上寻求一种优越感，同时又极力否认自己与他们的相似之处。
《思想者》（2005）中事实上有两位女性，一位是没有性别特征的为科学献身的无欲无求的女天文学家，另一位是男主未曾出场的妻子。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他”与“她”。两人都没有性别特征，没有性欲，其实换成任何两个人，甚至两个机器，都是一样的。他结婚了，而“她”是否结婚都没有交代，他可能也从来没问过，因为如果不问，他就可以假装自己心仪的“白衣飘飘”的女神是永远贞洁的存在。他的妻子则是一个最普通平凡的女性，除了“枯燥”与“疲倦”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影射他的婚姻，“妻子”只是一个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任何个性特征。
《三体》（2006）中的叶文洁与林云有许多相似之处，幼时丧失至亲，体验过伤害与被伤害，拥有天分，慢慢变得冷血，内心有对善的向往，但并未那样认真地思考过“善”、“道德”这些概念，只是凭着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得出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鲁莽的结论，并由此认为自己是先知，认为自己担负着拯救人类的沉重使命，并由此以自己的方式奋斗至死。虽然从表面上看她的一个决策似乎间接导致了人类文明的毁灭，但她的动机却是为了拯救人类，这与圣母程心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某种意义上，说程心是“圣母”不如说是“赤子”更为恰当，她的一切都是源于“身不由己”，一个事实上从未有过亲密关系的神一样的男子将她推到了世界之巅，但她依然是一个软心肠的情绪化的看不懂大局的小孩子。
救赎
“个人终有一死”决定了个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注定了每位个体、每个文明都在寻找终极关怀。
中国人一直在父母身上寻找终极关怀，而父母只是有限的普通人类个体，结果人们一次次在父母身上感到绝望，又一次次寻找替代父母的新的权威，找到“圣人”，找到“神人”，找到《三体》、《朝闻道》、《诗云》、《低温艺术家》中的“更厉害的文明”，然后为之奉献一生，这是传统中国人的终极理想。这种理想的极致是叶文洁、罗辑、云天明与程心，但即使是他们，最后也在二向箔或宇宙必然寂灭的“天道”中最终化为虚无。
所以虽然情感上有向往，大刘又觉得这种修齐治平的想法是荒诞的，觉得人类文明所承载的一切在一个“更高的力量”面前毫无意义，所以他最终走向了道家，想追求一种“无忧无虑”的连“恋爱的忧郁”都不用承受的“赤子状态”。“赤子”的意思是刚出生不到4个月皮肤呈现红色的初生婴儿，他们因为“什么都不做”而没有污点，但同时他们的清白又是极其脆弱的，所以大刘一边向往着“赤子”，一边又嘲笑自己这个想法的幼稚，所以曾经“白衣飘飘”的沈静、程心、林云、女天文学家都要么死在最“纯粹”的年代，要么终身与其倾慕者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在其倾慕者心目中永远保持处子之身，唯一看似非处女的《中国2185》的女主只被提及“有孩子”，但她的一切言行举止，包括后面“与孩子们的心灵感应”，仍然是“赤子”的特征，仍然是去性别化、去成人化的。
大刘渴望从有着纯粹灵魂的“神女”或“圣女”身上获得救赎，但又不真的想被救赎——所有“白衣飘飘”的圣女与男主都未能在生活中产生任何交集，唯一符合理想的《肥皂泡》中有着宏大理想的妻子一出场就去世了，《三体》中的神人罗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做妻子，但他没有选择任何神人或圣人，而是选择了代表“赤子”的庄颜。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刘本人对于婚姻生活的恐惧，害怕琐碎的生活打破他对完美女神的幻想，另一方面，大概也体现出了他对于真实世界女性的不信任——他没有见过任何能够深刻理解他的人，所以也不相信这世界能有任何真实的女人拥有理解男人的能力，特别是像他这样孤高的每日仰望星空的人，一个信仰“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的男人。他的现实世界一片虚无，只能寄希望于幻想，在幻想的世界中，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来拯救世界，或是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包括大刘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都是认为“智慧”与“人的爱情”是必然冲突的两个概念。这源于中国式智慧的无私性和爱情的排他性之间的必然矛盾。我们看武侠片听到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为了大义断情绝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豪言壮语，许多人讲到“女博士”都会用到“灭绝师太”或是其他非人的比喻。但这种豪言壮语背后，仍然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恐惧面对“人生而自由”的真相，恐惧“人不仅应该，而且只能为自己负责”的孤独的痛苦。
而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爱情许多时候是个体从蒙昧走向成熟的分水岭，人们在爱情中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变得更独立。这里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大概就在于自我认知的不同：为“关系”而活还是为“我”而活。精神不独立的人一想到“爱情”就担忧“从此我要为了这个关系牺牲点什么（时间或物质）”，思想独立的人想的则是“这个关系能够给我带来什么”（这也是《纸牌屋》中Claire的台词。）关系本位的文化必然是弱化个体的，它视未能缔结关系的个人为无价值的、虚妄的、非存在的（如单身的人自嘲为“单身狗”），只有置身二人关系、家族关系、同学朋友关系，乃至“为国为民”这个级别的关系中，这个人作为“人”才有意义。西方人眼中的女科学家反而是“就算正在执行任务也不忘记用爱情滋润自己的身体与灵魂”的人，是完整的、活生生的、有性欲的，充满了女性魅力。一个科学家本来可以有情有爱，甚至，正是被大刘所恐惧的想要消灭的那些“情绪化”的东西，才是使多数有创造力的人拥有创造力的巨大动力来源。
西方人也经历过将一切托付于上帝这个蒙昧阶段，但后面又一点一点将权杖从上帝之手夺回了自己的手中，论证出“人（先验的自我意识）为自然立法”，并认识到终极关怀不在父母和圣人那里，不在披着科学外衣的“神人”那里，不在外星人那里，而在每个人的精神之中。反映在西方思想史上，就是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即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我”，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注意，这不等于极端利己主义，而是说人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发扬自己的主体性来理解世界，理解一切对象。邓晓芒先生认为，“科学精神”不仅是简单的“实事求是”、尊重事实，更重要的是，科学并非一个所谓“绝对客观的存在”，而是“人通过理性的活动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的世界’，是现象界…如果忘记了人的这种自由，那就是忘记了理性主义的根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朝闻道》所展现的外星人只是披着科学和物理学术语的鬼怪，本质上与神魔并无区别的缘故。而这篇小说中所提到的上祭坛等情节，尽管很悲壮很煽情，但这与科学精神没有半毛钱关系。大刘，包括许多中国人，都把科学和物理学术语想象成一种即使不理解但也绝对应该服从的东西，并从这种奴隶般的服从中解读出一种虔诚和自视甚高（“常人和庸众根本理解不了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的说法多次展现在其书迷对科学家的评论中），这就把科学精神搞的太生硬、太保守了，因为它没有立足于每个人个体的理性和自由。
大刘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到自己生活在偏僻的“房价只有3000多块的”小地方，每年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奔波于大都市，偶尔也曾经出过国，所以“什么人我没见过”，他觉得自己的作品表达的人物形象单薄只是因为缺乏写作技巧（刘慈欣访谈），就像他认为现在的各种社会乱象只是“科技还不够发达”一样（刘慈欣在法兰克福的访谈），他觉得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潜在地认为写作技法可以解决他不擅长塑造人物的问题。但事实上，就如他日日与妻子女儿相伴但并彼此互不理解一样（刘慈欣访谈），“见过许多人”不代表他理解任何人，“许多人”也并不能代表“许多种类的人”，比如，他无法想象真正的男女平等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一个不期待被强者拯救的、完全凭自己的理性而活的人是什么样子，无法理解democracy除了走向“一人一票”的民粹之外还有怎样的可能（例如《中国2185》及《三体》），也无法理解一个比工程师更高级的上帝是什么样子。他可能听说过“为自己而活”这样的口号，但对他来说，他所能想象到的“为自己而活”依然是为了“自己的某个特定的‘兴趣’”，而不是“我”——这个可以不断发起对世界的诠释的精神本身。不管“融入神圣”还是“忘我地投身于某种兴趣”，本质都是类似“涅槃”的对个体的消灭，都没能认识到个体的“人”的价值。
未能实现超越不是刘慈欣的悲哀，这是一个文化的悲哀。但庆幸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理解这些概念，正在理解自己对自由的恐惧与渴望，正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大刘本身也是个高贵的一直在求索的人。
我的反思
大刘至今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超级文明”身上，恰如我人生中有整整十二年，将希望寄托在大刘的身上。
我从7、8岁开始因为一本讲星图的书（好像叫《数星星》）而仰望星空试图辨识出所有星座（但是至今只成功辨识出不到10个），在19岁生日那天下载了包含大刘20年全部作品（从1985年的《坍缩》到2005年的《思想者》）的《刘慈欣科幻全集》。从他的作品中我第一次从理性感性两个层面共同深刻地感受到宇宙之大，第一次对“仰望星空”产生更强烈的激情，在读完他的作品之后听到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时感到更深刻的感动，到2011年读完《三体》全集之后又是人生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对着虚空的某位神明匍匐在地顶礼膜拜的冲动。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又上网搜了与大刘有关的许多信息，他的童年，他的婚姻，他的女儿，访谈录，在这过程中不止一次，我有一种“这样去讲他的不足会不会显得充满恶意”的想法，这想法甚至多次将我从书写的欲望中抽出来，要我停笔，甚至要把这整个文档都要删除的意思。但最终，我依然认为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不仅代表了他自己，代表了多数中国男性，也代表了许多女性，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世界观。我在那些纷繁的信息中看到一个善良的努力想要做些什么的一个心怀悲悯的慈悲的形象，但这慈悲的背后又有着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冷漠。
他的星空将我从世俗的琐事中拯救出来，但进入的又是一种虚无——如果人类如此渺小，在更高级的生命面前只是食物甚至连食物都不配的蝼蚁，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在阅读《刘慈欣科幻全集》之前，我读过遍数最多的作品是《红楼梦》，后来大刘代替了曹雪芹。我以为如此“现代”的着眼“未来”的大刘可以指引我离真理更近一些，但最后发现，他们的共性是走到虚无主义之后戛然而止。曹雪芹的解药是“削发为僧”，大刘是“用仰望星空来逃避对现实的思考”（来自刘慈欣访谈）。
所以在读完《三体》之后我曾经用超过半年的时间反复抄写许多佛道经典，受这些典籍及大刘、王晋康、宝树等许多科幻作家的影响，经常地也会产生“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独感与神圣感，以及“如此无意义，我为何还要存在”的虚无感。某种意义上，这种孤高与虚无主义正是从中国文化出发探索世界的人很难不经历的一个环节。
至少10年的时间，大刘是我生命中的灯塔。一直到29岁系统地学习、思考个体心理学，在做心理咨询之后听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真实的故事，才开始慢慢对曾经的信仰产生怀疑，才发现“自甘平庸”或“甘于愚昧”并不是普通人的常态，常态是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生命的真相。中国文化的背景导致我们很难实现对虚无主义的超越，但每个人都确确实实在努力着，宗教也好，科学也好，“超级文明”也好，“星空”也好，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信仰，都在寻找关于生命的终极救赎。
到30岁末读到黑格尔，发现“生命的意义”并非像《朝闻道》的排险者说的那样不可知（“我怎么知道。”排险者喃喃地说。）31岁再回头梳理刘慈欣的作品，突然从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看到了一种统一性，看到了大刘的人生，看到他的痛苦与迷惘，一下子想到尼采的“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并不代表信仰的崩塌。
基督教讲“一切崇拜偶像的信神者都不是真信”。
真正的信仰终归要回归“我”。只要信仰一个具体的有限物，去“仰望”星空或是偶像或是任何的他者，个体就必然无法返回自身审视自己。
杀死偶像，“我”才能真正立起来，最终将“我”放到那个原先放置偶像的地方，成为自己的上帝。
而人类的尊严，正体现在每一位个体的努力求索之中，包括大刘，包括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