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于自己的新闻是“假新闻”！不利于自己的科学是 “假科学”！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垃圾”！谁出钱，谁负责制订游戏规则！这里是哪里？这里是美国。是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吗？不妨去看看美国前任官员是怎么说的。

　　戴维·迈克尔斯（David Michaels）于2009年至2017年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劳工部助理部长，负责领导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是该机构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官员。在此之前，他曾在克林顿总统手下担任能源部助理部长。他目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凭借这一特殊身份，他在《怀疑的胜利》一书中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弊端。在气候变化、药物成瘾、肥胖、空气污染、脑损伤等问题上，美国政府行为缺位，并且以这样的论调为他们的不作为进行辩解：科学结论尚不明确，数据尚不完善，还需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烟草、汽车、食品、医药等行业为了自身的利益，雇佣一些唯利是图的科学家，借他们之手混淆视听。这些行业不断攻击真正的科学，挑起对现有科学证据的怀疑，来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目的。

　　一、“生产怀疑”动摇科学既定事实

　　今天，如果一家企业卷入负面风波，某件产品遭遇安全上的质疑，很少有哪位首席执行官能站出来说：“我们会聘请最优秀的科学家彻查这一问题。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该产品确实存在隐患，我们将立即停产。”

　　实际上，面临危机的大部分企业会选择一条相反的路。它们似乎会本能地抛弃道德，否认指控，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产品，集中火力攻击那些揭露问题的科学证据。

　　大家或许对企业唯利是图的举动不感到意外，毕竟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我们不指望商人能像科学家一样行事。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科学家应该是公正、无政治立场、不参与利益纷争的。非常遗憾，本书将打破这一认知，剑指那些善用科学盈利的“科学家”，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产品辩护行业”——这一行业纠合了徒有其名的专家、巧舌如簧的公关、游走政坛的说客，他们共同炮制伪科学来服务雇主。

　　当波士顿大学的脑研究发现，在受调查的111位美国前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球员中，有110人的大脑存在慢性创伤性脑病（CTE），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聘请了自己的科学家来驳斥这些令人不安的发现。

　　当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和美国国家毒理学计划（NTP）将饮酒与某些癌症联系起来，酒类行业还在辩称这些联系是不确定的，并加倍强调“适度饮酒有益健康”。

　　当某一公司的产品、原材料或生产方式被指控存在隐患——例如释放有毒气体、污染水源，赏金科学家就负责整合出一套科学依据，证明这一产品、原料或生产方式其实没太大问题。这些“专家”会炮制出光鲜亮丽、煞有其事的报告，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已通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当然，参与评议的同行也都是拿工资的“枪手”）。

（烟草高管于1969年写下的一段话，图片来源：Smoking and Health Proposal, 1969）

　　迈克尔斯将企业的这一策略称作“生产怀疑”，这源自烟草公司一位高管在1969年写下的一段话。这位高管坦言烟草行业决心反击一切对他们不利的科研结论，拒不承认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他写道：“我们生产怀疑，因为只有在普罗大众的心里撒下怀疑的种子，才能动摇他们原本认定的‘既有事实’。制造怀疑也能把原本一边倒的事实变成一场辩论。”

　　如今，关于公共政策的科学依据有很多讨论，在这场论战中，相关行业靠着“生产怀疑”的企业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他们的有些辩白之词第一眼看上去虽然荒诞可笑，但产品辩护团队的真正目的在于扰乱视听、争取喘息时间。

　　抛出质疑、搅乱局势后，有些企业或行业或许能因此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市场地位或研发替代产品。因为他们播撒下了怀疑的种子，原本用来维护公众健康或保护环境的措施可能就此延期或搁浅。当有怀疑的声音在混淆视听，法庭上的陪审员也可能受此影响，判断某一产品造成某些严重疾病的证据并不确凿。

　　除此之外，生产怀疑、攻击科学也会助长一些危险的迷思，例如对疫苗、堕胎、气候变化等紧迫问题的误解。长此以往，人们会下意识地对科学抱有偏见和嘲讽，对基于科学的政策加以抵制。这是对人民、对环境、对未来的极大伤害。

　　二、旋转门

　　假设有一款家家户户都使用的产品，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导致使用者患癌，要确凿地论证这当中的因果关系绝非易事；相反，要质疑此类研究中不全面、不充分的地方简直轻而易举。也许有人会说，万分之一的致癌率微不足道，并不构成“重大风险”。但对十亿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有10万人因这款产品患病，你能和这10万人说他们的健康不重要吗？

　　冰冷的数字后面是鲜活的生命。在公共卫生领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普通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中。

　　正是为了挽救冰冷数字背后的生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机构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本是以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为依据，可是产品辩护行业及其幕后的企业却在以散步怀疑论的方式阻碍政府履行其基本义务。

　　更令人突破想象的，是美国公职人员竟然也参与其中，成为了阻碍政策制定的一大“元凶”。

（旋转门，图片来源：Pixabay）

　　这里不得不提到“旋转门”机制，最引人关注的旋转门案例，就是大企业的高管放弃高薪工作，进入政府部门，转而成为原先所在行业的监管者。而在监管者的位置上坐了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又会回到原先的行业，拿更高的薪水，做职位更高的高管，并充分利用他们在政府内部获得的信息来指导企业规避监管。

　　除此之外，也有一种更隐蔽、普遍的做法。有些公职人员可能已在体制内工作20年甚至更久，这一工作年限能确保他们退休后从政府拿到全额养老金。有了这份保障后，这些人就会选择从公职上退下来，转而进入自己原先所监管的行业。

　　“旋转门”现象在美国愈演愈烈。在体制内积累一定经验后，转身加入反方阵营，利用他们原先积累的人脉以及对体制内流程的了解，对抗自己原先效忠的体制，阻挠监管、拖延安全健康政策的出台。这无疑是非常讽刺的。

　　三、一条人命等于多少美元

　　在美国，当某一公共卫生新标准进行公共意见征询前，新标准草案必须通过白宫的审阅。任何部门出台任何规定，都会计算平均每拯救一条人命，其经济成本是多少，随后才能向白宫证明，花这个钱救下这么多人命是“赚”的，要不然草案就很难得到白宫的支持。

　　究竟花多少钱救下一条命是“值得”的？

　　这无疑是一道令人不适的计算题。它将企业经济效益和员工健康放在了对立面上，要么选择花钱保住员工的性命和健康，要么为了省钱而牺牲员工的性命和健康。

（生命的天平，图片来源：Pixabay）

　　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制定二氧化硅新规时，经济学家根据白宫建议的标准，把每一条生命和每一个健康的肺都换算成了美元价值。当时是2012年，按那时的物价，每条生命被认定的价值是900万美元。接下来就是成本效益核算，每拯救一条性命就算做一笔“收益”。任何规定如果想要得到批准，其效益应当高于成本，在理想情况下，效益最好是明显高于成本。

　　这个计算过程中还有一个令人难受的环节，就是“折现”，即将未来某一时间点的资产价值折算到当前时间点的价值。因为手头的现金可以用于投资，从而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达到“钱生钱”，所以今天你拥有的一美元比未来的一美元更值钱；今天一美元所代表的价值，还要加上未来30年按复合利率算出来的利息。

　　在计算生命的价值时，也会按这个方法：如果一个人会在30年后离世，另一个人原本今天就会离世，那么救下这两条性命，在计算价值的时候，现在的这条命比30年后的那条命“值钱”得多。但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每一条性命的美元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上涨。在这样抽象且严酷的问题面前，白宫都设定了参数和转换率。

　　在这一方面，特朗普总统的立场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直截了当了，他坚持联邦政府应减少监管、少插手干预，因而白宫不会支持任何增加企业负担的监管措施，无论其效益是什么。在特朗普总统刚一上任，他就颁布了一则行政命令：任何部门如果要出台新规定，那就必须废除两条旧规定，新规定的合规成本应当低于两条旧规定的成本总和。至于被废除的旧规定原本能拯救多少人的性命，则不在考虑的范围内。如果要建立起一个保护人民与环境的体系，美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四、结语

　　《怀疑的胜利》以行业为篇章，剖析了企业如何为了牟利操纵科学、拉拢专家、牺牲公众健康。迈克尔斯用他的笔尖把暗钱和坏科学的丑陋暴露无遗。书名《怀疑的胜利》无疑是一个反讽，靠生产怀疑取得的胜利终究不会长久，迟早会被撕下虚伪的面具。

　　这是一本大胆的书，它敲响了科学腐败的警钟，揭示了亟待普及的真相。迈克尔斯在书的最后写道：“写这本书，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往后的每一代人。希望他们能够善用科学的巨大力量，去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宜居的环境，让每一位居住者、每一种生物都能更好地生活，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而这一点，容不得任何怀疑。”

《怀疑的胜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