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随着大学生毕业季的来临，各类有关就业问题的讨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其中，“全职儿女”成为互联网热词，“全职儿女”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处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此前，互联网屡见不鲜的二战、三战考研、考公事例，也曾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对此，评论褒贬不一。有观点认为，“全职儿女”其实是新型的“啃老族”换了个马甲，“不断考研考公也是在逃避就业市场，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有观点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和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适当放慢自己的步伐确实能够更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予以宽容和支持。实践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和大学生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多，“慢就业”问题日益凸显。除了宏观、中观的因素，微观层面影响青年就业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亦需要引起重视。本公众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下的大学生慢就业
——基于北京某高校的质性研究
黎娟娟｜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黎文华｜江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讲师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具体内容以原刊为准，感谢原刊授权转载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近几年来，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大学生就业中的“慢就业”问题日益引人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历史新高。至2022年4月，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仅一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自由职业（18.6%）、慢就业（15.9%）比例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
慢就业往往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后初职获取时间而言的，指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各种方式暂时不就业的情况，慢就业的缓冲期一般为半年到两年。有学者将慢就业分为积极慢就业和消极慢就业，前者指就业者对就业质量要求高，通过继续学习以便增加个人就业优势，或者考察就业市场以便精准选择就业类型，而后者则是不积极适应社会的表现，对职场采取观望、等待，甚至害怕、逃避的态度。既有研究对慢就业成因的分析可归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宏观方面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影响、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中观方面主要分析家庭和学校两个因素，如高校教育扩招带来的就业形势严峻、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不合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高校职业规划教育缺失、高校就业指导不足等，家庭因素则主要是指家庭社会资本的支持导致的大学生对于家庭的依赖；微观方面则主要关注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能力、角色认同、就业期待、从众心理、就业心态等因素的影响。
价值观念是影响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行为的动机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价值观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有研究通过实证调查，证明专业、学校性质等因素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各因子的影响差异显著，专业承诺在职业价值观和就业力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有学者通过对上海市青年的调查发现，当前青年求职心态较为平和，传统就业观念仍占主流，啃老或当全职太太（先生）现象有增长趋势，跳槽现象较为普遍，青年创业意愿有所提高，青年职业观念与生活环境、职业发展前景、进取精神等密切相关。有学者通过对浙江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时“发展”因素与“保健”因素并重，普遍轻视职业本身声望地位因素，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就业观。价值观作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认知和态度的体现，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既有研究中，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慢就业选择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宏观因素和中观因素的影响，最终都需要通过微观因素起作用，即通过大学生价值观念才能起作用。因此，本文聚焦于从价值观的层面来分析大学生慢就业问题。
一、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及分类
本文基于对北京某高校某人文社科专业14名选择慢就业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分析，对每位被调查同学进行了不低于30分钟的访谈，了解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动机、心路历程等。由于学生就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研究中，通过持续跟踪学生的就业动态，了解学生择业的全过程。虽然学生样本数量较少，但由于学生的构成、学生的慢就业选择并不相同，学生生源地的多样化，也使得本案例的研究对于当前大学生慢就业问题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数据收集
从学校所在的地区来看，北京作为高等院校数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双一流”高校云集，加之北京户口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北京地区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该校为北京市属高校，70%的学生为北京生源，在其余30%的非北京生源中，主要分布于广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和河北、东北等环京区域。事实上，由于北京生源的学生占比较高，在北京就业不需要考虑户口因素，在本科生就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从生源地的经济差异来看，所调查学生中既包括北京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也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从专业来看，由于专业的综合性较强，就业选择面相对较宽，可以考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种部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此专业的学生选择就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学生的构成和就业选择来看，在14名选择慢就业的学生中（如表1所示），其中有3名（同学10，同学13，同学14）为2021届本科生，其余11名为2022届本科生，占该班级当年毕业本科生总数的37%（30名学生中，17名学生升学，2名学生就业，11名选择慢就业）。从学生的就业选择来看，2021届毕业的3名本科生中，同学10经历了首次考研失败、尝试找工作、二次考研失败、全力找工作后，于2022年9月实现就业。同学13在申请留学失败、浅尝找工作、再次申请留学之后，于2022年9月成功入学。同学14在二次考研失败、浅尝找工作失败后，决定三次考研。2022届毕业的学生中，仅同学8暂时无就业打算，同学2申请留学，其余同学全部都准备考研，同学5在参军未果后准备继续考研，同学9和同学11在浅尝试找工作之后，决定二次考研，同学12坚决考公务员。
2.类型划分
笔者根据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选择的原因，将学生中的慢就业情况分为如下几类。
（1）理想求学型。即选择继续升学不是为了学历提升，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在乎二次考研的结果与否，就是要坚持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如同学1说：“我现在还年轻，不用考虑工作的事。二战失败，我就三战、四战，工作的事不着急”。同学2说：“家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看到我那么认真地在准备，还是选择支持。我就是喜欢这个专业，想以后继续做研究”。
（2）兴趣导向型。即本科专业不是自己的兴趣所致，希望能够沿着自己的兴趣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继续求学。如同学3在2022年跨专业跨院校考研中未成功，选择继续坚持该考研方向，同学3的理由是：“我觉得疫情时代怎么过都不好过，那还不如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过。如果成功了皆大欢喜，如果失败了可能会去考编”。
（3）能力提升型。即主要认为本科没有学到东西，能力不够胜任理想的工作，希望通过考研提升能力，将能力提升之后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如同学5说：“我觉得学文科的就业面有点窄，感觉很多工作岗位都是任意一个人都可以替代的。想找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薪资又比较合适稳定，家里也满意的工作不容易。所以不太想很早去工作，就想去当兵，继续读书沉淀自己，锻炼自己，才能有更好的机会”。
（4）消极回避型。即回避找工作，不认为找工作是毕业之后的必选项。如同学8说：“没有太考虑就业的事。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二战考研或考公务员……也可能隐居……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着急”。
（5）挫折退让型。即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因为受到挫折，进而选择继续考研，希望通过升学能够带来更多的选择。如同学9表示：“家境不允许我专职备考二战考研，所以准备先找工作……试过两份工作，都觉得不合适。第一份是一个销售公司的HRBP的工作（签实习协议），每天通勤时间太长，来回近3个小时，当天晚上报数据，我现在（晚上快九点）还在上报数据，我快疯了。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想找个清闲的文员工作，可以边工作边考研。第二次找到一个小公司的人力资源的工作（也是先实习），这个公司太小，感觉要倒闭了。我给公司招保安，保安工资一个月6000，自己作为大学生一个月3000。读书真的无用吗？于是决定二次考研”。
（6）理想机会型。即期待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为此可以多一些等待时间。如同学11：“如果没有户口，工资也不高，那我去干嘛啊，还不如考研，考上研，以后去当个体育老师（体育特长生）也挺好的”。而同学12的理想工作就是考公务员：“今年家乡公务员考试差了一点，马上也要国考了，现在备考国考，看了学校的机会，私立学校在犹豫签不签约”。同学13因为申请留学失败，便开始找工作，主要是考公务员，考教师编制，在毕业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尝试过各种公办教师编制，不考虑企业和民办学校：“我们家在贵州这种小地方，没有什么好的企业。民办学校不太稳定，家人觉得不太合适，同时也继续准备留学申请（现在已经成功申请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分校研究生）”。
本文将14名同学的慢就业选择归为六种不同的类型。虽然每种类型的选择和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再急于找工作，或者是因为个人理想和兴趣，或者是希望继续提升能力，或者是等待理想工作机会。工作不再是毕业之后就必须落实的急迫事项，找工作可以顺其自然，直到达到自己满意的状态。在考虑就业选择时，学生虽有提及近几年就业压力大，考研考公成功率低，但并不影响自己的就业选择。学生多从自己理想的工作状态进行就业选择，客观的就业压力并未转化为需要急切找工作的生存压力。对于学生而言，通过“毕业即工作”解决生存问题的需求已经让位于“通过慢慢择业，找到理想工作”的自我发展需求。这些学生的慢就业状态，表现出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倾向。
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慢就业中的表现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及其合作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英格尔哈特最早在分析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运动中提出后物质主义概念，指出西方可能正在经历价值观的代际迁移，即从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需要视为优先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更注意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自我表达优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此后英格尔哈特通过长期的跨国实证研究，确定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工业社会的广泛存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根据匮乏假设，个人的优先目标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环境，人们对那些相对供应不足的事物给予最高的主观价值。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原则是匮乏假设的前提，即人们对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关注，是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之后。社会化假设指出经济社会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即时性调整的关系，而是会产生显著的时间滞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了他未成年时期的主流环境状况。匮乏假设揭示，繁荣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社会化假设揭示，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观不会一夜之间转变，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虽然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但他同时指出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意义深远，它是朝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中的一部分，这涉及政治、工作、家庭生活、宗教和性行为的取向的转变。在工作方面，后物质主义的工作动机是由物质主义的追求收入最大化转为追求工作是否有趣。英格尔哈特曾用“在工作中的话语权”作为其中的一个条目来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将后工业社会作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的时代背景，指出在工业社会，只要经济考虑至高无上，大多数人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非人化和自我隐匿。后工业时代的年轻群体把经济安全视为理所应当，他们更加强调归属需求。可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为核心的要点就是对于“个性”“自我”的关注和表达。在工作动机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不是不看重物质，而是将物质条件的满足视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更看重个人在工作中的感受、注重个人的发展等个性化的追求。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也有所发韧，呈现出局部后物质主义和代际之间存在差距的特点，有学者指出Z世代（包括“90后”和“00后”两个世代单元）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也开始被关注。如有学者指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就业呈现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更关注工作的价值，看重工作的理想价值，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是对于薪酬待遇的要求也是最刚性的。有学者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职业价值观呈现出趋向“后物质主义”的代际发展趋势，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理论在中国青年职业价值观领域具有有效性。
2021届、2022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是学术界定义的Z世代，其价值观呈现出后物质主义的特征。经典的职业价值观包括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外在报酬三个方面，内在价值主要指工作对于自我的发展，外在价值主要指工作的社会地位、社会意义等，外在报酬则主要反映工作的经济报酬等方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学生，对于工作的外在价值关注不够，不太关注就业之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价值，在进行就业选择过程中，更专注于“自我”“个性”的内在价值，更关注自我感受、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同时将经济报酬视为给定前提，即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1.对工作的经济依赖性下降
工作不再是解决生存焦虑的一种重要方式，本科毕业之后，学生不再需要立即投入工作来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工作的内在价值具有优先地位，工作不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也不是解决生存焦虑的一种途径，可能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完成父母期待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个人身份或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在访谈的学生中，除个别同学之外，极少有同学将工作视为自己经济独立的开始，也很少有同学考虑需要承担自己的生活开支。正因如此，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待自己理想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找到自己觉得满意的人生方向。正如同学1所言：“我在老家有一套房，我怕啥，我又不着急马上工作”。同学8说：“我的家庭情况还不至于逼迫我一毕业就去考虑吃饭的问题”。
2.在择业过程中更关注个人感受
工作不再是解决生存焦虑的重要手段，而是通往理想生活方式的途径。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学生更看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自己对于这样的选择是否喜欢，对于某种择业状态是否感到舒服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择业的紧迫性、结果与否反而会退居其次。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无论是选择升学，还是选择工作方向，学生往往更关注自己在过程中的感受，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听不进劝”，即当个人意见与家长意见、师长意见相左时，表现为坚持己见。如同学1在首次考研失败后，当父母与他在备考策略上出现分歧，他坚持己见。当父母建议他在二次备考过程中尝试找工作时，他表现得相对强硬，甚至一度与父母关系紧张。
3.更关注个人在工作中的自主权
工作在生活中的价值优先地位不再，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学生更加看重个人的时间和个人自由，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追求个人在工作中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追求个人对于生活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在问到理想工作时，“钱多，稳定、工作有意思、能够有自己的时间”是被提及最多的。同学9在找工作中曾有一份有签约意向的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她抱怨道：“两三个小时的通勤，每天上报销售数据，可能晚上加班到八九点”。这些或许是职场的常态，但是她认为“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感觉要疯，所以我决定再次考研”。具体到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时，在看重薪资待遇之外，学生们也往往看重工作的稳定性，尤其是新冠疫情影响下，学生们在择业过程中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尤其是学校）等更为偏好，14名被访学生很少有考虑社会企业等单位作为主要的择业方向，且都提到虽然工资待遇上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工作相对清闲，能够有自己支配的时间。
4.更注重工作内容和个人发展
工作的价值变得更为多元，在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精神价值。在就业过程中，学生对于工作内容的吸引力和自我发展要求有所提升。学生不再认同职场新人需要从杂事做起，会更在乎自己的工作意义和价值。如同学11在考研失败后曾尝试找工作，在一个有签约意向的工作单位实习时，对于工作的内容她并不满意，后来决定二次考研：“我每天来回要花两个小时去工作，很多工作内容我在宿舍里就可以完成。我的强项是写策划方案，结果分给我的工作是一些琐事，这对我的工作能力没有任何帮助，我有这时间，干点啥不好呢”？
5.对于薪资待遇仍然有一定的要求
虽然学生对于工作的经济依赖性降低，但是他们对于工作的薪资待遇仍有一定的要求，工作所得能够支付相对体面的生活。合理的薪酬、相应的福利待遇被看作工作的必要前提。当被问及预期薪酬时，14名学生给的答案并不一致，如有同学提到：
“本科出来薪资6000能够接受”，有的提到：“至少得1万吧，毕竟北京生活成本太高，需要租房，需要吃饭”。虽然有两个同学提到自己的消费欲望很低，如同学1和同学8提及自己都是消费欲望比较低的人，“平时除了基本的吃饭也没有太多的花销”，但是根据平时对于同学1和同学8的观察，他们的生活品质并不低。
三、慢就业大学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原因
英格尔哈特指出西方国家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转移与经济繁荣密切相关，他同时也指出价值观转变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文化和历史因素。一般来说，价值观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既包括社会的因素，也包括个体的因素。对于那些呈现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的“慢就业”学生而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社会资本提升、媒体环境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1.作为中国改革红利获得者的大学生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根据匮乏假设，经济社会繁荣是个人从生存价值观转向自我发展价值观的重要条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往往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时期，当社会财富实现一定的积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于物质的关注会转移到如人生价值、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今天的大学生（本科生）多为1999年之后出生，他们的父辈多为1965年之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彼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快速增长，1999—2015年中国GDP增速一直维持在7%以上，2003—2007年中国GDP增速更是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正是大学生成长的时期，他们的父辈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财富，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为享受改革红利的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感受到物质的匮乏。对于很多学生而言，现在的生活水平似乎是既定的，理所当然的。既有的物质基础，使得他们能够从安全、生理等最基本的需求中超脱出来，进而关注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实现等需求。也正是因为有了父辈的物质基础，使得他们对工作的经济依赖性下降，对于毕业后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压力减小。
2.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既有研究中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有诸多验证。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包括以家庭资源为主的先赋型社会资本和自身社会网络不断积累的后致型社会资本。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先赋型社会资本。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有所提升。泽平宏观联合某财富机构发布的《中国财富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居民财富总量已达到687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户均资产也达到了134万元。2005—2021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7%。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文化理念影响下，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不断升级。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大学生就业不再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也是家庭行为，要实现家庭预期利益最大化，家长具有充分的动力利用所有的资源来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或高质量就业。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提及自己的就业选择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如同学14提及：“我身边考研二战和三战非常普遍，具体到个人，主要还是看家庭能否给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在给予学生就业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有学者指出青年在求职过程中依赖家庭社会强关系资本，对个体社会强关系资本不够重视。父母对青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时会对子女就业产生负向的担保信号作用，使子女的就业动机减弱，且工资水平较低。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在给予大学生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更宽松的就业环境来选择理想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容易强化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畏难情绪，导致消极退避，从而加剧“慢就业”。
3.网络媒体的价值引导推高了大学生对于工作的预期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今天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深受网络媒体影响。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大学生接触社会、增长社会经验的重要平台。有研究指出，48.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就业观受新媒体影响非常大或比较大，仅有10.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就业观受新媒体影响较小或不受影响。大学生认为新媒体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行业、薪酬、地域、职业理想的判断。在流量效应下，网络平台中经常曝出的“月入好几万”“轻松创业”、网红的生活共享、互联网大厂“996”生活形态、“打工人不易”、考公考研热等诸多热点话题，会对大学生对于现实世界和工作的认知产生错误引导。在推高大学生对于职业预期的同时，往往会加重大学生对于职场的反感。如有学者指出，网络时代大学生思维呈现唯我化特征，即行为动机和价值判准都是自我指向的。
4.生活阅历不足助推了大学生对工作的理想化期待
今天的大学生生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理论上具有更为开阔的眼界和思路，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与精神层面丰富的信息不相匹配的是其现实生活阅历不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缓解了大学生自我负担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大学生在长成过程中与社会的连接变得日益单一化，即成长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涉世未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兼职、实习等以往大学生由于经济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活动，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变为基于兴趣或者体验生活的选择。在14名受访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没有实习经历。学生对于现实生活和职场生活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网络或者是他人的经验，缺少自己的真实体验。生活阅历不足助推了大学生对于工作的理想化期待，更为关注自我在工作过程中的话语权和支配权，看重个人在工作中的自由和价值。
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学生慢就业
由于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可以预期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慢就业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在影响大学生就业认知的同时，会加剧大学生就业中的负面情绪和不良心态，也可能会阻碍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进而加剧慢就业。
1.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持续，会加剧青年就业难题
按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化假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具有代际差异，且具有稳定性。虽然父辈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体现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由于价值观具有稳定性特征，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学生慢就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预期其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仍将持续。
由于学科教育的影响，文科教育会加剧学生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会使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文科生中的体现更为明显。在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面临调整，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往往产生于新经济产业领域，这些产业领域多是非公有制的体制外单位。而体制外单位因提供不了大学生们想要的稳定、清闲，往往不是大学生优先的就业选择。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尤其是文科专业扩招快于理科专业扩招的现实下，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供需矛盾会进一步凸显，未来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尤其是文科生的就业难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国家“保就业”政策下，通过扩大研究生招生、二学位招生、大学生参军入伍、政策性岗位扩招等措施，可以一定程度暂缓大学生就业压力，但这只是延缓了部分年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本质上可能会加剧以后年份的就业压力（如本文中的3名2021年毕业的本科生，2名在2022年9月落实了就业和升学，仍有1名在2022年12月参加研究生考试，未落实工作），导致大学生慢就业问题从本科生向研究生蔓延，进而加剧青年就业难题。
2.加剧大学生的认知偏差，导致大学生与社会脱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学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以“我期待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为出发点来选择工作，而非“我的专业、我的能力素养、社会岗位需要可以让我拥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来进行就业选择。对于宏观就业环境、个人就业能力的认知方面，容易出现偏差，最典型的是对于职场的畏惧感，对于自我胜任能力的信心不足，或者是对于理想工作最需要的能力素养认知并不清晰。在14名被访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不了解职场的真实工作状态，不了解进入职场需要做哪些准备，在选择慢就业时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不想太早工作”。而事实上，本科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已年满22周岁，已经具备进入职场打拼的能力。学生们都提及就业难，但多是从毕业生太多、考研人数太多等方面来考虑，基本没有同学会提及社会宏观产业变化对未来工作的要求，更多基于自身需求选择通过考研提升学历，或者是通过选择“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岗位，从事看起来相对稳定、相对清闲的工作。
事实上，被学生视为优先选择的研究生、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的岗位，考试竞争都非常激烈。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共有457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录取率24.2%。以2022年国家公务员招考为例，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共有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共需招录31242人。但报考人数为415220人，267463人通过审查，其中1186个职位无人报名，2421个职位审查通过为零，全国平均竞争比8.56∶1，职位最高竞争比2097∶1。这种基于社会宏观环境和自我认知的偏差，会进一步加剧大学生的慢就业选择，导致学生热衷于准备各种考试而较少关注社会的真实需求，进而与社会产生脱节。
3.加重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增加大学生的消极心态
选择慢就业的学生，往往将竞争非常激烈的考研、考公、考事业单位编制作为自己的首选项，这必然导致在尝试中会不断出现挫败，这可能加剧大学生的焦虑情绪，进而增加大学生的消极心态。如访谈中同学13提及自己在慢就业过程中的焦虑情绪，甚至有过心理崩溃的时候：“因为之前申请学校失败，人一直处于一个很沮丧的状态，后来慢慢好起来。之后，最开始考虑的是从事教师工作，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一直兼职家教，觉得自己能够跟孩子们相处。但我也遇到了些坎坷……我之前一直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的状态，大概是因为觉得自己确实很失败，不愿了解别人的近况，也不愿同别人分享自己的近况，最近开始好一些了……虽然父母一直支持，但是仍然会有不安，常常会感觉愧疚”。毕业之后的慢就业状态，尤其是在其中遭遇过挫败，会加剧大学生的焦虑、愧疚等负面情绪，进而导致学生出现社交恐惧、逃避社会、自我否定等消极心态。
4.减缓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降低大学生的职业韧性
就业能力是大学生就业中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被视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总的来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包括在校期间的能力素质的培养、实践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实习和社会实践）和职场工作经验的积累（主要针对毕业后再择业的大学生）。有研究指出大学生实习可以提高就业能力。统一实习更有利于就业对口，自主实习更能提高就业起薪。也有研究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失业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干中学在劳动技能的提升和缓解失业压力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持续失业会引发技能退化进而加剧失业，而干中学则可能带来技能提升，进而促进就业。从就业能力提升而言，工作场所中的干中学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工作不只是提供薪酬，还提供就业能力提升的场域，无论是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于职业素养的要求，还是技术变化趋势对于就业能力的挑战，工作场域的感知都是最灵敏的。
选择慢就业的学生往往倾向于全职备考，并不接受“先就业再择业”，在慢就业过程中可能因远离职场而错失就业能力提升的实战机会，降低大学生的抗挫折能力，进而降低职业韧性。职业韧性是劳动者克服职业生涯挫折与压力、战胜与应对职业逆境的过程，积极性、集中精力、灵活性、组织化和前瞻性是职业韧性包含的五种基本成分。也有研究指出高职业期待与低职业韧性并存是慢就业大学生的特点之一。本文在对学生慢就业进行分类中，挫折退让型和理想机会型两类慢就业中，都有学生在尝试找工作受挫后就转向慢就业，有的学生在尝试找工作并且失败之后，就放弃找工作进而转向考研。
五、对策建议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现象，会使大学生出现消极心态，从而进一步推迟大学生的初职进入时间，影响社会稳定。就业是大学生完成角色转变、从校园走向社会、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环节，也是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慢就业问题，注重从价值观层面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
1.客观认识大学生的慢就业问题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学生慢就业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消极慢就业和积极慢就业并非边界清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同学10在两次考研失败后，全力投入找工作，于2022年9月顺利入职，目前对工作满意，并称如果自己有机会跟学弟学妹介绍经验时，会鼓励大家不要只想考研，可以积极找工作）。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慢就业需要增加包容度。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加剧大学生慢就业，同时也会增加家庭的负担和压力，大学生慢就业对家庭经济支撑的依赖容易导致家庭冲突，甚至滑向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需要保持足够的关注和引导。因此，在增加包容的前提下，通过稳定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积极的宏观政策进行适度引导，慢慢消化慢就业。
2.家庭教育中要强调责任教育
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增加了其受教育年限，推高了大学生初入职场的年龄，慢就业会进一步延长家庭对大学生的供养。在14名被调查学生中，除1名学生在申请留学的同时通过兼职赚取生活费之外，其余学生都是全力备考，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学生并没有要通过工作实现自力更生的紧迫感，相反，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家庭环境并不要求自己必须马上工作，牺牲大量的备考时间来换取微不足道的工资觉得很不值得。在对工作经济依赖性降低、强调理想工作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相对缺失，不仅缺少供养自己的责任，而且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也都不在大学生的择业选项中。现代家庭的抚育模式在给予大学生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忽视了大学生的责任教育。因此，需要适度强调大学生的责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3.高校要加强价值观引导，精准化就业辅导
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意识。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精准化就业辅导。就业辅导并不仅是针对毕业生，而是要贯穿于高校学生培养的整个过程。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要提前至大一，通过职业规划课程、课程实践、专业实习等多种方式，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使其尽早做好职业规划，并积极进行职业准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深刻把握社会的变化趋势，将其与大学生的就业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市场的形势，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同时还要对慢就业学生进行持续跟踪辅导，提供相应的就业信息、就业能力素质提升、心理援助等支持。
4.大学生要端正对社会的认知，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大学生要积极走出网络世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同时又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去感知社会变化，通过积极争取并进行社会实践，积极主动寻找工作实习机会，了解真实的职场环境，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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