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究竟是什么？是城市、文字、国家与制度，是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还是一种人类彼此理解、共同生活的能力？当世界重新进入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看似古老的问题，反而重新变得迫切起来。

　　当下，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谈论文明冲突、文化差异、地缘政治与身份认同，却很少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如果人类注定生活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之中，那么彼此之间的理解究竟何以可能？共同生活又何以可能？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下称《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新书研讨会暨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论坛上，众多专家围绕该书的学术贡献、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文明叙事与国际传播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文明与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白鹿洞书院院长（山长）谢茂松。

　　作为兼具深厚的经学、史学与战略研究功底的学者，谢茂松以“文明史观”与“通识思维”贯穿全书，提出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并将在未来引领中国走向“天下文明”的新格局。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视野宏阔、理论气魄突出，是近年来少有的将政治学、历史学与文明史打通的著作。

　　道统重建：揭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型文明为中国未来千年奠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介绍，《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一书既入乎经典，又出乎现实；既讲“明体”，也讲“达用”。所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关系，触及了三个根本性的理论维度：一是文明主体性的重构，即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如何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并开创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二是政党与文明关系的理论范式，即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三千年文明史的长程视野中，审视其作为文明继承者、转化者与创新者的意义；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即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与西方现代文明关系如何、对构建全球文明新秩序意味着什么？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认为，该书在道统重建方面有三个贡献：揭示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内涵，贯通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揭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型文明为中国未来千年奠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杨平强调，中国新型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内在张力进行了解释和调和，同时这种新形态包含了共产党的革命、改革以及新时代的发展，把我们中华文明新的特质给揭示了出来。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从孔子讲起，经佛教入华、文明型政党，一直落到大国关系，宏大叙事中逻辑线条清楚，“文明型政党”、“天下文明”视角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变局具有重要启发，对世界很有意义；这是从文明视角、天下视角重构国际体系，是对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转化。该书为建立国际关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构提供了非常好的底层逻辑与知识基础。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表示，《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一部有思想力度、有文明厚度、有现实关怀的著作。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读物，而是带着强烈问题意识、试图为时代立论的文明论宣言。

　　陈晋认为，作者对“子张之问”与“黄炎培之问”的对照阐释，是创造性理论发现。黄炎培之问关乎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子张之问关乎文明秩序的连续传承。二者统一起来，说明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在文明秩序，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扎根于中国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传统。这打通了孔夫子与毛泽东之间的文明血脉，也把“古今中西之争”置于文明史深层结构中破解。

　　陈晋强调，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充实”，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则是“光辉”。《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正是在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这部书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制度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翻版，而是扎根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新文明形态；天下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结合，正在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国家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卢周来指出，谢茂松教授的著作启发我们去寻找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根基，主要包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均平”与“共富”的分配伦理以及“执两用中”的治理智慧。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明高度肯定《天下文明》一书从中国文明的内部变化来诠释中国共产党，在诠释中国共产党上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其中文明型政党是这一范式中具有支撑性的概念。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体系化阐述。这本书的社会意义是为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一个范例。”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表示，“对中外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表达，这有利于中国读者找回文明主体性，也有助于外国读者跳出西方中心框架，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根基与道路逻辑。”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刘晨光表示，新中国的价值根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之上。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制度状态，而是在持续推动社会发展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进步论过程；同时，它又始终面向未来，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持续设想。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发展内在地呈现出“常”与“变”的张力：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制度根基，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时代、实践和人民需求不断调整完善。这种张力并非需要被彻底消除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正常表现。也正因“常”与“变”之间始终存在解释空间，才促使学界不断从文明史、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角度展开新的研究，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也能够在书中看到该书作者的不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