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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两名女性刷爆朋友圈。
她们，一个是高考676分、全省排名第四的的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因报考北大考古系引发争议。
另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当樊锦诗知道，女孩是因为受到自己影响，才决定报考考古专业时，她亲自给钟芳蓉回了信：“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在这一老一少两名女性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我为钟芳蓉开心，因为她选择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专业，也因为她成了北大考古系的“团宠”小师妹；
更因为她从此多了樊锦诗这样的良师益友。
樊锦诗不止一次提到，会对钟芳蓉的成长保持关心和关注。
我想不出，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孩子来讲，还有什么，比遇到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老师更幸福。
之前，有很多人劝钟芳蓉：家境不好就不要报冷门专业，选一个将来挣钱多的，最实际。
但这种“务实”论调，跟樊锦诗短短一句“不忘初心，坚持理想”相比，只剩庸俗。
毕竟，樊锦诗用自己的大半辈子，践行了这八个字。
樊锦诗送给钟芳蓉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也读过。
作者：十点怪怪
毫不夸张地说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敦煌梦。
而樊锦诗的名字，早已跟敦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
魂牵敦煌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在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搬去了上海。
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虽是个理科男，但非常热爱传统古典文化。
没事儿就教孩子们写书法、读古文，到博物馆看展览。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熏陶，也许是天生就对文物充满热情。
当年的樊锦诗，有着跟钟芳蓉一样的瑰丽梦想。
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中有一篇描写敦煌壁画的课文，斑驳的墙上那位反弹琵琶的唐代飞仙，是否也曾飞入过你的梦中？
樊锦诗的敦煌梦也是从这篇课文开始的，从少年时代起，敦煌就成为了她心目中最为绚烂神秘的一个梦。
高中毕业的时候，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
学霸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进北大考古系！
她如愿以偿了。
在下个月，钟同学或许也将坐上开往北京的高铁。
正如62年前，20岁的樊锦诗乘着绿皮车来到首都，站在了北大的校门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的学习氛围空前浓厚，那时候的考古系可以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
樊锦诗得以在此“贪婪”地汲取知识，也深深被老师对待考古学的那份热情与严谨所打动，更加坚定了从事考古事业的决心。
第一次与梦中的敦煌相遇，是在1962年的毕业实习。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款项，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
时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他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很幸运地，樊锦诗被选中了。
在漫长的火车旅程当中，樊锦诗想到即将亲眼目睹敦煌之美，不禁心潮澎湃。
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一定是个充满艺术气息、气派十足的地方。
可一下车，她就傻眼了。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看上去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敦煌带给樊锦诗的巨大震撼。
整整一个星期，前辈史苇湘先生带领他们几个实习生，攀援在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讲解。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几千年的盛景一一在樊锦诗的眼前浮现，她完全沉浸在了这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宏伟艺术中。
身处其间，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只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笔记不够写。
可惜，实习中途樊锦诗就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不得不提前离开，回到上海的家中休养。
她心中满怀遗憾，料想和敦煌的缘分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殊不知，一切还未开始。
圆梦敦煌
毕业分配时，樊锦诗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被分到了敦煌。
据说，那位男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嚎啕大哭。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前往大西北吃苦遭罪。
而对樊锦诗来说，这个消息虽然来得很意外，不过她想：也许冥冥中，是命运要她以这样的方式，来补偿考古实习未完成的遗憾。
在离校前，北大历史考古系主任，也是当时考古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突然将樊锦诗叫到了办公室，他慈祥地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可是重要的事情啊。”
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咛，使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到敦煌，原来是赋予了她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要完成对敦煌的考古研究。
于是，带着无穷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樊锦诗第二次坐上了前往敦煌的火车。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 研究所大多数人都住在土坯房里。
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
周边一眼望去，尽是滚滚黄沙，每天的饭菜就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樊锦诗还曾因营养不良晕倒在办公室。
粗犷艰辛的西北生活，使这位 “南国女儿”不再娇柔脆弱，她收起姐姐送给自己的镜子，剪去一头长发，全身心地扑到研究工作上来。
时间久了，哪怕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她也可以一脸淡定地掸掸土，继续睡。
可要说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动摇过离开大西北的念头，那也是假话。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樊锦诗说：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
可是第二天，只要她再次走进石窟，这样的想法就完全消失了。
也许，只有真正吃得了苦的人，才能尽情领略敦煌的精深与细腻。
正如塞万提斯所写：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泞，负担那负担不了的风雨，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晨星。
这就是敦煌，也是梦想的魅力。它的光芒，闪耀得足以使人忘却孤独与艰辛。
吾心归处是敦煌
在走出苏秉琦先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年轻的樊锦诗忐忑不安，她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她不会想到自己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更不会想到，苏先生交代的这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她历经了整整四十年，才交上了一份答卷。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也是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
直到2011年，在团队和多学科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
那个走出办公室的姑娘，也不敢想象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九年。
从1998到2017，院长樊锦诗为敦煌所做的贡献，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主持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建立石窟壁画科学保护体系、完成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
从前，由于文物的失落，考古界总说“敦煌学在海外”。
如今，凭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敦煌学又回到了祖国。
而樊锦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
如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儒雅老者。
距离她第一次来到敦煌，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回望自己的一生，樊锦诗为了敦煌，舍弃了太多：城市的安逸、与爱人的相守、陪伴孩子的成长、报答父母的恩情…
但对她而言，与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比起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
如今，鞠躬尽瘁奉献了一生的她，可以站在莫高窟面前，毫无愧色地说一句“吾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说：
我总想，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从北区一路看过来，十六国、唐代、西夏、元代……现在还能看到一堆堆枯骨在那里，多少历史的过客！
也许，这才是考古最大的魅力：挖掘尘封于昨日的风采，留下属于今天考古人的汗水，再为明天的人，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记忆。
回望敦煌的发展史，无数考古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炽热的人生，都献给了不朽的敦煌艺术。
也许，将敦煌视为梦想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也能近距离地触摸历史的温度。
毕竟，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样：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看到这里，你知道那个全省第4名的女孩，为何坚持要去北大考古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