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之南》 凸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凸凹

　　    我的家乡，地处京西之南。

　　    就在京西之南的一小块山地上——霞云岭堂上村中堂庙，1943年秋日，诞生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之后，立刻就不胫而走——从京西之南传到晋察冀解放区，再到国统区，短时间内，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几乎是伴随着这首歌曲的传唱，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传唱不息，一直传入新世纪、新时代，成为红色经典、永恒的旋律。

　　    之所以能够经久不息地传唱，因为她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和情感逻辑。

　　    事实上，这首歌曲对她的诞生地——京西之南，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影响。她所承载的信念、情感与伦理，业已化为当地人的生命基因，成了自觉的信仰、自觉的传承和自觉的行为，因此就形成了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和先进人物层出不穷、不断涌现的地域人文现象。

　　    对于京西之南的文学工作者来说，歌曲为什么能在这里诞生、能在这里插上传唱的翅膀、能在这里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政治命题，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命题，它赐给作家一个巨大的叙述和阐释空间，催促着作家要乘势而上，做出文学的回答。

　　    于是，我便怀着“在场者”的使命和对土地的感恩，开始了长篇小说《京西之南》的写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获得了一次全新的文学体验：不是我主观上如何叙事，而是历史进程要求着我按它的逻辑进行叙事；不是我要如何塑造人物，而是历史人物规定着我依照他们的行为逻辑进行塑造。我常在梦境中，被历史现场上的风声雨声所打动，被历史人物的呼声喊声所惊醒，物语与人声给我同一个指令：快与我们同来，一起去感受与经历，并做出最真实的呈现。

　　    所以，我与其说是在写作，不如说是在经历生命的洗礼；与其说是在塑造人物，不如说是人物在塑造我的灵魂。历史的现场常常让我震惊，人物的心象常常让我震撼，我不时放声大笑，也不时嚎啕大哭，便有了超越小我，脱胎换骨般的感觉。艰苦的写作，变成了痛享厚福，而且成了一次朝觐之旅，信仰在信仰之中，崇敬在崇敬之上。

　　    写作对象本身，还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复调”：既有急管繁弦，壮烈情怀；又有民间歌谣，人性浸润。相互作用之下，宏阔与细腻，冷峻与温暖，均悉数登场，勾魂摄魄，可感可叹。

　　    历史的叙事、人物的塑造，自然要涉及文化的作用。因此，写作的过程也是对地域文化进行理性梳理、重新审视的过程。我发现，北京“三个文化带”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一种最为丰富的文化存在，其重要构成，有历史文化、山水文化、红色文化（包括英烈文化、劳模文化）、燕赵文化、侠义文化、民俗文化、乡愁文化和京津冀一体化之下的复合文化。到了现当代，红色文化，是其最突出的部分。而京西之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诸种文化的源点和支撑点，有着代表性的文化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走向、历史作为。为此，在小说创作中，我也自觉地引入了文化的关照，试图用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和故事情节的精心设置对文化的作用做颇具说服力的自然阐释。当然，也有着一个小小的野心，是想把作品写成对解读、弘扬和传承西山永定河文化也有着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人文读本。虽我心切切，却未必能及，望读者体察并体恤。

　　    歌曲的诞生地叫霞云岭，它让我看到了一种隐喻的意象。所以在写作时，我既做现实的描绘，也引进寓言和象征的暗示，试图揭示在表象背后的东西，让文本有更广阔的指向和张力。换言之，既还原历史现场，状写人物传奇，也阐发人与土地的关系，用今人的视角，回答那山、那水、那人的古老的哲学命题。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发生那样的事件，出现那样的人物，历史遗存、自然山水、民俗风物等地域文化的因素，对人的性格特征、感情方式、道德遵从、价值信奉都有着根性的影响的——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每个动作都有出手的来路。

　　    于是，我的这次写作，既有主旋律式的讴歌，也有服从文学本身的纯粹，铮铮铁骨之下，也有鲜活血肉，让自然伦理和人间情感自己说话。

　　    京西之南，榆林水村，生活着古氏一家人。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古家人始终走在最前端，成为榆林水村乃至整个京西地区的重要存在。古大富、古月、柳绵桃，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鲜明地呈现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牺牲。长篇小说《京西之南》生动记述了京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有历史性、国家性，又有民间文化、地方风物的浸染，尤其是对于京西民风民俗、特有动植物的描摹，使得小说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