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沉闷状态

　　我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学理论至今没有形成革命性的突破，大部分理论还停留在17-19世纪阶段，在吃老本，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个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流行的理论大多是在西方内部国际关系经验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解释当今世界的变革，已经力不从心。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如果都是英美那几个人、那几个概念、那几个理论炒来炒去，那就是“一言堂”了，会使得国际学术界万马齐喑，不符合学术自由的秉性，把我们的独立思考给束缚住了。我们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出现了一股较强的学术自觉趋势，就是试图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创新时机，但关键是要有理论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否则创新的方向就会有问题。

　　从“找不同”思维转向“找共通”思维

　　我们在抽象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到自我局限的思维窘境中，表现为树立一个假想的对立面，在概括自己与对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理论建构中的防御性的“找不同”思维，其优点在于有助于在多样群体中确立某个事物的类别和独特属性，但是其缺点在于产生内卷的封闭效果，在持续不断的“找不同”中，理论往往缺乏舒展的气质和吸纳外人的效果。“找不同”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仅有此又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维也即“找共通”的思维，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联系性，将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大开来。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它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

　　因此，中国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既是“土特产”，但又不是“土特产”，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还必须要勇敢地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普遍意义。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同义异名和同名异义的概念和表述。西方说“宁在乡村当首脑，也不在罗马当副手”，这个表述在中国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我们讲中国的协商民主，可以说是中国民主的独到形式之一，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专有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要有扩散能力，就需要用这个概念去研究别人，通过在发现和解释别人过程中，这个概念就不是中国专有的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

　　所以，就需要我们有理论自信，去发现其他国家和社会中的协商民主成分。中外学者一起研究，这个概念就走出去了。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原创权在中国，别人研究协商民主的时候，文献追溯首先要引中国学者最先的看法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对此形成安排的，通过这样，我们也就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我认为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容之一。

　　现在学界有种风气，就是什么概念都追溯到希腊和西方，长期下去，自己的学术史、学科史就没有了，源流就接到别人那里去了。这是不行的。

　　长期以来，我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概念基本来自西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如果充斥着外来概念，那么本国的学术表达一定会成为问题，对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表达也会成问题，外来概念对本国话语和思维会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将本国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意义遮蔽、覆盖和修改了，长期下去，文化主权自然会削弱，也很难谈文化领导权。

　　关于“协商民主”只是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的是围绕这些核心概念一个一个梳理和积累下去，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我认为，在解释别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抱有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用概念作为标签，随意贴在别人身上，甚至贬低或者诬蔑他人。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6年1月4日，原标题为《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苏长和

　　编辑：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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