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的相对缓和，全国各地博物馆也开始重新开放。作为今年国内文化展览的重头戏，上海博物馆的年度特展“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展期为5月26日至8月23日）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目光。
纵观历史，江南一带以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闻名，因此，这次的江南文化特展，精彩纷呈，展览以“江南文化”为主题，遴选十六家博物馆和文物单位的近两百件作品展出，包括石器、青铜器、书画、刻本藏书、漆器以及印章、竹刻等诸多种类，其中不少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比如春秋时期的越王剑、三国时期东吴朱然墓中的文物以及王羲之书法的南宋拓本，甚至还有禁止出境展出的《曹全碑》“因”字不损本（绝世孤本）。
此次江南文化特展，不仅是对江南的历史与文化梳理，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吴越宝剑名扬天下
江南，按字面的意思是指长江以南。不过，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与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未必完全重合。在文化上，长江以北的扬州比一些
长江以南的城市更像江南。如今，大多数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文化上的江南，其核心区域是“沪宁杭”，明清时期叫“八府一州”，就是苏州、松江（上海）、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清代从苏州划出来的太仓直隶州。此外，核心区周围还有辐射区，包括如今江苏扬州、江西景德镇、皖南徽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一同构成了更加广义的江南文化区。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迁徙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江南也是如此。从考古学来说，最早的江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浜文化，因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绝对年代距今7000至5800年，其范围北到长江，南到钱塘江，与河姆渡文化隔江相望。在此次特展中，就有马家浜文化的陶猪和河姆渡文化的骨耜，说明当时江南已经发展出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种植稻米并饲养家畜。
马家浜文化之后是崧泽文化（距今5800-5300年），再之后就是江南最早的古代国家形态的“良渚文明”（距今5300-4300年）。到了良渚时代，江南文化中两个传承至今的重要基因开始凸显出来，那就是多元融合和追求卓越。
先说多元融合。江南文化区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交通便利，在地理因素作用下，多元文化在这里很容易相互融合。马家浜文化受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影响，良渚文明也受到了海岱文化的影响。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主动学习晋国和楚国的先进文化，引进文字和礼乐，铸造青铜礼器，将自身融入了华夏文明圈。本次特展上展出了吴国国君夫差制作的青铜水鉴，器体甚大，重54公斤，上面铸有铭文。此水鉴是南方青铜器，但是纹饰细节多借鉴中原青铜器，而且在河南辉县出土，很可能是吴晋两国交流的礼物。
到中古时代以后，江南文化多元融合的面貌越加体现出来。东晋初期、唐朝中晚期和南宋初期的三次大规模北方移民潮，让江南成为中国南北文化交融的核心区。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融合也让江南文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在南宋以后，江南甚至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
江南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卓越。在文物上的体现，就是可以达到超乎寻常的技术水平。
在良渚文明时期，玉器最能体现江南人追求卓越的精神。玉器起源于北方，最早出现在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地区，中国最早的玉器距今有9000年，出土于黑龙江饶河县的小南山遗址。良渚的玉器传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但是后来居上，他们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制玉工艺，从选料、切割、雕刻、抛光，一步步精益求精，最后能做出现代人都无法复制的极品，一毫米宽的玉面上能刻六条平行线，工艺之高在中国玉器史上空前绝后。此次特展上有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时代玉璧、玉琮和玉权杖，可以让人一窥良渚的玉器风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制造工艺第一次名扬天下，那就是因为吴越地区的青铜剑。青铜铸造工艺也是北方传来的，但是江南的技术可以做到后来居上。《周礼·考工记》记载：“吴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庄子》称：“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见当时吴越宝剑的出色。复旦大学谭德睿教授指出，先秦时期的吴越青铜剑有三个杰出之处：第一是青铜器表面合金化技术；第二是高度精密的陶范铸造技术；第三是复合铸造技术，剑身中间的剑脊用含锡量较低的高韧性青铜铸造，剑脊两侧的剑从（剑面）用含锡量较高的高硬度青铜铸造，这样剑身有相当的柔韧性，不易折断，剑刃硬而锋利，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存世的吴越宝剑以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最为出名，但越王剑并不只有那一把，此次特展，就展出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把越王剑。首先是长54.7厘米的越王者旨於睗剑（“者旨於睗”四字读音为zhūjīyúshì），它剑格正面的铭文是“戉（越）王戉王”，剑格背面铭文是“者旨於睗”。经考证，这是勾践之子越王与夷的宝剑。第二把是长63.6厘米的越王州句剑，州句在史书上称为越王朱句，是勾践的曾孙，在位之时越国国势强盛。这两把剑共同的特点是铸造精良，造型优美，剑体狭长，至四分之三后剑从逐渐内收弧曲，锋尖刃利，虽然是两千余年的古物，依然锋利威武，不愧是青铜时代最顶级的神兵利器。
江南地区的早期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当地人“断发文身”，无论是习俗、语言、饮食以及居住方式等都和中原地区不同。江南很多古老的地名并不是出自汉语，而是出自古越语，要通过对比傣语和壮语才能确定它们的意思。举例而言，无锡原来认为是因为锡矿被开采完了而得名，但地质考古发现当地自古就没有锡矿，有语言学者认为，无锡的真正意思可能是“埋葬巫师的山”。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全面学习晋楚两个大国的文化，引入汉字和周礼。为了和中原变成一家人，甚至出现了“泰伯奔吴”这样的故事，即认为吴王也是周天子的亲戚。实际上，江南地区的汉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吴越只是一个开始，然后经过秦汉四百多年的熏陶，直到六朝时期（222-589年）才最终完成了江南地区的彻底汉化。
三国朱然墓漆案
六朝指的是六个以南京为首都的江南王朝：三国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大批逃难者南下，不仅给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这为孙权建立吴国并开发江南奠定了基础。开发江南是东吴重要的历史功绩，孙权曾多次派兵大规模地整治境内的山越部落，要求他们“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初步完成了江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三国东吴的文物，最经典的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朱然墓。朱然（182-249年）是东吴重臣，官拜左大司马、右军师，封当阳侯。他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漆器，此次展出了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收藏的“宫闱宴乐图”漆案，为人们了解东吴宫廷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这个漆案为木胎，髹黑中偏红漆地。案面长方形，长82厘米，宽56.5厘米，上绘宫闱宴乐场面，共有五十五个人物，大多有榜题。左上角是帏帐，中为皇帝、嫔妃并坐，宫女侍立。其右跽（jì）坐席上者，依次为皇后、子本、平乐侯及夫人、都亭侯及夫人、长沙侯及夫人等，他们席前置有盛食物的圆盘。这些人正在观看演出，案面中部是百戏场面，有弄丸、弄剑、武女、寻撞、连倒、转车轮等，都是东汉流行的表演，右边是鼓吹伴奏的乐团。
宫廷宴乐，自然少不了卫兵。帏帐下方左起绘有虎贲、黄门侍郎等宫廷仪卫，案面右下角绘有羽林郎持弓守立。主体图案上部绘有一道墙，墙上有窗，窗外站立大官门、值门人、女值使等，能看出戒备森严。
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瓷器的兴起，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仅在上层社会仍然保持流行。“宫闱宴乐图”漆案是罕见的大尺寸漆器，画面生动展现了三国时期宫闱宴乐的宏大场面，文物价值非同寻常。由于画上有皇帝，案背面正中更有一朱红“官”字，很可能是孙权御赐之物，更是格外珍贵。
东吴于280年为西晋所灭，天下一统，但是没过多久北方就重燃战火，先是八王之乱，后是五胡乱华，中原被打成一片焦土。战乱之际，大批北方士族举家南迁，为民风悍勇的江南带来了浓厚的书生气质，史称“衣冠南渡”。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朝廷，是为东晋。此后两百余年间，中国南北分裂，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南方的汉族王朝被认为是正统所在，江南地区也因此第一次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区。
《淳化阁帖》南宋拓本
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书法，代表人物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一说321-379年）字逸少，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出身士族名门，为朝廷贵胄，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称其为“王右军”。王羲之一改汉魏以来质朴工拙的隶体书风，开创妍美流便的行书，被后世尊为“书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
由于年代太早，王羲之已无真迹存世，目前只有唐宋时期的双钩摹本和碑拓存世。本次特展展出了《淳化阁帖》第七卷“晋王羲之书”的南宋拓本，也称“最善本”，可以让观众一窥书圣的妙笔。此次展出的是王羲之的《秋月帖》，这是他回复友人在盛夏时问候他的一简书札，因起首作“七月一日羲之白”，亦称《七月帖》。七月一日在古代历法中是立秋后第一天，文人骚客会于这天写下感时悲秋之作，所以文中有“忽然秋月，但有感叹”之语。而从“吾故羸乏，力不具”的措辞来看，此书似为王羲之中年后在体弱多病时所写。
王羲之创立的笔法代代流传，影响深远。特展上还有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弟子虞世南的《大运帖》，出自《淳化阁帖》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的南宋拓本。虞世南（558-638）是书坛“初唐四大家”中的江南名家，书法虚和圆润，刚柔内含，沉厚安详，行笔如闲庭信步，不疾不徐，深得书圣家学渊源。
上博收藏的四册《淳化阁帖》“最善本”是传世名宝，2003年4月以450万美金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处购得，曾经轰动文博界。《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
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光义拿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选后，摹勒上石于禁内，并拓印装订成册，这就是《淳化阁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致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但是工匠技艺精良，摹勒逼真，高古书法因此得以流传，实属功德无量。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后来人根据早期的拓本，不断翻刻，几百年下来，版本越来越多，风貌和原本书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所以《淳化阁帖》年代越早的版本，越贴近原本的样貌，也就越珍贵。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淳化阁帖》“最善本”，是清代大收藏家安歧所收藏的南宋拓本，也是目前传世仅有的两套南宋拓本之一。其卷四、七、八和明代最优质的《淳化阁帖》“肃府本”类似（“肃府本”即《淳化阁帖》肃王府遵训阁本，朱元璋将第十四子朱楧封为肃庄王时，曾赐宋代《淳化阁帖》一部），应该是“肃府本”南宋原拓底本的姊妹本，价值无可估量。
禁止出境的《曹全碑》拓本
唐代中后期天下大乱，北方人再一次大规模南迁，让中国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在五代时期，就有了“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说法。此后宋元明清乃至于近代，江南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甚至是文化中心。这一时期的艺术，无论是书画、瓷器、玉器、刺绣等工艺品，还是戏曲文学，基本都以江南为冠。
特展上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南宋哥窑的五足洗，被推为传世哥窑第一，元代书画第一名家赵孟頫的《兰石图》，明代顾绣创始人缪瑞云的《顾绣竹石花鸟人物图合册》，明代成化年间最早的南戏传奇刻本《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有一件限时展出的名画《夏山图》，号称是五代末年江南山水名家董源所作，实际上是明代的仿本，但其绘画风格传承了宋代的董源一派。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达，艺术欣赏水平也高，于是民间的文物收藏也兴起了，人称“江南收藏甲天下”。特展专门有一个篇章是江南文人的收藏，其中最珍贵的文物是清代顾文彬过云楼收藏的明代拓东汉《曹全碑》“因”字不损本，是中国禁止出境文物。
曹全碑是东汉碑刻，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碑高约1.7米，宽0.86米，碑身的隶书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官员曹全远征西域及镇压黄巾起义的史迹，由于碑文和史书上的记载有诸多不同之处，可为正史勘误，所以史料价值非凡。明朝万历年间，曹全碑在陕西合阳出土，碑上的隶书文字极为优美，蚕头燕尾，古雅飘逸。这种字体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书法界，被历代金石学家奉为圭臬，无数文人墨客都已拥有曹全碑的拓本为荣。但可惜的是，此碑在数百年的流传中不断受到破坏。万历年间，石碑刚出土向城里运送时，就不慎把右下角的“因”字磕掉；至万历末年，大风吹倒大树，将此碑生生砸成两段，目前存世的基本都是断裂之后的拓本。清朝之后，由于大量不间断的摹拓，碑体的破损不断增加，直到1956年曹全碑被移入西安碑林保存，才真正结束了破坏和磨损。
曹全碑被摹拓太多，字形和原本已经有所差异，所以年代越早的摹拓版本价值越高。以前说的珍贵拓本，有“乾”字未损本或“悉”字未损本等，“因”字不损本是最珍贵的绝世孤本，因为它是刚出土还没搬进城里的时候拓的，被称为“城外本”或“初拓本”，而且是存世唯一的一本。由于“因”字不损本价值太高，所以清代有很多假冒的伪作，但是不难分辨，因为真本上面的“因”字和所有伪作都不一样，“因”字里面不是一个大，而是一个士，这是作伪者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除了艺术和收藏，江南地区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名家辈出。此次特展上有几件与江南著名思想家相关的文物，首先就是明代蔡世新绘制的王阳明肖像图轴。王阳明本名王守仁（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创立“心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王阳明在赣南时，召集画师为其画像，众画师都画正面像，难以表现王阳明两颧棱峭的特征，唯有弟子蔡世新画四分之三角度的侧面像，形神兼备，得到王阳明高度赞许。画面上题“后裔王寿祁敬藏”，可见是王氏后代的传家之宝。
16世纪以后，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江南地区的思想家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特展上能看到明代西学先驱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札记册》，清代资本主义实业领袖张謇的《行书七言联》，还有现代文学大家鲁迅的《录欧阳炯南乡子词轴》等作品，可以让观众一睹前贤的风采。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谢田
流程编辑 王梦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