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10日，解海龙忘不了那一天。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的课堂上，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摄影志愿者的他拍下了一个手握铅笔、抬头听讲的女孩子的照片，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又大又黑，扑闪孩童的天真和对知识的渴望，好像会说话一般，击中了每个看到这张照片的人的心灵，后来被选为了希望工程的标志，人们亲切地称为“大眼睛”。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解海龙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结缘，改变了几百万少年儿童的命运，也改写了他自己的人生。今年，年近70的解海龙出版《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书，回顾了几十年来与公益、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生经历，那一幅幅影像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震撼和打动着今日的读者。
近日，解海龙接受了书乡周刊专访。
▌ 大眼睛 解海龙 摄“得奖专业户”醒悟了
而今已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的解海龙，当初也是名“业余选手”。
解海龙第一次摸相机是在1968年，当时他还在北海舰队服役，自告奋勇为战友拍照，以胶片作废告终。退伍后分配到北京阀门四厂，业余时尝试用工会相机为工友们拍照。但真正震撼和启发到他的，还是1979年看到的记录天安门四五运动的画册《人民的悼念》和同年的“四月影展”，如今都已成为中国摄影界的标志性事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正是大事频发的岁月，从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影像成为呈现时代面貌的重要方式，许多年轻人都由此热爱并立志从事摄影，解海龙也是其中一个。恰好当年迎来全国工资普调，一个月多了六七块钱，一年就是七八十块，解海龙一合计，正好孩子也一岁了，就以记录孩子成长和家庭生活为由，买了台相机。他清楚地记得价格是八十七块五。
家庭照是“借口”，解海龙很快把镜头对准了社会万象。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复苏，大大小小摄影比赛也搞得有声有色，他参加了不少，频频获奖、登报，在摄影界渐渐有了名气，也调入了崇文区文化馆，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一时春风得意。看着满柜子奖杯奖牌，解海龙不禁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是干这个的”，还多次被邀请去分享获奖秘诀。惟独前辈刘加瑞老师摇头不认可，告诉他“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一句话顿令这位“得奖专业户”如遭棒喝。他沉下心来，看了刘易斯·海因、尤金·史密斯、多萝西娅·兰格等著名纪实摄影师的作品集，深入了解到他们以影像推动社会进步的经历，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与浅薄。摄影的真正本质，乃是要“记录今天，告诉未来”。惭愧之下，解海龙把奖杯奖牌一股脑儿塞进纸箱，推到床底。
不为参赛拍照，那拍点什么呢？转眼1986年，解海龙看到《九年义务教育法》宣布通过的消息。他挺好奇，看了新闻才了解到，原来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相当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他心里一动，去北京周边县区转了一圈，实地见到的乡村真实情况比新闻有过之无不及。回到北京，他翻书看资料，随着逐渐摸清中国有多少贫困县及其人均收入、学费花销、教师生活费等情况，一个考察拍摄计划渐渐浮现并成形。解海龙为它起了个挺长的名字，叫“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考察纪实录”，想法很直接，就是希望能让外界看到中国基础教育依然严峻的现状，看到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孩子们和他们对知识无比强烈的但随时会被熄灭的渴望。跟单位商量，领导表示支持，但钱没有——没错，交通、吃住、胶卷，都要用钱。解海龙想了想，只要不去特别远的地方，自己省吃俭用些，工资大概也能凑出来。决心下定了，他把一幅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太行山、沂蒙山、吕梁山，一个个预备考察的山区在地图上被圈出来。
单干户式的“考察”就这么开始了。钱是硬省出来的，坐火车只能坐硬座，时间又紧，每天都得走很远的路，一天也吃不了一两顿饭，有时俩烧饼就能对付一天。这都没什么，最难过的是不被理解。看到解海龙拍照，有些人以为他另有目的，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往外轰他，解海龙得一而再地解释，甚至还背着人哭过。钱之外，他也缺“身份”。好在一些照片陆续在《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上发表，获得了一些肯定和关注，让他继续坚持下去。
结缘“希望工程”
单枪匹马干了好几年，1991年3月5日，解海龙偶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机缘。正是学雷锋的日子，那天他带着相机在街上寻找素材，走到王府井书店门口，有人往他手里塞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节约一元钱，帮我一少年。抬头看，飘着一面团旗，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简称“青基会”）的宣传展位。解海龙从来没听过这个组织，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青基会是团中央发起成立的，早在1989年就发起了一项称为“希望工程”的公益活动，目的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但一年多来没什么反响，这才上街宣传。
解海龙灵光一闪，问清办公地址，来不及说完话，就拔腿一路飞奔，找到负责人，毛遂自荐做希望工程的志愿者，愿以摄影的形式出一份力。诚意打动了对方，彼此都是爽快人，一拍即合，青基会不仅给他开了介绍信，还申请了五千块经费，嘱咐他买最好、保存时间最久的进口胶卷。对节衣缩食的解海龙来说，真是天降巨款。“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考察纪实录”也正式拥有了“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的新名字。
名正则言顺，有了新身份，豪情满怀的解海龙和同事朱恩光重新规划了路线。第一站，他们决定奔赴大别山中的革命老区安徽金寨，1990年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就建在那里。
在清晨的金寨桃岭乡，他遇到了一支小小的上学队伍，其中有个穿小红袄的腼腆小女孩，才8岁，上一年级。解海龙问她名字，她羞涩地说出苏明娟三个字。和其他伙伴一样，她每天要往返24里山路上学，还包括一段必须划船的水路。到了学校，在校舍里寻机拍照的解海龙猛不丁从一扇打开的教室门中又看到了这抹红色，是她！抬头一刹那转瞬即逝，解海龙赶快用相机对准她，摁下快门。好巧不巧，这张“大眼睛”竖片，正是他相机里的最后一张底片。
“大眼睛”被选为希望工程标志照片，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另一张手抄在兜里流着鼻涕大声读课文的小男孩照片（“大鼻涕”）也极富感染力，青基会一度在这两张之间徘徊不定。
▌ 大鼻涕 解海龙 摄这时解海龙又讲到一个故事，在四川宣汉，有一家姐弟几个，父亲是民办教师，家访学生时因公殉职，临死前拉着姐姐的手说，一定要让弟弟上学。年仅17岁的姐姐一咬牙把自己嫁了，得到500元彩礼钱，给弟弟念书。此外，还有求着家里再多上一年学、宁肯每天少吃一顿饭的毛可凤，把捐助款让给妹妹的杨家姐妹俩……听闻这些辛酸的故事，团中央领导一锤定音：标志一定要用女孩的照片，女孩更需要受到社会的关注。
整整一年，解海龙在外面跑，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姐妹俩……照片一张张洗出来，每张面孔后面都是一个苦涩的求学故事。
▌ 小光头 解海龙 摄
▌ 1991年 河南 商城 姐姐把捐助款让给妹妹 解海龙 摄1992年4月，离家整整一年的解海龙带着这些照片和故事回到北京，青基会为他办了名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大行动”的新闻发布会和展览，出了画册，成为当年的盛事，一时媒体争相报道，全国轰动，希望工程这个项目才真正被人们广泛知晓、捐助，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之前八倍之多的善款，照片中的孩子们都顺利上了学。对解海龙自己来说，也真正看到了影像所具有的惊人力量和社会价值。1992年，他进入《中国青年报》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开始了媒体生涯，将视角投至更广泛的社会角落，但依然没有停止对希望工程的追踪，持续了将近三十年。
和未来的约定
20300余所学校，161亿捐款，600多万失学儿童返校。这是希望工程三十多年来交出的成绩单。但对于解海龙，数据之外，更可感的是那些真实的面孔和真挚的情感，那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独家记忆。
第一次见到那些孩子们时，很多孩子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对他的摄影机和“有很多口袋的背心”感到好奇。解海龙用简单的方式跟他们解释说，拍了照就能上学了。他还有个习惯，每去到一个地方拍照，就会和那些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拉钩，说五年之后会再来看他们，谁也不能失学，“谁离开学校就是说话不算话，就跟谁没完”。五年又五年，他一直按照约定，按时去重访。孩子们也都数着天在算，到什么时候了，是不是叔叔又要来了。彼此都遵守着一份约定，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了，孩子们坚持上完了小学、中学，有的大学读完了，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出国留学，有的参军、立功，有的回来做公务员、老师，接力为家乡做贡献。解海龙聊起这些孩子们，仿佛是他的亲生孩子一样，他几乎熟悉他们每个人的从前和现状，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解海龙和长大的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对于“大鼻涕”胡善辉，解海龙不住夸奖道，“这孩子特别好，有爱心，有出息”。他读完初中没能升学，把捐款让给了别人，自己去饭店做学徒。解海龙重访时见到他，跟他说这样下去不行，把他推荐到了部队。胡善辉在部队服役13年，退役后在济南高铁工作，工作十分出色，成为劳动模范，还成立了“善辉善行”服务队，为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服务。还有“小光头”张天翼，自己被救助上学后，就把全家动员起来，买了缝纫机，加班加点干活，为班里得了癌症的同学捐款治病，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至于“大眼睛”苏明娟，她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当选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其成长轨迹更是一直被新闻记录，被人们看在眼里，成为励志典型。
▌1996年4月，“大眼睛”苏明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报》报庆活动，和解海龙（中）在一起，看着自己的照片。柴继军 摄如今看起来一切顺意，其实当初也有些杂音。有人曾质疑，说这些“代表”不就是被照了相，凭什么就那么受关注、得那么多捐款？孩子们听闻后胆怯，再面对记者就不敢应声。解海龙苦口婆心给他们讲，说这是让你们好好学习，做出榜样呢，以后有能力再帮助别人。
▌ 1992年2月 陕西 静乐县神峪沟乡杜家庄小学 棺材也成了孩子们上课的桌子 解海龙 摄孩子们明白了，把别人寄来的钱物转给更小的同学，长大以后更是身体力行参与到公益中去。去年是希望工程30周年，解海龙在西藏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苏明娟也去了，人们看到“大眼睛”来都很高兴，苏明娟当场宣布说，她也要为这里捐3万元。“真是薪火相传啊！”解海龙感慨。类似的感恩故事还有很多，连这些孩子们的孩子，听闻父辈的经历，也争相把自己的零花钱捐出来。
回首这几十年，解海龙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摄影人的社会责任，他从中获得他人的认可，也寻找到自我的意义。采访中他反复提及，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搁在一起”。因而他写这本书，除了回顾，亦有寄托。他理想中的受众，一方面是中小学生，让他们懂得学习不光是为自己，也要用知识为社会做有意义的事；另一方面则是给摄影人看，“让摄影人知道，手中的相机只有关注国家的命运、记录时代的变化，给后人看，才最有意义。要想让你的作品能留下来，就得把人文关怀作为出发点和关注点，让你的相机有温度”。这是解海龙脱胎于自身经历的经验之言。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实践，自2011年退休后，他和一些同仁就开始在做青年摄影师的扶持计划，希望培养一批新一辈的纪实摄影师。解海龙也知道，现在更吸引年轻人的是时尚、商业摄影，但他依然秉持着朴素的初心，希望能有更多摄影师来关注生活与命运，用镜头讲出故事，继而通过影像来帮助人。（责编：张玉瑶）
▌《捧起希望：解海龙自述》（山东画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