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是依托线条、色彩与构图,在二维平面之中描摹自然之美、抒发审美情志的艺术门类。中西绘画虽同源自然、皆以师法万象、表达自我为创作初心,本质并无高下之分,却因民族文化、地域环境、人文思想的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表现路径与艺术风貌。近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邱石冥(石冥山人)先生,早在1931年《立言画刊》刊发的文章中,便精准剖析了中西绘画的核心差异。他提出:绘画本无中西壁垒,终极目的皆是摹写自然、抒发自我。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艺术本源,而在于民族性情、创作路径与工具技法。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文化底色截然不同,造就了迥异的思维方式,也让两大绘画体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
核心思想,中西艺术的精神内核天差地别
西方文化崇尚“人定胜天”,主张征服自然、剖析万物,信奉优胜劣汰、直面对抗,以理性改造世界。秉持“霸道”思维,将世界拆解分析,认为完善世间秩序,方能成就个体价值,侧重以客观改造万物。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秉持“以人顺天”的处世智慧,主张与自然相融共生。国人深知人力难胜天道,故而追求随遇而安、化繁为简,认为修身正心、丰盈自我,便是成全天地。这种温润内敛的东方哲思,深深根植于传统绘画之中,造就了中西艺术最根本的差异。基于不同的哲学内核,中西绘画形成了两大迥异的艺术趋向。西画上乘追求为人生而艺术,以客观观察、理性分析为基础,聚焦现实生活,描摹真实物象。重光影明暗、立体质感,以写实共情为核心,艺术特征是求真、求美、重激情、重现实表达,一切创作皆依托科学规律与客观物象。柯罗这幅风景画(下图),忠实捕捉林间湖畔的光影、空气与雾感,树木、草地、人物都在统一的自然光下呈现丰富明暗层次,是西方风景画重视现场实景、光影氛围的典型代表。

法国柯罗《孟特芳丹的回忆》,1864年油画
中国画上乘追求为艺术而艺术,明知极致意境难以企及,仍毕生求索。创作以个人情志为核心,偏重主观表达,不求极致形似,只求气韵意境。重笔墨韵味、心境流露、含蓄留白,以“雅”为至高审美,化实景为情思,融心境于山水,是东方艺术独有的精神内核。下图取宋代朱锐《盘车图》古意,不刻意复刻一处具体实景,以皴擦写山石,枯树、溪流、牛车行旅组合在一起,重在营造山野行路的古远意境,是国画重意境、重情思的体现。

《溪山行旅图》仿宋朱锐《盘车图》刘鹏画
创作路径,中西绘画二者的差距更为鲜明
西方画家创作时,以观察者的姿态对立于自然,极致追逐物象的真实形态,穷尽光影、透视、结构的客观规律,就体寻魂、捉形求神,创作始终被物象外形、时空结构约束,高度依附客观现实。中国画家则主张人与万物合一。必先体察山水百态、积淀生活素养、滋生真挚情志,而后落笔成画。以个人情感融汇自然万象,借笔墨承载心境,实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西画摒弃主观成见,追求物象的全新客观表达;国画则依托数十年笔墨功底与审美修养,凭心中丘壑再造自然,不受时空与形体束缚,以意驭形,重在传神。
纵观艺术史,西方写实绘画的极致逼真,并非全然是画家技艺的超越,更多依托科学技术的加持。有国外艺术纪录片曾揭秘: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正统写实派绘画的极致逼真,大多借助光学投影、镜面成像等辅助手段。达·芬奇曾言“镜子是画家的老师”,正是因为镜面可将三维立体世界转化为平面影像,供画家描摹复刻。所谓超写实画作,多是光学技术与物理透视原理的结合,依托科学理论复刻现实,而非纯粹的艺术修为。这也解释了西方绘画极致讲究透视、明暗、光影、立体质感的根源——西画本质,是依托科学的写实艺术。反观传统中国画,素来不刻意追求近大远小的机械透视,不描摹阴影明暗,不执着物象的立体质感。画面讲究平视取景、散点透视,以线条为骨架、笔墨为灵魂,线条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非单纯辅助塑造体面。西方绘画的线条,只为服务物象结构、光影体面;而中国画的“笔情墨趣”,是独立的艺术语言,承载着画家的功力、性情与气韵。
当下画坛,却出现了国画西化的趋势。不少创作者摒弃传统笔墨意境,过度照搬西画的明暗、光影造型思路,一味追求表面的立体逼真,反而丢失了国画最珍贵的笔墨气韵。中西绘画各有自己的道路,不必厚此薄彼,更不能以西方的评判标准,强行改造中国画。我们当认清二者本源,守住国画笔墨精神,兼容而不盲从。
来源:北京号
作者: 墨影阁-刘鹏藏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