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 傅道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春秋时代因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春秋》纪年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春秋》记事共两百多年的时间。但作为一个时代,它的历史应该有更长的时间。一般人们把春秋时代的起始时间定为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这一点已经没有异议，而终止年代则说法甚多。我倾向于把春秋的下限定为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左传》文末附记曾记录，这一年，韩、赵、魏灭智氏。经此一役，晋国虽存，但晋国大权已归于三家，韩、赵、魏形同独立诸侯，为日后战国七雄格局奠定基础。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共317年的历史，简称春秋三百年，就是我们要讲的春秋时代。
以《春秋》而得名的这一时代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表现着强烈的文化色彩。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披坚执锐、豪气凛然，由此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假若世界历史存在一个轴心，那么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他在经验层面将这一轴心定位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的春秋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与古希腊“圣贤如云”的哲学景观相同，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也纷纷涌现，史伯、蔡墨、叔孙豹、叔向、子产、季札、晏婴等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哲学家集团开始形成；孔子、老子等思想家，形成了不同于官学的独立的思想话语，形成了个性化的学术表达和学术流派。在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背景下，孔子完成了对经典的文献整理和哲学改造，实现了从“四经”到“六经”的跨越，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时代在这一时期成熟。《诗经》《左传》等经典以新的语言形式和写作笔法，为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建立了规范和模式。
春秋时代的文化气象是可以与古希腊精神媲美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实质是通过文献连缀和思想阐释的方式激活古希腊精神，重建古希腊的传统。与古希腊精神相比，中国文化也有一个“春秋人”和“春秋的古代”的问题。“春秋人”的精神指向是“君子人格”和“圣人气象”，这种人格精神建立在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背景下，呈现出仁者的悲悯襟怀和智者的诗书风雅，这种人格指向是对粗野鄙俗的世俗人格的超越，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追求。
但是许久以来，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被人们误读了。认识春秋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第一，是从政治上把春秋当作一个乱世来描绘。孟子已把春秋时代描写成“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混乱局面。汉代的经学家们更认为这是一个“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经学的立场上看，春秋时代是不足取的，因为经学家们普遍怀念一个西周盛世。在他们笔下春秋时代俨然是王纲失坠、礼崩乐坏、政治失序的黑暗图画。其实，假如没有王纲解纽，春秋时代怎么能有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况春秋诸邦脱离周代王权其实质并不是地方政权脱离中央政权，而是城邑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又恰恰是这种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这种变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机的时代。
第二，人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连在一起表述，一些历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形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一点顾炎武早就意识到了。他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代尚有礼乐文明的风流余绪，尊礼重信，重大义、重然诺的君子人格屡屡见于史书；列国交往间还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约，行人间往来赋诗，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风采。而降至战国，风气骤变，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诸侯国已完成了从城邦到军事帝国的转变，已彻底走出城邦文明的范畴，不再讲尊王，不再讲礼信，列国间不再讲赴告策书，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风范，不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纵横家的博辩辞章。
圣人气象的实质就是春秋气象，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春秋时代的背景理解孔子和他代表的文化风韵。“圣人气象”是在春秋时代的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尽管孔子本人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时时表现出一种悲怆和忧患，但离开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无从理解孔子的文化精神。只有理解了春秋气象，才能理解从容恢宏的圣人气象。圣人气象是春秋气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实的思想流派，风雅而健朗的人格风范，鲜活而生动的艺术精神，使春秋时代成为滋养中华文化沃土的源头活水。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傅道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