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代承前启后，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把焦点锁定在以江苏徐州地区为圆心的汉代楚国，围绕来自狮子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等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的100件（套）西汉楚国文物，力图呈现楚王玉礼体系与汉代玉雕工艺的特色，为观众展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局面。

　　 汉代楚国的由来与变迁

　　 江苏徐州，古称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都于此，十二代楚王相继承袭，历时190余年。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废楚王韩信，封异母少弟刘交为楚王，统辖薛郡、东海、彭城三郡36县，都城定于彭城。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第三任楚王刘戊联合吴王刘濞（bì）发动七国之乱，刘濞兵败被杀，刘戊自杀，景帝改立刘交第三子刘礼为楚王。

　　 汉宣帝时，第八任楚王刘延寿因与广陵王刘胥谋反案发，畏罪自杀，楚国被废除，属地被并入彭城郡。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刘询第三子刘嚣徙封为楚王，从长安迁至彭城，再传四代，王莽篡汉时除国。

　　 本次展览正是以汉代楚国为背景，围绕“以器见韵、以玉观心”的策展理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楚墓出土的器物出发，从物质文明维度展现藩国雄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下篇集中展现汉玉之美，从精神文明维度阐释佩玉昭仪、金玉不朽，将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深厚人文内涵寓意于汉代人的生活信念之中。

　　 楚国的文治

　　 整个展厅的主体背景色被设计成偏青绿色，以契合玉的材质本色。进门的第一组展品被安置在一个大大的圆形龛中，以楚地特有的黑漆底红色纹饰作为背景，选取了楚王墓出土的三件乐舞陶俑，以示对观众的欢迎。

　　 翘袖折腰舞陶俑，生动地诠释了成语“长袖善舞”的内涵——在汉代的舞蹈中几乎“无袖不舞”。此陶俑身着宽袖紧身的绕襟深衣，左袖往前甩出，右袖高起下垂，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呈现出优美弧线的同时，也定格了汉舞的雍容典雅与热烈曼妙。

　　 “翘袖折腰”曾是战国时期楚国宫廷舞蹈的主导风尚。秦统一天下后，将楚舞这一特色沿袭下来，汉承秦制，也相当程度地接纳了楚文化。据说汉高祖对楚声楚舞尤为喜爱，其宠姬戚夫人更是“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展方还特地拿出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藏的汉代玉舞人，与翘袖折腰舞陶俑遥相呼应。

　　 如果凑近细观，会发现这件陶舞俑的右臂上方刻有一个数字“五”，起编号作用，说明这件俑的胳膊、身体和头部分开烧制而成，标识清楚才有利于拼接组装。左侧陶俑，按双手的位置和上下姿态可推断是一件抚瑟俑，正在弹拨弦。右侧陶俑，双手上举，端到嘴边，做吹奏状，可能是排箫。三件小小的陶俑既显露了楚宫宴乐的一角，也成为礼乐制度的缩影。

　　 展览名为“楚宫汉玉”，因此并不急于展现汉玉的种种精彩，而是先要把楚国的政体向观众展示清楚，因为玉的雕刻与佩戴服务于楚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方式，而楚宫的一整套制度又是向汉长安城看齐的。

　　 楚国作为大汉重要的藩国，当然由汉室的宗亲来掌控。楚地官制均仿照长安中枢的设置，出土的成套楚国官印完整记录了楚国的百官体系。展览专设一个展柜，展出的印鉴封泥印证了史籍所载藩国建制的具体内容，最能系统呈现汉代的郡县官僚体系。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西汉早期楚王。该墓共出土各类文物约2000件（套），其中印章200余方。本展从中挑选了数枚具有代表性的印章，用以体现楚国的行政管理体系。

　　 这些印章排列齐整，放置在展柜下方正中央的一枚玛瑙（或为玉髓）印章，上刻鸟虫篆，是楚王宗室刘犯之印。它的右侧一枚为刘慎小篆螭（chī）钮，左侧为刘治小篆玉制印章，均为西汉楚国王室成员所有。

　　 楚国的武备

　　 紧挨着官印的展柜里陈列着楚国兵器，也与印章形成一文一武的搭配，足以窥见西汉诸侯封国不仅典章齐备，而且武备雄厚。

　　 其中有一对长钩令今天的观众感到十分怪异。实际上，钩脱胎于戈，后来又融合了戟的特点。大致可以按长短、单双来划分不同类型的钩，钩镶就是其中一种钩、盾结合的复合兵器，兼具防、钩、推三种功用。这种护手双钩的构造一般分四个部分：顶端的钩尖及刃身，握柄处与戟同款的月牙，前面方形作盾牌，还有尾部的钻刺，整个钩身除了握柄以外都可以用来攻击，是防御时针对长戟的专用兵器。

　　 大汉的强盛首先体现在兵器上，其核心是钢铁冶炼与锻造技术的领先。在东汉时期，钢铁冶炼已相当成熟，其中代表是百炼钢工艺，经反复折叠锻打、淬火而成。钢铁复合工艺能将不同含碳量的钢铁锻打为一体，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其中以环首刀为代表，配合铁甲、强弩等装备，形成了对北方匈奴的装备代差。

　　 综合来看，大汉兵器体系不是单一利器，而是钢铁工业、锻造工艺、各兵种配合共同支撑的系统性优势，这才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底气所在。兵器独辟一柜展示的立意正是在此。

　　 构想汉家生活空间

　　 瓦当、铜镜、席镇是汉代室内生活最为常见的器物，各具实用属性。展览专门选出来陈列在同一个柜中，为观众设计了一个从上至下的汉代室内生活的想象空间——保护屋檐的汉瓦当高高在上，立于檐头；铜镜伏在几案之上，映射主人的仪容；铜镇则踏踏实实地压住席角，为宾客守住平安。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豹形石镇生动传神。它以青灰色大理石圆雕而成，豹身与台座一体成型。猎豹侧卧台面，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口微启露齿，双耳挺立，面颊环绕鬣毛；颈间戴饰嵌贝项圈，圈上设系绳钮。豹躯体丰腴，长尾自后腿间回卷搭于脊背，四足收拢一侧，褪去凶戾，兼具雄健与温驯之态。颈间雕有项圈，佐证了西汉早期先民已驯养猎豹用于狩猎的史实——只有实力强大的诸侯才可豢养豹子。与石豹镇形成呼应的是另一件铜豹镇，它的脑后脖颈上系有一个铜环，一副被驯养后乐呵呵的顺从模样，嘴中还可以看到舌头。

　　 汉代是铜镜制造的一大高峰期，形制上以圆形薄体为主，纹饰装饰丰富多样且日趋程式化，铭文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铭文多为配套的吉祥话，一般与瓦当上的文字类同，常用吉语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和延年益寿等。

　　 楚王墓出土的列鼎最能体现自西周沿袭下来的礼仪制度，鼎最早是饮食用具，后来才发展成祭祀和礼乐仪式器具，“天子九鼎，诸侯七、御大夫五、元士三也”。

　　 展中一个小小的染炉才真正体现出汉代人围炉酌饮、自得其乐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件器具的上方架起的铜耳杯中盛放酱料，下方置肉，这种宴饮场面在汉画像砖上得以佐证。

　　 玉映汉心 以玉承礼

　　 汉代流行“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它将五行学说应用于王朝的更替和统治合法性上。而玉石温润、声清、光泽、质坚、纯洁的自然属性被借来象征君子所具备的仁、义、智、勇、洁五种美德。儒家提出“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并追求“佩玉之度”的和谐举止与“环佩有声”的华美风仪，使佩玉逐渐成为社会时尚。

　　 楚国拥有专属王室的琢玉工坊，设有玉工官署，专门管理琢玉工匠，支撑数量庞大的玉器生产，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下，造就了独步全国的“天工汉玉”。本展的第二部分便以此为基础，展开玉文化的叙事。

　　 狮子山楚王墓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室，早年被盗，但独立的库房躲过一劫，出土了200余件高等级玉器，代表了西汉早期玉雕的最高水准。

　　 《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是说看一个人的身份，看身上的带扣就够了。因为古人束腰革带，以带钩扣合固束。带钩的材质多样，造型与工艺也各不相同，遂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汉代带钩流行兽面、曲体、琵琶等形制。当中，出廓龙纹玉珩（héng）发掘自徐州陶家山汉墓，为青玉质。两端龙首以细线刻画杏仁眼、长吻、鬃毛，局部镂雕龙口，细节灵动传神，承袭战国楚玉雕刻风格。龙身布满细密卷云纹，线条婉转勾连。双龙兽面兼具威仪、镇煞、升仙寓意，为诸侯王所专用。

　　 通过佩戴玉器来规范人的行为，也是汉代及先秦时代玉组佩盛行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的珩不可或缺。

　　 玉里藏着生死观

　　 狮子山出土的众多玉器也集中体现了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他们相信玉可以通灵，可以保证肉身不腐，灵魂不灭，因此，贵族死后必会佩戴大量玉器下葬。

　　 出土的众多玉器中，小板凳形玉枕最为少见，枕面镶嵌了呈三角形和长方形的玉片，由此联想到著名的金缕玉衣。有人戏言，玉棺、玉衣与玉枕，可称为“保魂三件套”。

　　 本展中的玉器多为西汉早期遗存，保留了战国遗风。汉代的楚国曾经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一部分，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屈原《九歌》中经常出现对玉的描写，如“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早期汉玉上的刻线雄健张扬，如楚国漆器上的纹饰般飞扬灵动。而西汉中晚期玉器，随着天下安定，中原文化影响深入，造型逐渐变得温婉柔和。

　　 王建南/文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徐州博物馆/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