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珍，影视出品人、监制、制片人；奥斯卡金像奖纪录片选片委员，CNEX视纳华仁共同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从事纪录片制作已经数十年，她曾参与监制的影片包括获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线最佳纪录片的《1428》、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英国谢菲尔德纪录片影展获奖影片《妈妈的村庄》、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少年小赵》等。

　　在24日IM两岸青年影展电影大师班的现场，陈玲珍就“当代纪录片国际语境与制作发行”一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纪录片本身是影片制作的一种方式

　　纪录片是非虚构，是移动影像，要记录现实的某些面向是它的出发点。作者不可能全时间360度去记录，所以记录到的都是某些面向而已——是作者觉得需要被记载，需要留下来的。

　　我愿意相信纪录片本身是影片制作的一种方式，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沿袭电影美学的传统，不止是单纯的新闻记录。纪录片是要给观众看的，要从受众角度考虑，受众如何才能更好地收获作者的创作意图。它不断在演进，很难划出明确的范围：这是纪录片或者什么不是纪录片。反过来讲，什么是虚构？什么是非虚构？什么是在虚构当中有真实？什么是在真实当中有虚构？是我们做影片或者相关工作的人，经常叩问自己的。

　　独立电影是指在大型的制作体系以外的制作发行的电影，一般讲长片。有时候，它的内容跟风格会因为作者个人非常强烈的艺术理想展现得很好，有别于大型的电影制片体系做出来的影片。通常情况下，预算很低，相对于大型制片公司的预算而言，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电影的定义。

　　独立纪录片通常遵循独立电影的原则，作者个人有所感动、有所感想，带着小DV机就去记录，是充满了独立操作、独立思考的纪录片。当然也就包含资金独立，或者没有资金，但是时间独立，用自己的时间去换空间。发行独立、思考独立、拍摄独立，这就是我们讲的独立纪录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想要走的更远可以叫做作者型的纪录片。

　　陈玲珍监制作品：《妈妈的村庄》（导演许慧晶）

　　纪录片的制作机构和市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各地发达国家公共媒体出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通过机制去设立公共电视、公共广播，因为经费来自公众，所以不需要去找商业赞助，也就不需要接受商业上的一些考验，比如收视率。但因为用了公共财款，公共媒体所做的事要兼顾的不只是大多数人，还要兼顾少数派，如社会边缘、底层等等，整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群的利益都在照顾的范围内。这样，也可以让更多不同层次的观众去了解在他所在的阶层以外发生的事。

　　像BBC是众所周知的纪录片的大拿，日本的NHK，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台湾也有公共电视台的存在。从公共广播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占了纪录片、纪录电影支持者一半以上的江山，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存在，很多纪录片是做不出来，因为纪录片本身创收就是比较低的，不是去迎合商业上的需求，更多是迎合作者的良心，还有社会的公正、公益来做的。

　　第二种类型的机构就是商业媒体，大家熟知的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等等。他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在商业模式下去运作，肯定要选大多数观众愿意要看的题材去制作；风格上也会非常不同，如Discovery有规定几秒钟要换镜头，不能在一个地方不动。简而言之，商业媒体从一个目标出发：我要更多的人看我的作品，所以我要怎样才能够抓住他们的眼球。

　　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中心报告，近十年来，中国纪录片市场规模大幅增长，但是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完全靠市场，像是播映销售版权、观众付费观赏这些，或者是靠所谓注意力销售，广告销售收回成本的纪录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那也就是说健全的市场体系在纪录片这个领域还没有形成。

　　为什么做创作要了解这些？要知道，完成作品后，你对作品有什么想法，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心里面觉得重要的题材要让更多人看到外，我们要想的是：用什么方式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

　　向Netflix学习

　　现在在国际流媒体领域影响大半壁江山的Netflix，创办于1997年，最早是一个做DVD公司。很多人通过他们的自制剧《纸牌屋》认识了Netflix，但公司的成功得益于纪录片。

　　2014年，Netflix开始做纪录片，当年出了14部纪录片，其中有一部《埃及广场》，讲的埃及民间运动的革命，得到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声名大噪。

　　Netflix通过后台数据知道用户的观赏偏好、收视习惯，据此提供精准的细分内容给观众。同时，也影响他们日后的制作方向。今年推出的纪录片还是聚焦在点击率比较大的几个类型，犯罪、美食、社会问题、人物传记这四个方面。

　　2019年，他们推出了自制纪录片《登堂入会》，讲的是美国一个拉丁裔洗碗女工，觉得纽约拉丁社区需要改变，就去挑战他们那个区的众议员。这部纪录片从她洗盘子、打扫开始纪录，直到她终于进入国会殿堂。推出后带来很大的声响，引发很多的讨论。

《登堂入会》海报，图源豆瓣

　　Netflix用纪录片作为主打、领头羊的政策是很成功，当然他的剧集也非常成功，都很好看，题材包罗万象。如果从做纪录片的人的角度来讲，他的做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经常研究他所挑选的题材，所使用的制作方式。我们总是说“内容为王”，不管做什么内容，最重要的是内容为王，怎么样让忠实观众不断地来看，Netflix真正做到了这个。另外，他们也改变了传媒的生态：一方面花大钱去买版权，另一方面坚守原创内容生产，自己生产可以挑题目、挑导演、挑团队，用比较大的预算去做。

　　2014年底，Netflix全球用户超过5700万户，都是购买会员；现在，Netflix大概是将近1亿7千万上下，其中6000多万是美国本土，有1亿多都是在美国以外。这家在美国创立的公司，经过二十几年，占据了全世界很多地方。

　　人生在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学习。CNEX一直很关注Netflix在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他们的战略，比如说我来不及做，就买别人做的最好的东西、最会引起社会关注的内容，或者我花钱做一些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会有人要看的。这都是经过非常缜密的思索、调研做的决定。

　　制片人的角色很重要

　　做所有的影像作品都是一样的，导演是很重要，但是制片人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当你有一个好的制片跟导演这样一个联合主创团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

　　在英语语境，Producer的角色和工作也是蛮多，大家可以看到监制、执行制片、制片人、制作协调、现场制片、联合制片，以及Impact Producer。

　　着重谈下Impact Producer，这个身份还没有很好的中文翻译，或者可以翻译成影响力制片人。差不多十年前，在美国和英国为主的一种论述，就是你要做一个纪录片，如果选定一个题材是对社会问题的提出以及希望谋求解答的时候，那你可能需要一个Impact Producer，因为他会设想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动它放映、发行，让更多的人看到，改变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CNEX也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题目：“下一代的家园”，做出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叫做《对看》，讲留守儿童的问题，两种留守儿童的对照。留守儿童之一，父母去西班牙打工，把孩子交给家人照顾，孩子就读于北京的住宿学校，小孩到6岁才终于见到妈妈本人。另一种留守儿童，生活在湖南跟四川边界的少数民族，3个儿子跟着父亲生活，母亲外出打工。大家不要觉得留守儿童都是农村的，也有很有钱的留守儿童。我们在放映推动的时候，就会先设想这个题目出来以后，怎么样去让需要看到的人看到。最终，那个片子也引起蛮多的回响，很多人开始注意留守儿童的问题。

　　从前期到后期，发展、摄制、剪辑、后制、发行，制片人在不同阶段要起不同作用，他和导演的关系，是有点微妙的，是在合作，但有时候彼此间也会有一些拉锯。很多时候，监制和制片人要对影片的成败负起责任。

　　大家除了在国内做制片，将来有机会做国际联合制片。我觉得称职的国际制片人，要有硬技能和软实力。硬技能包含了做预算，预算怎么定，怎么管理预算，这是个大学问；需要专业的制作流程的管理能力；需要很熟悉法律的跟合约管理相关的能力，这个都是要靠读书、靠请教，靠跟法律界的朋友们，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相关的。软实力，第一个要求坚实的领导力；第二，正面开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三，终身学习的态度；第四，智商、情商兼备。

　　这是我自己的工具箱，对我一辈子都有很大的帮助，跟大家分享。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两个词当中找到你自己：一个是自我养成，一个是专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