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周围的雪洁白得十分可爱……萧劲光同志提议吃冰琪林，全都赞成。”
“彭（德怀）军团长一面弄着炮，一面命令十一团首长‘一打中就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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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五千里（珍藏本）》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在上海书展发布捧读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推出的重印本《二万五千里（珍藏本）》，109篇、长达30万字的文稿让人心潮澎湃。这些由董必武、李富春、冯雪峰（曙霞）等40多位长征亲历者在长征胜利后一年内写就的稿件，用笔记录了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上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全过程，行文朴实，叙事生动，可信度高，还有不少珍贵稀缺的内容。连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征史专家石仲泉都感叹：“不少事是过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与闻的，还使我对有些问题得到释疑解惑”，称其为“所有长征书籍中极其珍贵的‘善本’”。
这套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为底稿影印出版的书籍，自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首版以来，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该书责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马瑞瑞说，誊清稿本原件纸张粗劣、装订简陋、字迹模糊。她的思绪瞬间被拉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所处的艰苦环境，感佩红军战士战胜千难万险的英雄气概。也因此，该书始终以誊清稿本手稿原稿形式呈现，为读者带来更强的代入感，让人从字里行间读出红军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感召力，更深刻地认识和领悟伟大长征精神。
这套手抄稿本中有哪些鲜见的长征故事，缘何会在上海出版，又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何关联？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
多处稀见内容为长征史提供重要资料和线索
页面上，圆珠笔、毛笔、红钢笔、铅笔写下的字迹交错；明显笔迹不同的复写纸，誊抄着缺失页的内容……打开《二万五千里（珍藏本）》，手稿带来的历史感与真实感扑面而来，而这些编辑删改痕迹并不影响对原文的辨认。在多位学者看来，这为党史、军史，尤其是长征史，以及很多党史人物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资料和线索。
石仲泉曾重走长征路，他坦言在研究长征的几十年中，研读过上千本长征相关书籍，但读到这部手抄稿本时，依然感到温故知新：有近十篇文稿从未读到过，还有许多史实也是首次了解。譬如，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写的《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讲的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事，提到军团长彭德怀指挥架炮攻打敌人的事。当时，由于炮架远了，连发几炮都没打中，彭德怀便来到前线：“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下，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彭军团长急促的走到炮兵的阵地，一面弄着炮，一面命令十一团首长‘一打中就冲！’‘轰！’正中在敌堡的角下。‘轰！轰！轰！’炮声连发起来了。‘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快破了的红军帽子在空中不停的指挥着大喊起来了。‘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石仲泉说，这样具体描写彭德怀亲临前线架炮、指挥打炮的史实，是他迄今读到的唯一一篇。
张爱萍写的《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节选）“像这样具有唯一性的稀缺稀见内容，稿本中还不少。”石仲泉又举例道，干部休养连医生李治所写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讲了以前很少具体提及的长征中女干部的情况。该文写道：“真正随军出发的不到30个女子……4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途中生产，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军……”这些情况，也是读了此文后才了解。
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建刚认为，《二万五千里》在资料稀缺性之外，还呈现了手抄稿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细节具体。就拿“草鞋”来说，他也是读了书中中央干部修养连总支部书记董必武的《出发前》才知道，红军穿的草鞋原来是布条做的。该文中，董必武特别作注：“中央苏区所谓草鞋，不是用草编成的，完全没有草的痕迹，布底，针线缉得很密，鞋前面有三个或五个布做耳子，后跟也是布做的，样式如草鞋有耳，实际上不全用一根草，但名字仍叫做草鞋。”
马瑞瑞印象最深的是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长周士梯（周士第）写下的《吃冰琪林》，讲述了在1935年6月军委干部团过打鼓雪山的故事。文中写道：“我们周围的雪洁白得十分可爱……萧劲光同志提议吃冰琪林，全都赞成。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盂争向雪堆下层挖。‘谁有糖精，拿出公开！’李一氓同志说。毕士梯同志的胃病药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萧劲光同志的小纸包，都一齐出现了。大家都赞美今天的冰琪林。‘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好！’我说。‘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陈赓同志说。‘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愿做评判员。现在结论不好做，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毕士梯同志结束了雪山吃冰琪林的‘争论’。”马瑞瑞说，小时候在课本中读过课文《过雪山》，知道红军翻越雪山异常艰险，但这篇短文却用轻松诙谐的口吻讲了一则苦中作乐的故事，更让人感喟红军的大无畏。
文稿缘起与传播都同上海密切相关
长征胜利后为何会向亲历者征稿？不少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同一件事：1936年春，上海的《字林西报》写道：“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
学界普遍认为，为了记录和保存长征的真实历史，向世人宣传长征、宣传红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一切长征中的文件和一些个人的长征日记，组织专门人员负责编写长征经过。然而，由于红军战事连绵，环境动荡，致使该计划延宕。同年7月初，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红军领导人，为长征壮举深深感动。这再次促使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重拾编写长征经过的计划。
1936年8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之后，军委总政治部很快组成编辑委员会。董必武、李富春、邓颖超等带头写作，至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多万字。编辑委员会经过编选统稿，至1937年2月22日选定《出发前》等109篇文章、《长征歌》等10首歌曲、《乌江战斗中的英雄》英雄榜2张及《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表格4张，取名《二万五千里》。全稿编定后，编辑委员会组织人手修改誊写，装订成手抄誊清稿本流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认为，从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编辑委员会的人力状况、后来留存的稿本数量等几方面综合分析，誊写本数量不会多于5部，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的誊写稿本极为珍贵。
书中收录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书中收录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部分）书中可以看到，正文由圆珠笔直接抄写和复写纸的复印两种字迹组成，圆珠笔笔色有蓝、黑两种，复印纸有蓝、紫两种。对正文的修改字迹则由毛笔、红水笔、铅笔三种组成。其中，毛笔、铅笔的改动主要包括改正文字讹误、润色等。如在彭加伦所写的《胜利后的一幕》中，原文“月色仍然是这样静寂”一句，被改为“月色仍然是这样的朦胧，夜仍然是这样静寂”。而红笔修改笔迹，只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手稿上册前半本上才有——1937年3月至6月间，中共中央通过地下交通网将其中一部誊清稿本带往上海交给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准备择机出版。
1937年7月，中共地下党董健吾以摘选、节选、缩编等方式，在上海人间书屋《逸经》杂志第33、34期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许多情节直接取自《二万五千里》相关篇目，使书稿内容得以先行传播。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万五千里》出版计划再次被搁置。但在上海，出现了七八种以《二万五千里》为素材的长征纪实单行本，如上海复兴出版社《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上海自由出版社《二万五千里西行记》等。
徐建刚认为，上海与长征渊源深厚，当时的上海媒体是宣传红军长征的重要阵地，世界正是通过上海的宣传广泛知晓红军与长征。
上海富商用毕生心血守护红色文献
上海鲁迅纪念馆库房，打开一个木质方盒，三册绿色封皮、A5纸大小的文稿叠放其中。这便是馆藏二级文物《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二级文物《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为何这份誊清文稿最后留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这要归功于党外进步人士谢澹如。”提起谢澹如，徐建刚连说了几个“了不起”，称其“重义守信”。他说，出生于上海钱庄世家的谢澹如以家族产业为屏障，在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冒着身家性命掩护中共党员隐蔽避难，更用毕生心血守护了多件不可再生的红色文献。
谢澹如于1924年加入了冯雪峰等发起的进步现代文学社团湖畔诗社。1929年，经冯雪峰介绍，谢澹如开始参与左联筹备外围工作，得到鲁迅等进步文人的高度信任。1931年瞿秋白被通缉时，冯雪峰就将其安置在谢澹如家。就是这样一位党外进步人士，让冯雪峰放心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交到他手中保管——1937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走前把这部稿本连同方志敏手稿《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一起交给谢澹如。此后，谢家多次辗转避难、举家搬迁，途中谢澹如始终将装载文稿的皮箱随身携带，确保文稿毫发无损。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李浩介绍，195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建工作启动。彼时，在夏衍、冯雪峰等人的推荐下，时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的谢澹如全面参与了纪念馆的选址、展厅设计、文物征集、布展等工作。1951年纪念馆对外开放，谢澹如是首任纪念馆领导，任副馆长，主持馆内文物保管、征集、研究等工作。1962年9月26日，谢澹如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反复嘱托家人，要将一生收藏的文稿、文物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家人遵照其遗愿，将其冒死守护近30年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等100余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纪念馆保管。
“由于年代久远，手稿的影印出版遇到了许多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在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社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决定联合出版这部珍贵文献。尽管纪念馆为妥善保存誊清稿本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誊写原稿的纸张质地粗劣，又经历战乱周折，誊清稿本不可避免地产生纸质发脆、发黄、纸片剥落和字迹模糊等现象。
由于手稿为文物，无法拆册扫描，纪念馆最终采用非接触式高清摄影获取清晰印刷用图。而原手稿中修改字迹交错、褪色程度各异，影印时出版社使用高还原度的印刷色彩，完整保留修改痕迹的层次感。此外，不少页面边缘字迹已严重模糊甚至濒临消失，出版社组织党史、文献学专家逐字考订，将辨认结果以现代排印文字置于对应书页下方，便于读者参考。此后，于2016年和今年再度重印此书，纪念这段伟大的过往。“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再读这部手抄稿本，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文字依然滚烫。”石仲泉说，这部书的重印出版意义重大，因为如今依然需要红军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那种“风雨侵衣骨更硬”的顽强意志，那种“官兵一致同甘苦”的团结精神，那种“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