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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天津饮冰室书斋

梁启超与天津饮冰室书斋
2021年05月12日 04:28 新浪网 作者 今晚报

  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在天津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14年。梁启超在河北区民族路先后兴建了寓所和书斋。在故居的一间书房里,他组织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反袁护国运动;在饮冰室书斋,他著就了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他在这里实践了赤子爱国的梁氏家风。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令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越发熠熠生辉。

  百年故居:反袁护国运动策源地

  出生于广东新会、家族背景平凡的梁启超,8岁学写文章,9岁下笔千言,10岁获得神童美誉。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后经朋友介绍,18岁的梁启超以举人的身份拜33岁的秀才康有为为师,就是因为康有为阅历广、学识多,特别是西学方面的学问大。接下来,在人生最宝贵的5年时光里,梁启超一边学习,一边帮助老师打理广州万木草堂的一些具体事务。正是早年的一心求学,为梁启超以后的政治生涯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而当时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两份报纸南北交相呼应,为当时维新思想在全国的推动起到很大作用。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学生,蔡锷在此时与梁先生结下了不解的师生之缘。

  梁启超参与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反对《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也是梁启超参与政治的开始。而梁启超被人们所熟知,是因为他参与策划的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百日维新”,尽管只维持了100天,但对梁启超乃至中国历史影响重大。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被迫踏上流亡的道路,从天津塘沽离开祖国,而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流亡过程中,梁启超曾去过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还三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的政治观念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但没有成为政治上结盟伙伴关系,原因在于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政治观点是相悖的。在这段非常时期里,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创办的两份报纸《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都在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而两份报纸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新闻已变成了旧闻,可就是这样的旧闻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

  流亡生活14年后,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他由日本神户回到中国,第一站就是天津塘沽,然后到了天津市区。他之所以选择在天津落脚,一方面是因为天津离北京非常近,方便他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当时这片区域属于意大利租界区,能够保证他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回国后的当晚和第二晚,中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先后在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举行欢迎会,欢迎梁启超回国,同时寄希望梁启超进入自己的政党。梁启超在李公祠民主党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建立第三党。此时跟他在政治上建立结盟关系的就是袁世凯,他们组织的进步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担任一些重要职务,但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足一年,这是因为由杨度等人所组织的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大肆鼓吹,而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幻想甚至要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当梁启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跟袁世凯划清了界限。

  与此同时,梁启超和自己最心爱的弟子蔡锷,一个做思想上的鼓吹者,另一个做军事上的打击者,两个人联合南方军阀共同阻击着袁世凯称帝的幻想。他与蔡锷发动的反袁护国运动就是在故居这幢楼的书房里策划的。这幢小楼既是一个年满百年的建筑,也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

  饮冰室书斋成就学术高地

  梁启超一生著作宏富。1914年定居天津,1917年告别政坛,潜心学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演讲和著书立说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宗教等方方面面,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所作题为《君子》的演讲时,引用《周易》中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后来清华人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作为清华大学的校训,一直沿用至今。1925年梁启超被清华大学聘任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曾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奠基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启超曾多次与天津文化教育界人士交往。1917年,梁启超受邀于南开学校进行讲学,当时周恩来听了梁启超的演讲之后,手书梁启超的演说词、自己的心得,这些内容以及老师给周恩来的评语刊登在南开中学的校刊《校风》上。1921年,梁启超受聘讲授中国史,题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撰写《为南开大学劝捐助启》以筹集办学资金。

  梁启超曾言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铿锵有力、豪情澎湃的箴言警句激励了几代中国青年,同时彰显了梁启超对青少年的重视和期待。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体现了他惊人的勤奋和才华!他最后一篇文章是以未完成的状态而结笔,可见梁启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笔耕不辍。

  大家都知道,在梁启超的很多著作中都有“饮冰室主人”这个笔名。他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叫“饮冰室书斋”,意为表达他内心对于政治上愤懑的心情无法得以平复,只有靠饮冰才能使自己少许缓解。而这些虚拟的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建筑,1924年真正落地在天津。“饮冰室”作为一个建筑,看得见,摸得着,是可以触碰的历史痕迹,也是天津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

  梁启超的爱国家风

  当下,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哪一位不重视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呢?然而如何培养和教育却是个难题。梁启超故居的一间展厅主题是“满门俊秀”,也是整个纪念馆的网红打卡地,所有的游客基本上都是蜂拥而至,驻足凝神参观,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吧。

  梁启超一生有两位妻子,两位妻子共为他生了九个子女。“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放眼世界也是极其罕见的。尽管梁启超一生学术著作等身,而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他的九个子女及其家风成就。

  在梁启超直接教导和良好的家风影响之下,其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和九子梁思礼分别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导弹控制专家,兄弟三人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子梁思忠和四子梁思达分别是高级军官和经济学家工商管理学家。四位女儿也不逊色,长女梁思顺于文学、音乐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次女梁思庄长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

  这九个孩子各有成才的个人因素,但不能否认都与梁启超的家风家教分不开。梁思礼曾回忆说:“父亲在天津一共生活了14年,最后4年的时光主要是在饮冰室书斋度过的。他在饮冰室写出了多本有影响的专著,写作之余,他还给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们写过300多封信。”纪念馆展出的这些信件,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教育子女的理念和方法。

  梁启超提倡爱国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挫折教育、趣味教育,从各方面教人学做人。梁家兄弟姐妹中有七人曾留学海外并学有所成,学成后全部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在梁家不是一句空话。他给长女思顺的信中说:“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会打算盘哩!”

  梁启超多次提醒远在美国的思成要注意身体,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

  梁启超尊重孩子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条件所做出的人生选择。梁思庄在加拿大上大学选择专业时,梁启超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梁启超51岁时有了梁思礼这个“老Baby”,他就译作“老白鼻”作梁思礼的乳名。因为梁思礼幼年深得父亲喜爱,便有了随便出入饮冰室书房的自由。梁启超曾把着梁思礼的手,以“老白鼻”之名给梁思顺写过几封信。梁思礼曾深情地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饮冰室合集》,使我一生受益。”

  梁启超一生爱国,竭力想使国家富强,如今,梁启超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表达的新民、强国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纪念馆的院子里,我们看到与展厅内容相应的“无负今日”四字题字,这是梁启超给北京师范大学的题词。这幅字是这样解读的:“所谓无负今日,就是每一个被我们所虚度的今天都是昨天死去的人们所奢望的明天。”梁启超就是用这四个字激励着自己,同时也鞭策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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