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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因为疫情被关在家的周深和他的粉丝——李维嘉妈妈来了一次网络见面会。
应粉丝之邀，周深唱了多首老歌，其中一首《九九艳阳天》被网友疯狂点赞。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呐，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优美的旋律在周深婉转而富有层次的演唱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英俊青年高如星，没有想到自己作曲的这首歌会在半个多世纪后仍被传唱。
甚至一度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被恋爱中的人们用来互诉衷肠。
而在这样一个与爱人相伴的日子，高如星却因迫害与世长辞。
高如星葬于烈士陵园
他深爱的妻子王云霞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余生都未修复内心的伤痛。
2005年，78岁的王云霞面对节目组，失态落泪：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儿子的家是我儿子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家。丈夫在的时候，我跟丈夫是一个家，丈夫走了我心里是一个家。因为我心里老有他，走路、吃饭、上街、说话，甚至他有病他开玩笑他给我唱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昨天。”
1958年，描写革命爱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轰动上映，插曲《九九艳阳天》与影片相映生辉，旋律明快悠扬，令人过耳不忘，一时风靡全国。
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之于人们各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作家白桦来说，这似乎是他逆境中一道暖阳。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58年4月的一天下午。
片中那首插曲使我没来由地泪如泉涌，为什么呢？
也许因为它的旋律出奇地温婉，也许是因为歌词惊人的纯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一落千丈的处境。
我在影片的字幕上看到作曲是高如星，我知道他。”
写下《九九艳阳天》的高如星刚刚29岁，这是他人生中最顺遂得意的时候。
高如星是小学文化，没进过音乐学院，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
文艺圈的人们把他看作天才。
不仅如此，还觉得他穿风衣特帅。
“因为他特洋，这个人怎么那么土又这么洋。”
或许正是音乐赋予了高如星这样的气质。
高如星出生在革命老区晋西北兴县，那是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
令人惊奇的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蕴含着丰富的民歌资源。
高如星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
就连树上小鸟的鸣叫，也能引发他的创作灵感，随即哼出动人的旋律。
1944年，抗日战争正在山西大地激烈进行。
15岁的高如星参加了八路军“战斗剧社”，学习文化，学拉提琴，随后正式参加了乐队演奏。
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在大风雪中艰苦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
慰问团一路走，一路慰问演出。
高如星是主要演员，他一会儿拉提琴，一会儿敲大鼓，还会跳踢踏舞。
就这样过了二郎山、大渡河，来到西康省康定城。
一行人要再往前走，不料大雪封山，只好在康定待命。
百无聊赖中，高如星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和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你们听听行不行。”
《藏胞歌唱解放军》是男女声二重唱，这种形式在当时很少，之后在筑路部队演出，很快在全国传开，并且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
孟贵彬与曹家定演唱《藏胞歌唱解放军》
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被大大激发。
他想让自己的歌曲挂在战士的刺刀尖上，一起去冲锋陷阵。
军队生活像一块肥沃的土壤丰富着高如星的创作灵感。
“我脑子里有许多许多美好的动听的旋律。”
他仿佛一个音乐痴子，一心一意沉浸在音乐里，让优美的旋律从笔尖流淌。
不久，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的东欧各国。
高如星在苏联高如星自然在其中，且负责整理全团队伍。
他把大小车和各车人数，安排得井井有条。
为了和苏联十几位司机搞好关系，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不久就能流利的对话。
在莫斯科的国土上，这个曾在杂草丛生的贫瘠土地上放羊的孩子震惊极了。
莫斯科到处是高楼大厦，一切都显得富丽堂皇，他在这儿听到了《喀秋莎》《山楂树》《伏尔加船夫曲》，见识了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
对音乐的痴爱更猛烈的击中了他。
他把发的零用费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与苏联留学生交上了朋友。
这一时期，高如星写下了近20部电影音乐。
然而，纯真、炙热在给高如星带来才情和名气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1961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高如星不要和苏联学生走得太近，他不听：“我们和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嘛。”
高如星战友
后来有位朋友偷偷告诉他被怀疑是苏联特务，他觉得不可以理喻：“真是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全是音符，怀疑我什么。”
现实很快给了他教训，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调到武汉军区文工团。
这时，一切还不算坏，他还可以继续音乐创作之旅，而且遇到了迟来的爱情。
1963年，高如星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借过去写电影《汾水长流》的插曲。
在一次北影厂聚会上，高如星认识了电影演员王云霞。
大约是男才女貌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吸引，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意。
王云霞因为参演《红河激浪》，卷入政治斗争，变成留党察看“内控”人员。
她问高如星：“你敢接触我吗？”
高如星说：“我怎么不敢接触你呢。”
彼时，王云霞三十六七岁，高如星三十四五岁。
王云霞考虑到自己比高如星大，还有两个孩子，始终犹豫。
他跟她说，这种东西是千年一缘。
高如星的坚定打消了王云霞最后一丝顾虑，两个处境相同的中年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高如星会给王云霞唱民歌，各地的民歌，一唱能唱两三个小时，王云霞听着一点儿也不腻，觉着怎么那么好听呢。
王云霞说的话高如星总能听得进去，高如星说的话王云霞也总能听得进去。
在无常的岁月里，两人孤单的人做了彼此的港湾，成了彼此的知己。
王云霞母亲病重，生活十分困难。
高如星把《汾水长流》所有的稿费全部给了王云霞母亲。
高如星的善良，也坚定了王云霞要和他相守的心。
经过很久，他们的结婚申请才批准下来，这时候高如星已经回武汉了。
只有三天的假期，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她拿着结婚批示赶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那三天给了她后来四十多年无尽的怀念。
高如星为王云霞写了一首歌，是《枪之歌》中的一段：
“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高如星唱这首歌给她听，唱了整个剧本。
王云霞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听着他唱。
等到两人饥肠辘辘，才出去找了个小西餐馆。
王云霞记得离开武汉的那天，她心中不舍，从火车上跑下来抱着丈夫，她说：“我不哭，不流眼泪，我等着你。”转身上了火车，眼泪就哗哗的流。
这次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分别。
王云霞返京后随歌舞团辗转各地慰问演出，高如星继续留在武汉创作《枪之歌》。
王云霞有时不免为自己无辜被留党察看感到愤怒委屈，高如星总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
他们一直期盼着那天到来。
不能相聚的日子，他们每天给彼此写一封信。
如果知道后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宁愿余生都如此，哪怕只是偶尔相聚。
《枪之歌》公演后大受欢迎，好评如潮，高如星因此受到大人物接见。
这份荣誉，日后成了高如星罪状之一。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高如星首当其冲，被造反派逼迫交待《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
造反派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
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在如此剧烈疼痛下，他仍然愤怒反驳，斥责他们诬陷。
被打断的肋骨插入肺部，导致肺部感染发生癌变。
到这时高如星才被允许去医院看病，但要求他必须戴上手铐。
生性清高的高如星不肯接受，认为这种待犯人的方式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宁可放弃治疗。
1971年的那一天，天气还很寒冷。
远在他乡的王云霞突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她走了十八里路，从茶厂走到一个小火车站，奔赴武汉。
电话中她未得知丈夫生死，来到医院，医生说高如星还没起床。
她如释重负，他还活着，但高如星已经吐血吐得很厉害了。
王云霞说，那一下子自己连哭都不知道了，原来人到最痛苦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临终前三天，高如星让妻子搀扶他去照相：“云霞，你把我的军装领章缝上，把军帽帽徽戴上，咱们俩到小照相馆照一张相。将来你告诉咱们的子女，就说他爸爸是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是好人！”
这天之后，高如星的生命加速流逝，王云霞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弥留之际，高如星的小侄女忽然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
高如星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是回应。
小姑娘朗声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呐，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歌声中，高如星慢慢闭上了眼睛，年仅42岁。
王云霞抱着骨灰盒哭了三天，她写了张纸条放在了里边：等着我，我会到你这来的，永远的。
给高如星平反是在十年后之后，武汉军区代表说，高如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轻有为的战士，是优秀的作曲家，一切不实之词都要全部推到。
逝去的人已经逝去了，活着的人却把伤痛刻到了骨头里。
王云霞还留着结婚时人家送的一个搪瓷盘子，黄色的底子，中间是几朵红艳艳的花，盘子除了边上磕掉一点瓷，还像新的。
王云霞拿着盘子特别喜欢这个盘子，它比别的东西都鲜艳一些，能象征着人心灵当中有花。
在卧室里，有一件包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这是高如星唯一留下的东西，每年王云霞都掏出来晒晒。
从1971年高如星过世至今，这件军大衣没洗过。
“因为洗了就没有味道了，总要带点原来的温暖的味道，让你感觉到不一样。”说这个话时，王云霞把衣服紧紧抱在胸前，仿佛生怕它溜走了一样。
王云霞心中的最后那个家是医院，因为高如星在那儿。
一间小小的病房，一张病床，病床旁边摆放了一张竹靠椅，靠椅是王云霞歇息时用的。
因为相聚那样难得，即使是这样的时光，对于她都是无比幸福的。
2018年5月，王云霞逝世了，享年91岁。
在思念中活了47年后，她去找高如星了。
宅在家，就看电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