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6年，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语，意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在名著《乌托邦》中，莫尔借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讲述了自己想象中的完美社会——奇乡异国“乌托邦”，在那里没有苛捐杂税、苦难和偷盗，人们崇尚自由、平等和博爱，社会实行按需分配、自给自足的原则，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事实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设想仅仅存在于书籍之中。早在《乌托邦》一书诞生的200多年前，农民皇帝朱元璋却耗费毕生精力与心血，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农民乌托邦”。纵观历史上近500位皇帝，如朱元璋一般胆敢凭一己之力试图改造整个社会的人物，简直屈指可数。

　　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祖辈都是贫农，为了生存下来，他吃遍民间疾苦，见识过战争的腥风血雨，一步步从社会底层爬到了权力巅峰。或许正是因为历经动荡社会的种种苦难，朱元璋才会将心血付诸于实现自己心中的社会理想蓝图。

　　01农民乌托邦梦想之根源：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前半生，成为朱元璋打造农民理想社会的执念

　　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乱世枭雄朱元璋在濠州钟离东乡小村的二郎庙里降生了。他渺小得犹如荒芜野地里突然窜出的一棵草，在风雨飘摇的元末乱世里，他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对贫农朱五四一家来说，朱元璋的出生无疑是雪上加霜。

　　河南朱家世代平民，往上数六辈都是终生赤贫。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与妻子陈二娘原本育有三男两女，一家七口挤在三间破败低矮的茅草屋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连睡个安稳觉都是奢望。

　　和元朝多数农民一样，朱五四一家仅靠几十亩租来的薄田为生，辛苦耕种一年换来的粮食，不仅要给官府缴纳税收，还要给地主交佃租，余下的口粮少得可怜。朱五四一家只能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肠胃，然而即便是这粗粝难以下咽的食物却总是不够的。他们不得不靠野菜度日，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能沾点荤腥。

　　朱元璋的到来，令这个一穷二白的家庭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刚出生时，家里竟连块给孩子包裹身体的破布都拿不出来；从小到大，他没有穿过新衣服、鞋子，吃不饱、穿不暖，长得面黄肌瘦，做梦都希望痛痛快快吃一顿饱饭。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切的感受就是饥饿。饥饿感犹如利刃一遍遍刮着肠胃，一刀刀将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刻进了骨血之中。

　　公元1344年，朱元璋不满十六岁，一场天灾悄无声息地逼近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穷苦百姓。整整一个夏天没有下半滴雨，耕地干涸开裂，加之声势浩大的蝗灾来袭，粮食颗粒无收，百姓只能以地瓜叶、野菜汤为食，个个饿得走不动道。更为致命的是，瘟疫趁虚而入，不费吹灰之力带走了无数农民。朱五四一家也未能幸免，原本人丁兴旺的九口之家竟去了四口。

　　天灾剥夺了朱元璋童年时光里为数不多的温暖，再次让他见识到世界的残酷和冷漠。父母去世后，朱元璋兄弟向地主刘德讨块坟地，却遭到无情拒绝；好不容易在好心人帮助下找到地方安葬父母，却拿不出像样的寿衣，只能用一条破草席裹了父母尸身草草埋掉；为了活下去，相依为命的兄弟俩各自逃命，朱元璋小小年纪便经历了生离死别，更加渴望拥有衣食无忧的温饱生活。

　　大饥荒仍在持续，即便朱元璋进入皇觉寺当和尚，依然没能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和尚的第五十一天，他不得不走出寺庙化缘，除去那身僧衣、一个木鱼、一个瓦钵，他和满大街蓬头垢面的流民并没有两样。

　　三年游荡让朱元璋尝遍人间疾苦，吃野菜啃草根、住破庙睡山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从别人手里抢吃的，替人背过尸、盗过墓、掘过坟。江湖凶险，朱元璋逐渐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了人性。

　　公元1348年底，朱元璋重返皇觉寺，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个羸弱的小子已然蜕变为成人，眼睛里的纯真、热情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瘆人的凉薄和城府。生活的苦难磨钝了他的痛感神经，他明白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心冷、心狠、铁腕。在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浪生活里，朱元璋终于从一个逆来顺受、温顺被动的农民，转变为一个大胆狡黠、精于谋算的野兽。

　　因为贫穷，朱元璋始终在社会底层沉沦，甚至沦落到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地步；因为饥饿，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得投身从戎，参加农民起义，在腥风血雨之中杀出一条路，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杀伐果断的魄力实现了从乞丐到开国皇帝的逆袭。

　　登基称帝后，朱元璋没有忘本，在长达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里，他曾不止一次提及自己的“农民”出身，常常以农民生存之艰辛来教育官吏。朱元璋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农民作风和气派，他希望建立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农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不为生计而发愁。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或许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他将“农民理想”作为构建明朝帝国蓝图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殚精竭虑，是当之无愧的“农民自己的皇帝”。

　　02农民乌托邦社会之构建：以黄册制度固定人口，解决农民衣食之忧，从根本上消除流民

　　流民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存在。所谓“流民”，就是那些因无田可耕、无家可归而不得不四处流浪的平民，他们在生死存亡边缘徘徊，为了生存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于社会而言，流民是难以控制的不安定因素，一旦他们内心对朝廷的不满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揭竿而起，推翻当前的统治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本来是农民出身，但元末一场大饥荒导致田地失收，无以为生的他只能成为流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流民组成的起义军，这才有了一番大作为。

　　在其位谋其事，身居九重的朱元璋发现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看似纷繁复杂，归根究底却是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避免出现严重土地兼并，令农民有田可种、衣食无忧，不至于沦为流民；其二是如何避免帝王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之手。

　　对朱元璋而言，根绝皇权旁落的现象并不难。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废除文武两大最高权力长官丞相与大都督，令权力部门分权制衡，甚至利用锦衣卫来监督朝臣，种种举措只为实现一个目标——谁也无法单独对皇权形成威胁，朱元璋虽身居朝堂，却能够由上至下一管到底。

　　相比之下，民生问题反倒是难以解决的。倘若百姓没有土地耕作、不能吃饱穿暖，那么流民将不绝于社会，一旦流民聚集成庞大势力，将是明朝统治的巨大隐患。

　　实际上，不管是作为农民，还是作为皇帝，朱元璋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始终没有变过：君主严明公正，又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土地和财富近乎平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社会长幼有序，尊卑分明，君正臣良；人人尽忠职守，安于本分。倘若真能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流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朱元璋非常清楚他的帝国建立在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之上，想要制造近乎平均化的稳定社会，必须使尽可能多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成为自耕农。

　　而他面临的第一个拦路虎，便是通过土地兼并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明初朱元璋下诏否定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鼓励贫农开辟荒地，甚至通过拖家带口移民的手段，削弱地主富户的势力，使普天之下农民的土地分配大体平均。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存在，那么朱元璋便无法杜绝地主阶级的再生。

　　为了防止遍地都是的中小地主阶级壮大、盘剥农民，朱元璋又推出一项治国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普查，建立鱼鳞图册定赋税，使地主难以通过隐瞒土地的方式逃避赋税。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要求将户籍登记造册用以征收赋税，每十年更新一次，这就是黄册制度。明初户籍地籍登记非常详细，不仅要精确注明个人的父母、亲戚、配偶、子女，还要清晰记录个人拥有土地数量多少、质量好坏。

　　根据洪武三十年户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帝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一万四千两百四十一户，而当时帝国户数为九百四十九万又七百一十三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万分之十五。可见，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农。

　　在朱元璋看来，黄册制度和鱼鳞图册制度能够使人口、户口与土地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降低人口的流动几率，令明初的社会逐渐趋近于他心目中小农社会的理想状态。

　　但农民仅仅拥有土地耕种是远不足够的，少年时期的大饥荒在朱元璋脑海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他制定了仅三十税一（约3%左右）的超低农业赋税，减免遭灾地区的赋税，及时开仓济民；开设惠民药局，解决军民求医问药难的问题；兴建养济院（相当于福利院）等民政福利设施，赡养无依无靠的贫民；兴修水利工程，颁布诏令要求种植桑麻，解决穿衣问题；严惩贪官污吏，保护农民不受官僚体系欺压。

　　农民的世界观是静态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是永恒循环的。朱元璋希望建立一个永世不朽的固态帝国，流民这种不安定因素必须消除，为此他采取种种铁腕政策将流民固定在土地上，让其成为被驯服的小农。

　　在朱元璋的算盘里，一个由无数自耕农组成的小农社会本质上近乎平均化，底层社会中的自耕农不会相互欺凌，亦不会相互融合壮大。于是，朱元璋用这种原子化的方法牢牢掌控着帝国中的每个人，整个社会在皇帝的指挥下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状态。

　　03农民乌托邦社会之覆灭：失去核心统治者，黄册制度形式化，小农无田可种，游民再度揭竿而起

　　在朱元璋搭建的小农乌托邦里，他只需要盘踞在帝国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蜘蛛丝，编织出一张牢固紧密的静态大网，就能游刃有余地控制整个帝国，让被驯服的自耕农们心甘情愿地为皇权服务。

　　控制这帝国一举一动的，全仰仗于朱元璋这颗具有强迫症、不允许无序状态的脑袋。然而，普天之下这样的脑袋仅此一颗。

　　即便朱元璋为子孙后代操碎心，日理万机之余还不忘撰写《皇明祖训》，详细教导后辈如何履行皇帝、亲王的职责，寄希望于子孙能延续大明统治。但遗憾的是，朱元璋的子孙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大多是些纨绔子弟，难成大器，更别提维持大明这台社会大机器的运转了。

　　原本在朱元璋的规划下，只要严格执行黄册制度和鱼鳞图册制度，就能够监管土地与人口变动，把控社会上各阶级人员的变动和土地流向。然而，朱元璋的子孙们没能如先辈所愿。明朝中后期，黄册制度和鱼鳞图册制度已名存实亡，通过地方官吏普查收集上来的数据经过篡改，根本无法反映出当下的社会现状。

　　晚明时期，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甚至导致了空前的财政危机。许多地方官吏编造图册时流于形式，甚至与地主阶级合谋随意编写图册数据，致使优质土地大量落入地主之手。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无田可耕的农民，而黄册上却完全没有显示。

　　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丧失了生活来源，为求生计只能成为佃户，替地主耕作土地，他们不仅要承受自然灾害的摧残，还要承担应向朝廷缴纳的赋税。然而，国家赋税向来以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数据作为基本依据，这些数据与现实情形大相径庭，这直接导致自耕农不得不承担远超标准的定额赋税。

　　为了逃避过高的赋税，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另谋生计。而这群人流入社会后，多数会成为流浪者、乞丐、地痞、流氓等等。朱元璋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流民出现了。

　　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实施新政，试图以“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让小农之家有田可种，让流民再度回归土地。可惜的是，张居正病逝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改革进行残酷清算，使得稍有转机的明朝重走下坡路。

　　雪上加霜的是，明朝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正是“小冰河期”，全国气候极度寒冷，粮食减产带来饥荒，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鼠疫蔓延，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屡屡南下，抢夺粮草和土地，致使天下大乱，狼烟四起。

　　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明朝国库连年亏空，财政堪忧，而战争又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肆意掠夺，明朝百姓不得不承担沉重的赋税。长此以往，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公元1627年，陕西澄城饱受饥饿之苦的流民发起暴动，拉开了明末流民起义的序幕。本在驿站当差的李自成，因明朝节省开支裁撤驿站而失去生计；河南人张献忠曾参过军、做过捕快，最后却被辞退。没有活路、沦为流民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最终揭竿而起，走上了多年前朱元璋的老路。朱元璋一手打造的小农乌托邦自此土崩瓦解。

　　张宏杰在《倒退的帝国》中指出，“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朱元璋以静态的农民思想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反竞争的社会。作为大明王朝的掌舵人，朱元璋非常清楚，只要解决好农民们最关心的土地以及温饱问题，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流民现象，维持农民乌托邦的持续运转。

　　然而，即便朱元璋设计出再精密、再完美的制度，来控制整个社会的运转也无济于事，不仅仅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能够掌控大明帝国的朱元璋，更因为以静态世界观为主导的小农乌托邦永远无法从容应对动态变化着的世界带来的种种挑战。而后者，才是导致朱元璋的小农乌托邦崩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