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的一个凌晨，初春的上海，天色墨黑一团。65路售票员蒋以敏，出了宁海西路的家，走向接司售人员上班的班车点。身后的车灯勾勒出了她的身影，像镶了道金边。拍人物在光影里的画面构思，摄像小徐想了好久。这是我当电视记者后，第一次报道公交。

　　65路公共汽车问世于1963年7月，线路从董家渡到宝昌路。1965年1月，北端从宝昌路向北伸到共和新路。七年后，南端自董家渡向南延至南码头。我们拍摄时，65路线路为“共和新路——南码头”。到之后的1991年，南端起讫站迁入南浦大桥浦西公交枢纽站，站名改“南浦大桥”。四年后，北端起讫站也迁至共和新路公交枢纽站，站名变“北区汽车站”。起讫站与名字在变，但65路行驶线路总长却50多年未有大变，为上海公交中罕见。

　　我们随蒋以敏到了汽车六场。做出车准备的她，亮出售票员全套装备：职别号牌、票袋、票板、票钳，还有那面印有“慢”字的小红旗。65路是上海人叫“巨龙车”的3车门2车厢的铰接式公交车，有2位售票员分置前后门，蒋以敏在前门。她上车后，把自己的售票员工号铅皮卡，插在售票位上方的木框里。前门售票位要比后门售票位多插1块驾驶员的工号卡。亮卡，是为方便社会监督。

　　公交车出场了。因马上就是客运早高峰，我们不便上车拍，就坐面包车跟着。65路有两段上海人熟悉的线路，一是江景伴随从十六铺到延安东路和北京东路外滩，二是驶过“三街一场”的四川北路商业街。到车少路段，我们拉开车门，我抱住摄像师的腰，让他平行跟拍公交车。

　　上班高峰一过，我们上公交车拍。车进站时，蒋以敏拉开车窗，探出身子：“靠边靠边。车子进站了。”边喊边伸出“慢”字旗挥着，不时用旗柄敲击车身，让“笃笃笃”的声响提醒奔向车门的乘客。每当车起步出站、转弯和遇拥堵时，她也会从窗口伸出旗挥喊。

　　车进站停稳，蒋以敏拉出黑色钮，前门打开；后门售票员则要负责中、后两扇门的开关。乘客上完车后，把拉出的黑色钮揿回原位关门，然后打铃告知。开关门时都有温馨提醒：“开（关）门当心。”

　　“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耳边响起熟悉的话语。

　　那时，公共汽车票价分3个面值：红色5分，黑色1角，绿色1角5分。卖票要快而准，只见蒋以敏收钱、撕票、打孔，票随找零递乘客。后来，我们拍蒋以敏练习卖票的镜头，这时用练习票；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真是车上一分钟，车下数年功。

　　小时候，售票员那把黄灿灿的铜票钳吸引眼球。它像老虎钳“咔擦”一夹，在车票1到24的某个号码处打出个小洞来，有洞的数字表示你的上车站。上世纪70年代客居杭州，当地售票员没这装备，拿红铅笔在车票上的数字上划杠。别小看车票上这不起眼的小洞。如遇查票，会据你下车站或你在车上所处路段，对照所持车票打洞号表示的上车站，就知你是否过站，坐过头就需补票。

　　票板与票钳一样，也是售票员的“吃饭家什”。板上有一叠叠车票，夹着纸币，还有几个装硬币的铝筒，把1、2、5分硬币分门别类，像压子弹进弹夹那样，一个个压进筒。空下来，售票员就整理票袋里的纸币，将折叠起的角一一抚平，按面值理得齐整。这也是我儿时最爱模仿的，让外公把袋里的钱掏出来，我分门别类理好。

　　售票员吃的也是开口饭，不仅要报站名（当时没报站器），解答问讯，动员他人为老弱、病、残、孕和怀抱婴儿乘客让座；拥挤时请乘客“摆摆渡”帮传递买票；还要对逃票、小偷敲山震虎。一圈跑下来，嗓子冒烟脸冒火，不少人备了个大茶缸，但没见蒋以敏有茶缸。

　　拍摄那年，蒋以敏在65路工作已五年多了。辛勤的劳动，换来公交普通话比赛一等奖、“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和市劳模的荣誉。她说自己喜爱作家杨朔笔下的小蜜蜂，奔忙着，采集着，为了生活的更加甜蜜。

　　1986年4月20日，我编导的专题片《把爱奉献给乘客》，在上海电视台八频道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