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另一面》钱理群　著作家出版社

　　 □唐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戴着某种程度的面具,连学术上都有面具。你是个教授,就得有个教授的样子；人们把你当作名人看,更要求你有名人的样子。现在,把这些面具全都摘下,完全不像个教授,更不是名人,专门搞笑。别人看了开心,自己也轻松自如了。”在《钱理群的另一面》封底,是老伴为钱理群拍的十多张照片。照片上,当年已66岁的钱理群摆出各种搞怪的表情,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还有如此天真的一面。其实,钱理群的身上始终保留着这一面,体现为几十年来,他总是“拎个不入流的相机,‘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放入相册,整整堆了半个大衣柜,少有人知,因为“我根本不准备发表,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直到《钱理群的另一面》终于出版,人们才意识到,钱理群的这一面如此突兀,却又与人们看到的那一面完美契合。问:这本摄影集与您以往作品区别很大,该如何阅读它?钱理群:我建议读者朋友把这本书和我其他著作一样看待。这本书也是我的一次“发言”,一次“自我表现”。只不过,我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和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出版这本书,是我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在今天,活到80岁很寻常,不必专门庆贺,但我要编和写两本书——这本《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刚编好的《八十自述》,给自己的八十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既然要“全面”,就不仅要总结我的“入世”——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的,已为读者熟知的这一面,也要袒露我的相对“出世”——自我生命和另一个世界(即大自然)相融合的,读者所陌生的“另一面”。从而呈现出我的生命和精神世界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绝望,为黑暗所包围；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两者相互交集,既矛盾,又互补,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问:在您看来,摄影与写作的区别在哪里?钱理群:我把摄影看作是一种表达“我与自然关系”的言说方式,就和我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我的摄影完全凭着自己与自然风景相遇的瞬间直觉与感悟,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我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连一本摄影专业的书都没有读过；我始终使用的是傻瓜照相机。最近一两年我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新器材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的摄影毫无艺术上的准备。应该还是有的:在我生命的深处,一直保留着“如何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的记忆。那是在1960年代,我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才二十来岁,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我就到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慰藉。在书中,我写道:“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看过的朋友都说有种童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由绘画转向摄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问:书中呈现了您的“大自然情结”,但您以往更多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为什么?钱理群: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答我的“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五四”最大贡献在于四大发现,即:大自然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人民的发现。我对大自然的情有独钟,应该是对“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在我的摄影作品里,在展现对自然风景的发现之外,还突出了对动物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以大自然为中心的结构,都是与“五四”的四大发现有关的——唯独没有更多地拍摄妇女,因为我的人物摄影都是偷拍的,在偷拍妇女时多少有些顾虑,就成了一个遗憾。如果大家联系到我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就不难注意到,我对鲁迅、周作人的自然观、儿童观、妇女观、农民观的特别关注和着意阐释；而且在这样的关注、阐释里,是渗入了我的主观性的:这也是我的心之所系和情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用“五四之子”来概括我(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是有道理的。可见,我的这个“另一面”,和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问:为什么要以这本书纪念您的80岁生日?钱理群: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以“与天斗,与地斗”的斗争思维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越来越远离我们前面讨论的“五四”传统。我的觉醒与反思,要到上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反思工业化、现代化时。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关系,我更要面对的,是这种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斗争思维和斗争哲学,对我和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伤害。简单来说,它激发了人的激情、好斗、破坏性的这一面,并推向极端；而压抑了人对和谐的向往,平和、淡泊、宁静的这一面,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一代的畸形人性与人生。具体到我,尽管我自觉地把斗争性转向了对社会的弊端的强烈批判,对不合理的体制的怀疑和反抗,将成为“精神界的战士”作为人生追求,自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战士”人生对自我人性的伤害:它压抑了我内心同样强烈的柔软、纯净、寂静、天真的这一面。很多朋友对书中“搞笑”的照片很有兴趣,觉得“好玩”；我的内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它是我66岁生日时,和老伴私下嬉戏,她随手拍下的,这在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本是经常发生、再自然不过的事。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那着意的放松、放肆,夸大的自由、随意感。这乃是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太压抑,只有借私密的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将它公开展现,无非是提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使我们的人性的方方面面获得真正自由与释放,而不要只是在偶尔的情境下做一次表演?问:四年前,您主动选择进养老院,如今生活如何?钱理群:梁漱溟先生说过,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在进养老院前读到这句话,感到极为震撼,立刻想到自己(或许还有我的同代人)的一生。由于受到外界的控制与干预太多太深,我们根本无法处理好这三大关系,无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内心世界,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其中应有的欢乐与宁静。我决定要进养老院的动因之一,就是不甘心一辈子这样窝囊地活着,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活得稍微正常一点,舒畅一点,简单说,就是要活得“人性化”一点。关键在重新处理好这三大关系。为此,我为自己的养老院生活设计了两项主要内容:关在书斋埋头写作,在院子里游走。埋头写作,就是沉潜在历史和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到一个更加开阔、自由、丰富的境界；在院子里游走,就是欣赏自然之美,追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我也要求通过每一次写作,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有新的开拓。这样,我在精神上几乎每天都处于“新生”状态,和身体的老化形成奇妙的平衡。我唯一淡化的,是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养老院的居民也只是相敬如宾,很少来往。我通过读书交友,和信得过的老朋友聊天,维持一种相对单纯、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少我入院的这四年,基本做到了这三大关系的和谐,算是对我不健全人生的一个弥补吧。尽管我依然坚持社会关怀,即所谓“在边缘位置思考中心问题”,就不免有许多焦虑；但总体上是宁静、从容、温馨的。这样的最后人生,是不是人们喜欢说的“儒道合一”,我不知道,至少我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