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2016年11月的真实事件，到今天看来仍然感慨万分，心情难以平复。

　　81岁的张薰（化名）这个月迎来了她人生中最艰难的“独立日”——她要回那个“什么也没留下”的中国北京。

　　她提前3天来到了美国亚特兰大机场，苦等飞往北京的航班，饥寒交迫、不懂英语、身患糖尿病、无家人在旁。

　　张薰的故事，被海内外舆论形容为一场“遗弃悲剧”。网络热议，老人一生的积蓄，均交付给女儿和外孙女，自己已被掏空。

　　实际上，这位跟随女儿、外孙女定居亚特兰大多年的丧偶退休教师，对于这场“离家出走”，筹划已久。

　　01

　　“护犊子”的出走者

　　张薰现在认为，她和亚特兰大的亲人是“和平分手”。

　　这种信念，在12日接到外孙女打来的电话道歉后，尤为坚定。她开始告诉身边人：“我脾气也犟，国外住不惯，分手是早晚的事。”

　　当时的她，正寄住在“忘年交的亲家”杨蓝（化名）家的小单间，总算可以尽情吃些白粥、水煮蛋之类的中国菜。

　　据杨蓝介绍，那一通电话，让张薰开心万分。不过，她继续强力抵制外界对于女儿、外孙女信息的任何询问。她说：“亲手带大的孩子，不能因为哪篇报道坏了她们的名声。”女儿和外孙女，都是老人用毕生积蓄和心力，供入名校的。

　　这种保护，从她乘的飞机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已经开始。

　　见到陌生的社工后，她的第一句回答是澄清：“我是自己提前3天出来的，不是被赶回来的。”

　　第二句则是发问，她有些紧张和提防：“我的事情，怎么国内都知道了？”

　　她的说辞，看似开明——在国外，子女本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反正在美国我也住不惯，我有退休金，在国内生活毫无问题。”

　　亚特兰大机场工作人员张先生陪护的几天里，听到她最多的控诉，都指向外国女婿的欺辱。

　　对于女儿和外孙女，她只是怅恨——虽然已经决定离开美国，但为什么女儿忽然搬家，她却没有新家的地址和电话？为什么房间被搬空，连她喜欢的小狗也没有留下？

　　她决定提早离开。原本订了13日回北京的机票，她却急不可待，花了100多美元，把票改签到6日，又提早3天让外孙女叫车把自己送到机场，就在机场苦等。她说：“死也要死在中国。”

　　回到北京的头几天，张薰一直在杨蓝家，足不出户。

　　12日的这个周末，她主动“搬家”。来接她的人，据说是老邻居家的年轻小伙子。张薰说，以前回国也曾在邻居家住过。

　　王宏宇和杨蓝提醒张薰：去邻居家住，知会当地的社区服务中心一声。张薰说不必了——她仍害怕任何信息流出，依旧要给女儿、外孙女铸好盔甲。

　　几天的相处，张薰向杨蓝澄清了一个事实：在北京，她还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已出租多年，租金归属女儿。

　　02

　　沉默的他们

　　“老太太回国的生活，仿佛都在自己的安排之中。”王宏宇感叹于张薰归国后的独立和此前报道中的处处依赖他人，判若两人。

　　但让美国机场里帮助过张薰的志愿者意外的是，一位移居美国多年的中国老教师，却不会英语。这些年，她究竟如何在美国社会生存？

　　微博上，当此事被众人斥责“子女不孝”的口水淹没时，一位从小生活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悉尼大学博士生小朵冷静评论：其实这不是个案。在悉尼的华人社区，这些中国老人是一个沉默的群体。

　　小朵的母亲，在教会的华人社团做义工。这里已经成为，不少随子女来海外养老的中国老人，唯一的“避风港”。

　　傅博（化名）永远记得，不懂一句中文的女婿在白纸上画图示意，“今天晚上我下班回来之前，请你搬离这个房子”。

　　老伴去世后，女儿邀她来悉尼照顾第三代。仅4个月，就爆发了多次难以愈合的家庭纷争。

　　纷争，从食物开始。傅博买了腊肉、咸鸭蛋，想要“换个口味”。女儿质问：“为什么要买这种垃圾给孩子吃？你为什么不能像当地人那样吃洁净的东西？”

　　在这个家庭，许多从中国进口的食物，仿佛都不合时宜。在傅博的记忆里，那几个月，唯一让全家都满意的事，就是把家门前的野苹果摘下做成苹果派。

　　遭到女婿威胁后，她匆匆收拾行李向华人社工求助。不会说英语的她，在华人帮助下办完所有手续，迅速回国。归国之后，深居简出。

　　03

　　“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张薰已回国并沉默，关注者也渐渐平静——不少人觉得，类似养老问题尚属小众，也就集聚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然而，这真的只是“非典型”中国养老故事？

　　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我国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实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

　　“现在还算比较平静，或许在5年以后，将会迎来中国人养老困境的爆发期，无论是在海外的华人社会还是在国内。”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隋国辉的预测。

　　他的判断依据是，国家生育政策引导下的第一批7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满70岁，生活尚能自理；但5年之后，这代人年逾七旬，生理和心理指标均将发生巨大滑坡。“养老压力将诉诸他们的独生子女。”

　　隋国辉认为，子女在海外的老人和子女在国内其它城市的老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当疾病袭来，老人通常会选择去子女所在城市养老，而不会选择出国。

　　出路难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老人跟随子女去海外养老，不是一个值得倡导的选择。”

　　对于已在海外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她建议：最要紧的是保持经济独立；另外，一到海外就要和社区公共机构建立联系，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和社区同类老人建立联系，即使语言不通，也必须寻找到相当于中国邻居这一角色的人交流。

　　这位常年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道出了海外养老之辩的本质所在：

　　这是中国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不对等性，老人把一辈子积攒的所有资源以及心力都交付给子女，然而正是这种全盘托付，造成两代人之间的伦理问题。

　　在杨团看来，自立的老人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往往更能解决好和子女相处的伦理问题。她说：“每一代人都应首先为自己而不是替下一代人考虑。每一代人都应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其实在去留的选择之间，这些‘非典型’养老故事背后的讨论空间，不正是日益加剧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养老模式和思维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欢在看过张薰的新闻后如是点评。

　　在这位教授看来，老龄化社会所提供的真正理想的社会支持体系，应该让“张薰们”获得真正的养老自主权。

　　这正是张薰“非典型”养老故事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