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宝箴去世了，而此时的陈三立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陈三立因为受家学的影响，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入乡试，因为讨厌时文，自以散文体答卷，意外得到主考陈宝琛的赏识，竟然破例录为举人。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在京与一些有维新思想之士游学论事，慷慨激昂，志望革新，并参加文廷式等所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立即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

　　   在他的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期间，他在父亲帐下效力，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非常之多。戊戌政变时，三立与父亲一起以“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不用。丧父之后，家国之痛，他无心于仕途，于金陵青溪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古文辞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 来做神州袖手人。”

　　  他虽不问政，为社会兴利仍极热忱。光绪二十九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堂。他让出自己的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的先例。后来看，也正是他的这种新学教育方式，使儿子陈寅恪在启蒙阶段就接受了新式教育，不仅仅在国学方面受益匪浅，更接触到了西学，学到了外语，为日后赴日本和西方深造打下了基础。

　　   逍遥自在的诗书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良知和铮铮铁骨。

　　  1906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陈宝箴父子推行新政，振兴实业，奏请为宝箴塑铜像，为三立授官职，被朝廷拒绝。接着，义宁州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并说“宁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殴，杀死双坑饥民57人，双坑人控诉没有结果，求助陈三立。他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及当地知县，冤案大白而昭雪。到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行君主立宪的时候，委任陈三立任参政议员，他严词拒绝，发誓不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那个时候，尽管文化信息传播方式落后，但是，陈三立的诗名早已经远播海外。1924年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仰慕陈三立的诗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专程相访。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袁世凯想委任他做官，在他面前碰了壁，后来的蒋介石也同样在他面前碰壁了。1929年11月，他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知道陈三立也在山中，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蒋介石自知没有趣，也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此时，陈三立避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后来，他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芦沟桥事变的时候，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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