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癸丑科状元,乃宜兴(今江苏宜兴)人氏余中。
余中和他的哥哥余贯,一起报名参加了本科考试。在省试过程中,余中顺利通过。他的哥哥余贯,则不幸名落孙山。作为哥哥,想必余贯此时的心情比较复杂。他即为弟弟被录取而感到高兴,又为自己没入围而有些失落。
长幼有序,是古代知识分子十分看重的一种价值观。比方说,哥哥不结婚,弟妹通常不嫁娶。在安慰宽解哥哥之余,余中就向政府申请,自己愿意放弃状元头衔,让哥哥来顶替自己的录取名额。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企事业单位曾实行过父母退休,子女顶替上班的政策。余中的申请,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
科举考试是有规矩的,怎么可以随便顶替?因而,政府自然要驳回余中的申请。不然的话,大家都来效仿,那还不乱了套?比方说,弟弟很有才,这次把录取名额让给一个哪怕是近乎文盲的哥哥,下次自己再来报考,照样还能被录取,这怎么能行呢。尽管余中的申请不符合政策制度规定,但对他这种尊重兄长、长幼分明的态度,政府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
录取名单公布后,政府自然要按惯例举办“琼林宴”,为新科进士们贺喜庆祝。低调务实的余中,又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取消这种耗费钱财、形式主义的做法,以利于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避免助长奢靡享乐之风。对于这个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以假装没听见应对。皇帝知道此事之后,虽然对余中深表嘉许,但“琼林宴”该办还得办。泱泱大国,不差这几个小钱。
中状元之后,余中先后在大理寺、太常寺等部门从事抄抄写写的工作。在政治上,余中拥护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属于变法派阵营的官员。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被撤销宰相职务,发配江南出任江宁知府。临行前,王安石特意向上级提出申请,让余中做自己的助手,随任去江宁。由此可知,王安石对余中的才干,还是十分赏识的。以王安石的性格而言,能被他瞧得上眼的人,还真是不多。余中让他如此看重,真是不容易。
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开始重用变法派官员。因而,余中又被调回京城。回京后,余中还是从事文牍工作(秘书省正字、著作郎等)。后来,他又做过国立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国子监直讲)。在此期间,余中曾奉命率团出使辽国。
对一个因公出国的官员来说,能按照上级要求,尽职尽责地完成所承担的外交任务,而不是只顾游山玩水,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余中是个有心人,他并不满足于单纯完成出使任务,还本着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提出了一些出使任务范畴之外的意见建议。比方说,他认为河朔城墙不够坚固、防御设施不够完善,应当进行加固和充实。可惜的是,余中的意见被上级当成了耳旁风。若干年后,金兵大举进攻中原,弱不禁风的河朔城防一触即溃。在这个时候,那些官僚主义的上司们,或许才能感觉到余中的先见之明。
做了些年的京官之后,余中又被外放地方任职,先后担任过湖州、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大约是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党争和凶险莫测的官场,余中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致仕)。余中在湖州、杭州的政绩如何,以及他生于哪年、卒于何时,史料均无记载,笔者不好乱编。
余中有个同榜进士同学比较有名,他就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张耒祖籍亳州谯县,出身于官宦家庭。由于长得方头大脸、魁梧肥硕,被人们冠以“肥仙”雅号。进士及第之时,张耒只有二十岁,亦属少年成名。但由于他品格高雅,不会阿谀奉承、依附权贵,因而他的仕途之路异常坎坷,人生际遇令人唏嘘。
获得进士身份后,张耒长期在安徽、河南等地担任县尉、县丞这类芝麻官,十多年得不到提拔重用。“我迂趋世拙,十年困微官”,张耒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除了性格原因,张耒也饱受党争之苦。变法派得势的时候,被视为保守阵营的他,自然跟升官重用这样的好事无缘。轮到保守派把持朝政了,张耒才好不容易混了个地方一把手干(润州知州)。然而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朝廷又变了天,保守派遭到严厉清算,张耒被断崖式降级,一下子跌到了税务管理员的位子上(黄州酒税监督)。此后起起落落,张耒的官场生涯过得很不安稳。比方说,他曾因为为恩师苏轼举办祭奠仪式,而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个只能领取最低生活补助的散官。
虽然仕途坎坷,但张耒始终不肯向权贵低头。他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坚持不懈,乐在其中,无怨无悔。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章,今人编辑出版的《张耒集》,收录了他的诗作两千三百多首、散文随笔等三百余篇,堪称洋洋大观。张耒的诗气势饱满,特别讲究音律,苏轼称其“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他的文章雄浑精深、词语瑰丽,自成一家。
六十岁时,张耒在贫病交加、困顿潦倒中与世长辞。他也是“苏门四学士”中辞世最晚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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