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尽，情更深——回忆父亲吴印咸|吴印咸|父亲|师傅

　　文 | 吴筑清

　　吴筑清6岁时，父亲为其拍摄的肖像。

　　2020 年9 月21 日是父亲诞辰120 周年的日子。我又情不自禁地凝视他在我六岁时拍摄的肖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自1994 年他离开我们，至今已经26 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从没有消失，每每想起父亲，就好像他依旧在我们的身边。

　　父爱如山

　　我们这个家庭，是由三个亲密的家庭成员组成的。虽然只有我自己是爸爸妈妈所生的孩子，但我们家还有两位为革命牺牲的舅舅留下的四个孩子思强、思庆、思梅、小艾，这几个姐妹兄弟从小就来到我们家里，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父亲不仅对自己的女儿爱护备至，处处关心，对于由他和母亲抚养的几个侄儿也一视同仁、爱如己出，把他们都当作亲生儿女一样来爱护。

　　冬夜，弟弟小艾患病发烧，父亲冒着呼啸的北风到药店去买药。听说，他跑了好几家药店，但都关门了，最后到了一家很远的药店，敲开门才买到药。回来时，他冻得满脸通红，顾不上换衣服，急忙倒上一杯温开水，让弟弟先把药吃下。当妹妹思梅在恋爱上遇到难题时，是父亲帮助她化解了矛盾。这是因为父亲对子女的观察，对他们的为人处事的理解，才能帮助她度过难关。

　　“文革”开始后，我们家所有的子女，大学毕业的被分到外地、远郊区，上中学的去插队或到远郊区当老师，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弟弟思庆“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大学毕业后被分到煤矿下井作业，后来又伤了腰。国家落实老干部政策，没有子女在身边的干部家庭，可以调一个子女回身边。父亲决定不调在远郊区工作的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让思庆回北京，因为在父亲的心里，侄儿和他的亲生子女是一样的。

　　1961 年父亲的亲侄儿吴谦从广州考入北京医学院，由于他的父亲（我的叔叔）已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家人靠着母亲微薄的工资，生活确实困难，他打算申请助学金（当时最高助学金是每月19.5 元）。父亲对他说：“不要向国家要钱了，国家也处于困难时期，你的学费我给你。”于是，父亲像对待我们一样，每月给他20 元钱当学费和生活费。

　　这样到1962 年我们家就有四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了，虽然父母亲的工资有四百多元，尽管父亲在60 年代属于享受较高工资待遇的干部，但他一个月的工资要寄给老家一部分，还要负担我们这么多孩子的养育费用，是不宽裕的，所以我们从小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我们一家人的亲密和睦。“文革”中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高干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区区几十元生活费，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需要精打细算。思强参加工作了，父亲给他寄学习资料；思庆在煤矿受伤了，父亲给他买最好的膏药；思梅到远郊山区当了一名农村教师，父亲、母亲为她准备行囊；小艾去山西插队，父亲、母亲为他牵肠挂肚……孩子们天各一方，父亲心里牵挂着每一个孩子。

　　吴筑清和父母合影（1947 年）

　　1974 年父亲得了颈椎病，头昏、手臂麻木且头不能向左转。在家养病期间我又被诊断患了乳腺癌，这对父亲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听到癌症真是谈虎色变，我自己早已是紧张到了极点，可又怕父母着急，只能装作不在意，其实情绪十分低落。

　　然而，父亲却是那么镇定，那么安详，他虽然没有对我说任何安慰的话语，但是看到他，我就平静下来了，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就这样我顺利地进行了放疗、手术、化疗等治疗。我和父亲一起在家养病，他忍着自己的病痛，天天为我煎中药，他自己也在积极地治病。最关键的是，我看见父亲在逆境中没有消极，他没有了其他工作，就参与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滤色镜研究小组，搞起了科研，并且还为保定胶片厂试验国产彩色胶片，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父亲又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他用国产彩色胶片拍摄了许多花卉，他的情绪日益高涨，甚至打算出版一本百花集。虽然这本影集最终没有出版，但父亲却在心中重温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父亲在花卉拍摄上极具造诣，有人说他拍出了花的神、花的魂。

　　父亲的这种精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极大的鼓舞，无形之中我也淡泊了自己的疾病，我和父亲一起去公园、去郊外。他看到我一天天好起来，也十分高兴。就这样，我们父女俩互相鼓舞，一起度过了难关。父亲从没有娇惯我、放纵我，但他的慈爱让我记忆终生。父亲从没有要求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他的身教却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吴筑清陪同父亲在桂林采风拍摄（1973 年）

　　大爱无疆

　　父亲对家人的爱是那么温暖，那么亲切；他对外人的爱和关心同样是那么温暖，那么细微。记得20 世纪60 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出差在外，看到当地食品供应匮乏，就默默地把自己补养身体的白糖送给了陪同的年轻同志，让他顺路探亲时带给家里的老人。

　　1963 年至1964 年期间，父亲参加故事片《白求恩大夫》的拍摄，担任总摄影师。这是一部由上海海燕电影厂和八一电影厂联合摄制的重点影片。当时，他作为特聘专家住在上海著名的华侨饭店。有一天，因为摄影棚内布景的刷粉未干，摄制组只能暂停等待。父亲见有空余时间，就邀约摄影组的机械员吴师傅到他在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

　　洗澡，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60 年代老百姓家中普遍没有卫生间，洗澡不是到公共浴池，就是只能将就擦擦身子。对在摄影车间干体力活的师傅来说，每天都忙得满身大汗，就希望洗个痛快澡，休整一下。父亲请机械员吴师傅到华侨饭店套房去洗澡，就是想让他放松地享受一下。但这一邀请却使吴师傅颇感为难，虽说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无等级之分，可在潜意识之中，吴师傅还是对我父亲有崇敬之感，惶惶不安，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父亲的助手张益福就对他说：“来吧，痛痛快快洗个澡，休息休息。吴老是个很随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你别有顾虑。”第二天，他果真来到华侨饭店，他穿了一套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父亲见了吴师傅非常高兴，亲自带他走进浴室。吴师傅见父亲如此热情，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

　　洗澡，在人的生活中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这位上影厂的工人师傅而言却成了他生活中难忘的记忆。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套间浴室里，经历了一次与拥挤不堪的平民澡堂里完全不同的沐浴感受，更体验了一次跟革命老前辈温馨相处、心灵交融的同志之情。

　　吴印咸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57 届学生合影。

　　90 年代，父亲收到了来自新疆的一个邮包，邮包里是新疆一名小摄影爱好者自制的100 张明信片，上面复印有白求恩的照片。小家伙要求吴爷爷给签个名，并要求到邮局盖章。

　　90 岁的父亲认真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好字，并要亲自到邮局。我劝父亲说，算了吧，别把一个小孩子的要求看得那么重。而父亲却说：“虽是小孩子，但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和希望，不能让他失望。”话虽然不多，却让我看到了父亲金子般的心。我没有再说什么，拿起这些明信片到邮局认真地盖上了100 个章。明信片带着父亲对孩子的期望，飞回新疆，把一位老人对孩子的祝福撒播到遥远的边疆。

　　父亲晚年的生活并不孤独，不仅媒体记者和国际访客不断，而且经常有各地摄影界的老熟人和学生来看望他，也有素不相识的摄影爱好者前来请教；甚至有的街坊小朋友让自己母亲带着来看望吴爷爷。无论谁来，父亲都热情对待，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父亲对年轻人尤其钟爱，他的慈爱关怀和语重心长的交流，使年轻人好像感到就像在自己的爷爷身边一样，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尽情地汲取养分来丰富自己，无论是摄影艺术知识，还是做人的道理。因而，父亲在离休之后，有了许多忘年交。

　　1992年，吴印咸在家整理作品、资料。

　　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常来送信的年轻邮递员来到家中。这回他并没有信要送，也没有报纸要递，他只是轻声说：“我可以进来为吴老行个礼吗？”那个时刻我真的被他的悲伤、他的真诚，感动了，默默地把他带到爸爸的灵堂。他神色凝重，眼里含着泪，面对父亲的遗像深深地行礼三鞠躬，然后转身默默地离去。此时屋子里寂然无声，家里所有人内心都受到深重的震撼，我们在想，是什么让这位年轻人如此悲伤，是父亲的声望、作品、还是他的品格？这些固然都有可能，但能够让一个普通人为之流泪的，最可能的还是父亲那待人真诚和蔼的心态，位尊不自傲，德高不矜持的为人。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很多人来吊唁，灵前有无数的鲜花和挽联，但这位普通邮递员独特的悼念却永远地铭刻在我心中。

　　今天，在父亲诞辰120 周年纪念日，我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怀念和赞颂。同时，也促使我思量：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为什么社会各界朋友仍然对他念念不忘？我想是因为父亲那纯洁无私的心始终打动着人们。父亲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摄影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家人和学生的眷恋都留给了我们。

　　父亲身教言传，我们后辈终生难忘。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崇高的人品和艺品，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努力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