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革命者的花卉摄影|中国摄影

扶桑吴印咸摄

　　9月，摄影家吴印咸（1900-1994）121周年诞辰之际，《大众摄影》记者在吴印咸外孙吴炜整理的数万张底片中，看到了吴印咸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数千张花卉作品。

　　从青年时代拍摄进步电影《风云儿女》，到延安时期拍摄《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南泥湾》等传世之作并为中共领导人拍摄大量珍贵家庭影像，再到80岁高龄欣然受命拍摄《人民大会堂》……相较于这些革命题材、宏大叙事、家国视角，花卉只是个人化的题材，但就是在追问这些花卉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花花草草也同样能折射出时代与人的相关情境。同时，通过对此系列作品的细读与追溯，力图复现多面、多元的摄影家形象及其创作历程和样态。

　　本期专题，是吴印咸花卉作品首度在摄影期刊中进行集中、系统地展示。

　　20世纪70年代，吴印咸在拍摄花卉。吴炜提供

　　吴印咸的花卉摄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只是零散拍摄，7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原因以及为国产胶片做评测等原因，他开始集中、成系列地拍摄花卉。第二个阶段的拍摄，是一位经历了革命之路、时代风浪的摄影家进入暮年后的自主创作选择，并且持续了近20年之久，涉及花卉种类达400种之多。

插花吴印咸摄

　　花卉，这个在人类文化漫长发展历程中寄托了无数情思的题材，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也进入了摄影的历史书写—从尤金·阿杰扛着大画幅相机游走巴黎街头拍下的睡莲，到伊莫金·坎宁安充分体现技术流的近摄花卉，再到无比自由却充满争议的梅普尔索普演绎的古典瓶花……同样，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占尽风头的花卉，也自然成了摄影术传入中国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竞相拍摄的题材。

　　花卉与“美”天然的属性相连，使其成为人类自我表达的出口与载体。拍摄花卉，借此美化人生、陶冶情操，甚至构成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在摄影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作为摄影的最高准则。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后，摄影界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等媒体为阵地，就相关内容掀起了一次持续多年、由业界各领域名家和爱好者广泛参与的讨论。

王百合吴印咸摄

　　陈正青、罗光达、袁毅平、黄翔、蔡尚雄等著名摄影家纷纷撰写文章，表示摄影人应当彻底改造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相机反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以及沸腾的现实生活。

　　而那些只是擅长拍摄风景、静物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老摄影家们”，自然成为所指——他们专门去拍鸟兽虫鱼、风景花卉，为艺术而艺术，脱离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一心追求闲情雅致，“这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¹

兰花吴印咸摄

　　1960年7月，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的石少华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的摄影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在艺术方法上应当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内容则要反映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伟大时代。但报告中同时也指出：依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人民需要表现革命斗争的照片，也需要有新风格的风景和静物等照片。”“提倡题材、风格多样化，甚至允许政治上虽然缺少显著积极意义，但政治上无害的摄影作品存在。”²

　　当然，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并不就是基于对风景、静物、花卉本身以及摄影师个人情感的关注，著名摄影家黄翔给出了此类题材应当采取的拍摄方法：“拍静物例如日用品、手工艺品、花卉、瓜果等，也是要表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果实，表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一句话：风景，静物，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同政治结合起来，作品才会有充分的生命力，才会为群众所喜爱。”³

向日葵吴印咸摄

瓜叶菊吴印咸摄

　　那么，这个时期的摄影创作，真正做到在发挥革命性、战斗性的同时兼具题材与风格多样化了吗？《中国摄影》在1961年第3期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提到：“虽然我们一贯重视风光、静物、人像等摄影，但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就使这类作品少了，一部分擅长拍摄风光、静物作品的摄影家对于风光、静物摄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而1958年创刊的《大众摄影》，从7月创刊，到1960年6月因国家经济困难不得不休刊，此间出版的24期杂志上，风光与静物作品屈指可数，花卉作品出现的次数更是为零。作为摄影界具有风向标作用、且以“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向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道路前进”为办刊方针的官方媒体，做出了明确选择。

　　在当时的讨论中，尽管没有人明确提到花卉摄影是否遭到禁止，但一本面向爱好者的普及型摄影刊物中遍寻不到花卉的踪迹，个中缘由不难想象。

梅花吴印咸摄

兰花吴印咸摄

　　二

　　就在这些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1961年12月，吴印咸编著的高校摄影教材《摄影艺术表现手法（上）》出版了。概述中，吴印咸提出：“有人说，花鸟鱼兽、山水风光、静物等题材可以不拍，这是不对的。”

兰花吴印咸摄

　　而早在这一年的6月，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并批评文艺界“套框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风气，同时指出，文艺工作在奉行政治标准的同时还要遵循艺术标准，重视经验、才能与技巧，不能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此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的初稿），该初稿在1962年4月被批准通过并定稿为《文艺八条》，第一条即阐明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吴印咸看来，摄影艺术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而静物等题材同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可以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然，静物摄影不是纯自然地再现被摄对象，而是渗透着作者政治性、思想性的艺术创作。拍摄花卉等题材，可以通过借物抒情，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宣扬某种思想、意图，对人们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紫金钟吴印咸摄

　　因此，1964年，《摄影艺术表现手法（下）》出版时，在 “静物摄影”一章中，花卉与工艺品、文物等题材一同被列入进来。选用的30幅插图中，花卉作品也占到了9幅之多，且多为吴寅伯、黄翔、牛畏予等名家拍摄。其中，由吴印咸拍摄的有黑白作品《牡丹花》和《仙人球花》。

兰花吴印咸摄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理念始终主导着吴印咸的创作生涯，即便是拍摄花卉，“也是要强调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激发读者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之情，所以，不允许有矫揉造作和弄虚作假的现象存在。比如拍摄花卉，我把重点放在花形、花色的艺术再现上，很少另外加入蜜蜂、蝴蝶之类（当然，它们硬要闯入画面我也不会非得把它们赶跑），有时借用几点露珠、水滴，也是为了使花朵更加艳丽，更加富于生机。”⁴

　　花卉摄影对于吴印咸来说并非消遣，在对这个题材的拍摄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着一种工匠精神——自制背景布等拍摄工具，凝视每一种花卉的特质，寻找适合展示的材质，评价每一种胶片的优劣。“如《牡丹花》，第一幅因为花的粉红色较淡，叶的绿色较暗，叶能托出花，尚能突出；第二幅花为紫色，叶为淡绿色，花与叶的影调相近，花不易突出。这两幅照片如用彩色片拍摄，红绿相映，花必更加鲜艳、突出，彩色效果将比黑白片的表现力强。”这些散落在他多部著作里的经验，展示了他在这个题材中投注的功力与心血，一如他年轻时探索毛衣编织花样并出版专著《编织术初步》，一如他在革命摄影事业初创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辛探索。

　　封面摄影：赵常吉

　　封面摄影：黄翔

　　花卉摄影出现在了两本杂志的封面中。

　　三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观念的更新。《大众摄影》也通过评论员文章《扩大题材勇于创新》发声，指出社会主义的摄影艺术在发展道路中收获了正面的经验——就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反面的教训则是“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扩大题材面……题材无禁区……让时代风云和生活小景、英雄模范和普通一兵……奇花异卉和飞禽走兽……在摄影艺术的画廊里都得到应有的反映。”

月季吴印咸摄

　　本能与天性的释放，使得花卉摄影在这个阶段蔚然成风，1978年第4期的《中国摄影》选用了月季花做封面。《大众摄影》1979年7月的复刊号，也在仅有的4个彩页中刊登了一幅《荷塘月色》，之后的几期在不同栏目中均有花卉的身影，从1980年2月至5月，花卉作品更是连续出现在封面、封底中，且不乏吕厚民、黄翔等名家之作。

　　矫枉过正，以至于名家黄永玉借《大众摄影》采访之机语重心长地对爱好者说：“你看，一个玉兰、一个牡丹、一个菊花，每年多少人拍呀，真多呀，围着的人像蜜蜂一样！现在很盛行拍花卉、拍山水……但不要形成一股风，大家一窝蜂都去拍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人的生活，人的活动和现实斗争，这些是应更加关注的创作题材。”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