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auren Marks

　　翻译 |Panny

　　审校 | 酷炫脑主创 & 小草

　　朗读 | Yikes

　　美工| 豆浆

　　编辑 | Tinda

　　经历过这场大病，我可能跟五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的我不一样了。甚至在 50 秒内，我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脑损伤患者身上。其实每个正常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我对苏格兰医院的记忆中，天空始终是蓝色的，尽管我知道我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

　　夏天快过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个时节的爱丁堡经常遭受不可预测的风暴。但是，在我躺在床上的那两个星期里，我不记得曾下过一场雨。由于服用吗啡，我总感觉自己被笼罩在迷雾中，只零星的记得一些片段：

　　我记得从病房的窗户外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我记得发烧时出了很多汗，母亲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擦拭我脸上的汗水，我还记得父亲的眼泪。

　　所有的这些记忆都使我感到困惑。但是这一次，我的记忆不再混乱，变得更加清晰了。我回忆起了那片宁静。

　　《云之彼端 约定的地方》

　　01.我的故事

　　这不是我以前所知道的宁静。这是一股平静的水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空虚。

　　 我所看到的、触摸到的、听到的每一件事都有一种奇妙的秩序感。我像是个废物一样，什么都没有想。 我非常专注于此时此刻，对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打算都提不起兴趣。

　　我感觉自己身处的环境是一个相互连接着的整体，它就好像是一个正在呼吸的庞大的生物体。我像是它身上一个细胞，与周围的细胞紧密地连接着。 想要体验到这种宁静，自己本身就需要成为宁静的一部分。

　　但是，我周围的人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宁静。我还记得我当时在爱丁堡的一家酒吧里唱卡拉 OK ，我突然昏倒了，接着被抬上救护车，我的朋友给我当时在美国的父母打了通电话。

　　那时是爱丁堡的半夜，洛杉矶的傍晚。然而大家都没有过分担心我的情况，因为看起来我只不过是由于摔倒出现了一点脑震荡的症状。可是，在我住院两小时后，一切都改变了— 当时我的脑部 CT 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脑动脉瘤破裂，正在大出血。一位神经放射科医生联系上我的父母，并告知他们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动脉瘤破裂后人的死亡率很高，甚至在治疗后，也只有略多于一半的人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存活下来。

　　每一秒都很关键，医生立即为紧急手术做准备。 我的父母被吓坏了，他们想即刻出发去爱丁堡见我，却被困在了加利福尼亚。他们的护照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可银行当时已经关门了。为了早点拿到护照，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敲银行的窗户，说服他们早点开门。当天早晨，我的父母就登上去爱丁堡的飞机，我的兄弟和祖母则留在家里。

　　当时，我的手术正在进行中，而且很顺利。他们到达爱丁堡时，手术已经结束了。 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为我在手术中幸存下来而感到宽慰，但是都十分紧张，因为那时的我仍然未脱离生命危险。

　　手术后，我的脑组织肿胀得厉害。在镇定剂的作用下，我沉睡了好几天，才完全醒过来。但是当我的意识变得更加清醒的时候，我发现沉睡时所经历的宁静十分有趣，比我眼睁睁地躺在病床上有趣得多。

　　《洛丽塔》

　　我唤醒了一个新世界，安静而充满好奇。

　　当我从重症病房转移到康复病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到康复病房需要乘坐电梯，电梯里有一面镜子。虽然我脸上没有绷带，神志也十分清醒，可是我却认不出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烦心，因为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唯一改变的事情，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变了。

　　我发现我很难辨别出哪里是墙，哪里是窗户。

　　就连“他”和“她”、“我”和“它”之间的区别也变得难以区分。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反而更像是与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

　　我的病床靠近一个朝西的窗户，病房里还有三个女人。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说着方言。我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很少参加她们的谈话。 我只是喜欢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就好像是脚步声一样，啪嗒啪嗒地响。

　　那时的我对自己脑损伤的病情一无所知。我没有感到一丝疼痛，所以我对自己的病情没有过多的担忧。我甚至不曾认真思考过自己为什么会在医院里，或者自己到底生了什么病。

　　我的思绪反而是被一种全新的感知占据着，我开始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穿好衣服，我惊讶地发现布料与皮肤之间的空隙大了许多；刷牙时，牙刷毛的坚硬、牙龈像海绵一样的触感，都令我着迷。

　　我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注视着窗外的景色，那是一片灰色的、毫无纹理的屋顶。医院的院子里还有一棵树。我从病房的窗户只能看到树的顶端，但我很喜欢观察那些针叶和树枝。每当清风拂过，它们的形状都会微微改变。

　　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打扰过我。但是，在一个无休止的白日梦中，我记起了那一刻，那种痛苦似乎是真实的。 或许，至少我那时确实失去了一样东西。

　　那一定是正午时分，因为阳光直射在我的身上，一缕阳光照在我左边的白色床头柜上。我的父母在柜子里塞满了我的衣服，护士们在一旁为我补充饮用水和其他物品。我还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一堆杂志和一本书。 我不确定它们放在那里多久了，很有可能在我住院之前就放在那里了。

　　Jackie Ferrentino

　　02.失语症

　　不过它们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杂志的封面很有光泽感。我翻开杂志，书页里充满了明星走红毯的照片，还穿插着化妆技巧的插图。我不敢在任何一页停留过久，那丰富的色彩、繁杂的内容，像是在向我大喊大叫。我合上了那本杂志，顿时感到一种解脱。

　　我转而拿起柜子上的那本书。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可能在很多年前读过。我翻开第一章，习惯性的翻阅了几页。但在翻到第三页时，我停了下来。我又回到第一页，以更慢的速度阅读起来。

　　Agatha Christie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 | Google

　　我的眼睛有些不适应过于明亮的阳光，但我仍然坚持着读着这本书。可是我却发现我读不懂那些语句了。那一个个单词，在我脑中，只是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黑色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那时有些阅读障碍的我，怎么能这么肯定那是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我手里拿着这本既熟悉又陌生的书，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失语症的痛苦。

　　我清楚语言的力量，它足以影响人们事业的成败。在我的生命中，文字和语言是少有的给我带来快乐和动力的事物。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我阅读文字的能力可能会被剥夺，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就算是暂时性的失去这项能力，也是件十分残酷的事情。可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的温和。

　　毫无疑问，承认失败令我感到不快，但我有没有因此感到痛苦或者焦虑呢？不，我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我隐约地感到有些失望，这一想法只是倏地掠过我的心头……我想，既然已经失去了阅读文字的能力，它无法再对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了，我不应该再想象有阅读相伴的日子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失去了如此重要的东西，反应居然可以如此淡然，真是令人感到震惊。那时的我，在宁静而舒适的生活中，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悄悄地改变。

　　过了几个星期，我才发现我有些迷失了自我，需要付出很多才能追回那些消失的自我。那种不快感在我读书的时候尤为强烈。然而，我一合上那本书，那种不快感就消失了。放下书，我将注意力转移到窗外，望着那片蓝天。

　　术后的我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几天后，我见到了神经科的主治医生，鲁斯坦姆·萨尔曼（Rustam al-Shahi Salman）博士。他耐心地向我的父母解释着我的病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也许是我的父母第一次从医生口中得知我得的病叫“失语症”。医生解释得很详细，比我说的明白得多。他的身材苗条，说话温柔而体贴。在我看来，他的举止同我身处的宁静的世界是十分相称的。

　　医生说失语症通常不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而且大多数失语症患者的智力也不会减退，但是不同患者的临床表现会有很大差别。失语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接受性失语症和表达性失语症。

　　接受性失语症，又称为维尔尼克失语症；这类患者对语言理解存在障碍，虽然口语流利，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却令人难以理解，而且患者也不能理解别人说的话。与之相对的则是表达性失语症，也称为“布洛卡失语症”，其特征在于部分或者全部语言功能的丧失。患者说话时语言不流利，且词汇贫乏。

　　萨尔曼医生认为我表达性失语症的症状更为显著。但是我在发病的初期，也出现过语言表达混乱，所答非所问的情况。

　　Jackie Ferrentino

　　03.治疗过程

　　为了治疗我的失语症，萨尔曼医生为我指派了一名语言治疗师，安妮·罗（Anne Rowe）。她的年纪与我母亲相仿，留着一头褪了色的红色齐耳卷发。我曾经一度认为，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给我成堆的训练表。

　　我还记得她给我的第一份训练表，那是一组人脸照片。安妮要求我找出照片中的一个秃头的男人，并描述我当下的感受。“我觉得不错”，我记得常常这么回答她。但是，安妮却坚持要我说出一个更有深度的答案。她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能指出来那张你让感觉不错的照片呢？”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图像训练法的重要性，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训练，因为大多数时候安妮都无法理解我对她的问题的回答。我同时患有表达性和接受性的失语症，这不仅导致我的语言表达不清楚，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出现了语言表达障碍。我的父母后来告诉我，在我接受语言治疗的前两周，我只能说 40 到 50 个单词。

　　我从安妮的治疗记录中得知，一开始，我对单词的发声都感到十分吃力。她在训练记录中写道：“劳伦偶尔能够顺畅地使用短语，但在寻找合适词语和控制嘴部肌肉运动这两个方面有明显的困难。”我很难做出正确的嘴形来发出我想要的声音，这是语言失用症的表现，是常见的失语症的并发症。

　　其实我所接受的语言训练，与孩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十分类似，为了纠正孩子的发音，父母会一遍又一遍地让孩子练习发声。这与安妮的训练目标不尽相同。她总是一边手指着一张嘴巴的图片，一边说：“舌尖在这里。”然后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说道：“T, T, T, Teh，发这个音要用到舌尖。Th, Th, Th 是 Thuh，舌尖要轻触齿背。”

　　当安妮让我进行这些发音练习时，我并没有感到困扰。事实上，我从前上过戏剧学校，这些训练很像表演前例行的发声热身。在戏剧课上，让一个演员反复演示p音和b音之间的区别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因此，当安妮要求我做发声练习时，我以为我在这方面很出色。直到后来，我从安妮的反馈中隐约地感到我的发音有些问题。她会说，“这个发音很好”。可有时她会说：“这个发音并不完全准确，再试一次。”

　　不知从哪天起，我发现安妮总是频繁地说“这个发音并不完全准确，再试一次。”有时，安妮说“再试一次“的次数太多了，她会让我先缓一缓，进行下一项语言训练项目。我知道安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发声训练出了点问题。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过作为天生的乐天派，我相信自己能通过努力解决掉这个问题。

　　《House of Sand and Fog》

　　术后一周时，安妮让我做了西部失语症测试（Western Aphasia Battery test, WAB）。在我后来翻看自己的试卷时，我发现安妮在试卷上做了一段标注。在阅读部分下方，她写道：“劳伦非常清楚自己无法完成这项测试。她感到非常痛苦和焦虑，因此测试被中止了。”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一点记忆也没有。不过我猜，我当时的情绪反应肯定是肤浅而又短暂的。虽然我相信安妮的报告，但我不认为那时的我有完整的自我认知。我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我在参加一项测试。更不要说考虑这项测试会对我未来的治疗造成什么影响。当时的我对过去和未来一点也不关心。

　　可是现在的我，逐渐恢复了自我意识，我不想让自己失望。这成了我烦恼的根源。不过幸运的是，那些烦恼总是很快就消失了，好像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样。

　　我在口语理解方面出现的问题，还间接地反应在了书面文字上。在语言训练中，我发现我并没有完全忘记字母，但我忘记了字母的顺序。假如每次只看一个单词，我仍然可以在大段文字中认出那个单词。

　　在安妮的悉心指导下，我可以慢慢地念出这些单词。安妮在语言训练记录中曾写道：“劳伦在朗读时经常出现错误，尤其是那些发音不规则的单词。可是问题在于，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读音是错误的。”

　　虽然我没有完全丧失阅读的能力，但我每次只能将注意力聚焦在一个单词上。当我好不容易读出这个词，继续去读下一个词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刚才读过的内容。也许，这就是我当时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习惯性地想用原来的方式来读这本书，可我发现这行不通了，书中的文字在我面前突然变得支离破碎了。文字被拆分成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对我来说，想要理解一个完整的句子的含义，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又多了一项需要治疗的病症— 阅读障碍。我试着不去思考这件事。每当语言训练不顺利时，我都会安慰自己，我只是累了，这种负面的情绪都是暂时的。语言训练一结束，我就轻轻地回到自己宁静的世界里。那里流动着静谧的快乐。

　　只是不能那样想。

　　我可以在我们的交流中摇摆不定，听不到错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会认为我只是累了，或者说这些骚乱都是轻微的和暂时的。我们的会议一结束，我就会轻轻地回到那无处不在的静谧中去。

　　Jackie Ferrentino

　　04.我的宁静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我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女儿，姐姐，演员，室友，女朋友。我有一套协调这些复杂角色的方法，因为洞悉各个角色的需求对我而言并不难。但是在我得了中风之后，我情绪的敏感度明显地减弱了，我很难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了。其实我对别人的想法和需求不太感兴趣。我想，这种对人际交往的淡漠可能源于情感和生理这两个方面。

　　我左脑的中动脉发生了破裂，出血渗入了脑侧裂和左基底神经节。脑动脉的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大脑的语言中心提供血液。人们通常认为基底神经节与运动控制有关，其实它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和情绪。

　　神经节的损伤会钝化人的情绪和意识，使人的行为缺乏目的性。由此看来，脑动脉破裂对我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而最显著的病征就是语言功能的退化。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患的病不是语言障碍那么简单。

　　发病后，我常常感到迷茫，内心也变得越发空虚。在我心灵中的这片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宁静的世界，那里总是闪烁着温暖而又灿烂的光芒。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我内心的这片宁静之地。

　　父母非常担心我会出现继发性中风的症状，因为那是常见的脑血管破裂的并发症。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很忧虑。我时常陷入冥想中，高兴地在那片宁静之地玩耍。我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片宁静的存在，但后来从其他左脑损伤的患者的报告中，我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 Injured Brains of Medical Minds 》这本书中，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莫斯描（Scott Moss）记述了他患失语症的经历。他写道：“我确实感觉自己的理解能力变差了，只能大概地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我仍然能够像以前一样集中注意力，可是就算我认真听别人说的话，也听得不大明白。那些词语和短语，在我的脑中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小麻烦。更严重的是，我连自言自语都不会了。我好像是一副空壳，好像一言不发就不会担心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一位哈佛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家，吉尔·博尔特·泰勒（ Jill BolteTaylor ），也曾记述过类似的经历。曾患严重的脑中风的她，将个人的经历和领悟完整地记录在了《 MyStroke of Insight 》这本书中。她在书中写道，“大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被“无处不在的宁静取代了”。

　　Jill Bolte Taylor：《 My Stroke of Insight 》作者 | brainchemist

　　她一时无法适应那种静谧，那份寂静似乎要吞噬掉她的内心。究其原因，泰勒认为，脑中风可能影响了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注意力的传输，因而改变了人的认知。

　　精神病学家伊恩·麦基尔基督 （ Iain McGilchrist ）对大脑的生理学原理曾进行过更详细的阐述。他在《 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 The Divided Br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Western World 》一书中讲到，大脑就像一个从中间裂开的核桃，它的两半被称为半球。

　　每个脑半球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处理单元，就像是两台并排放着的电脑。人的大脑的左右半球常常协同合作。可中风患者的大脑中，只有一个脑半球在努力地工作，另一半球则处于修复中。左脑主要控制语言和逻辑思维，而右脑掌管着创造性和直觉。

　　qqtext

　　人们常说自己是“左脑型人“或者”右脑型人“，但其实这种分类是不科学的。“左脑型人”的左脑不一定总是比右脑灵活，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大脑的两个半球会根据当下的实际需求，相互调节平衡。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也同样存在于大多数的脊椎动物中。

　　举个例子，一只正准备捕食猎物的鸟，需要同时运用左脑和右脑，左脑负责判断目标物是不是真正的猎物，而右脑负责让鸟在捕捉猎物时，保持警惕，避免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况。

　　麦基尔基督解释道，“鸟类在捕捉猎物的同时警惕捕食者，这不是简单的分散注意力就能做到的，这一过程需要同时运用左右脑不同的功能。”

　　我们左右脑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是非常大，只是各有各的侧重点。与右脑相比，我们的左脑更加注重细节。由于人的两大语言中心都在大脑的左侧，所以左半球对语言功能的掌控更多一些。左脑也有感知的能力，只不过右脑更具有敏锐性，比左脑更警惕，因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

　　在麦基尔基督的书中，他是这样解释左右脑的差异的：“人的左脑更倾向于做自己熟悉的事情。它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摆满镜子的房间里，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做出回应。恰恰与之相反，右脑没有被禁锢起来，它的视野更为开阔。”

　　书中的这一段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由于左脑损伤，我丧失了语言能力，那曾是我赖以生存的才能、认知自我的方式。可是现在，我只能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官打交道。

　　不过，我终于逃离了那个“禁锢”左脑的镜子屋，我的右脑变得越发活跃了。我正试着用一种全新的感官来洞察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与周遭的世界连接着，可是我所看到的事物总是缺乏维度，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了。内心的那个“自我”似乎已经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我心中的那片宁静实在是太安静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右脑支配地位的改变造成的。

　　《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

　　原先擅长言语的左脑起着主导作用，可脑中风后，我的右脑暂时占了上风。以前的我总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停地在我的脑中回响。我很难准确地描述那个声音，但我知道那是我每天早晨醒来就会听到的声音。

　　我的大脑在告诉我“要起床了”，“该做早餐了”。有时，那个声音会督促我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有时，那个声音会鼓励我，帮助我了解自己的处境，甚至带领我逃出困境。

　　我的大脑在慢慢地恢复中，内心的独白开始零星地出现了。可是躺在病床上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些内心的声音可能再也无法完全恢复了，我只是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少了些什么。

　　值得庆幸的是，在动脉瘤破裂后，我仍然可以思考，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思路比以前还要清晰。我的大脑还保留着复杂思维的能力，可是那些思绪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交织、碰撞了，我的思想变得不那么深刻了。那不是因为我的大脑愚钝了，而是大脑将思维单纯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就总体而言，这种内心的宁静对我很有帮助。我问自己：“我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由于听不到内心的独白，我几乎无从了解自己的病情。假如我知道自己得了脑中风，又患上了失语症，想必心情会很糟糕吧。

　　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叙述者了。

　　《 one day 》

　　05. 现在的我

　　十年过去了。在这几年间，我又经历过一次大手术。经过长期的语言治疗，我的语言能力恢复了一大截。可还有一部分语言能力永久性地缺失了，我不知道这占了多大的比例。

　　经历过这场大病，我可能跟五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的我不一样了。甚至在 50 秒内，我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脑损伤患者身上。其实每个正常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说话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就好像有很多个版本的自己。

　　当我们和别人谈论起自己的童年时，或者回忆以前的经历时，我们的大脑中都会出现那个以前版本的自己。只不过区别在于，脑损伤患者可以更为快速地在不同版本的自我之间切换。

　　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向往，希望一切按计划完美地进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迎来了下一阶段的新生活。我们像是缺少装备的战士，在生活的战场中摸爬滚打。

　　由此看来，生活的目标不应着眼于追求完美。也许顺其自然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成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生活的强者。

　　语言既是我的障碍，也是我的解药，我一直在练习写作。即使语言不再像从前那样流畅了，我相信我还是会坚持写下去。好口才是一种天赋，可有时，沉默也是一种智慧。

　　语言着实美妙，也只有寂静之音能与之相媲美。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