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李宓）到2019年，汪诚信和老鼠已经打了64年交道。回首一个甲子的“斗鼠”之路，他说：“灭老鼠，要把得住方向、顶得住困难、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冷落。”

　　1955年，年轻的中国大学生们坚信毕业后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2岁的药物化学专业毕业生汪诚信刚接到工作分配通知时，却有些感到不知所措。

　　他努力学习，期待研究药物治病救人，却被分配去研制致命的毒药——灭鼠药。在向长春鼠疫防治所报到后，汪诚信才了解到，中世纪在欧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鼠疫, 仍在新中国一些地区时有出现，防控任务十分紧迫。他告诉自己“不能当逃兵”，下定决心研究灭鼠。

　　汪诚信教授大学毕业照片。

　　向老鼠学

　　由于没有任何灭鼠经验和训练，汪诚信决定首先向老鼠学习。

　　第一次去草原疫区，汪诚信向当地村民借了一个一米多高的柳条筐，放在老鼠洞附近。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汤姆猫，他天不亮就藏在篮子里，从柳条筐的缝隙间观察老鼠的活动情况，一次就是五六个小时。

　　“这个办法很笨但很灵，老鼠半个小时就适应了柳条筐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照常活动。” 汪诚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通过这个笨办法，他了解到不同老鼠个体对鼠夹、毒饵的反应，以及对不同食物的取食情况。

　　研究人员在青海门源鼠疫区开展调研。

　　到现场去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汪诚信除了接触大、小白鼠等实验动物外，还研究了达乌尔黄鼠、喜马拉雅旱獭、黑线姬鼠、大仓鼠等多种啮齿类动物，前前后后试验了上千种灭鼠药。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每年平均报告1372例鼠疫病例。黄鼠被证明是天然鼠疫源地最主要的传播媒介。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开始在黄鼠鼠疫源地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

　　1966年，汪诚信带领20名工人前往内蒙古红星牧场开展灭鼠。他回忆说：“现场工作主要靠腿，草原上毒饵灭鼠，拉大网前进，人距5到10米，日行25到30公里，步行是基本功。”

　　当时的目标是100天内达到任意10公顷面积内老鼠的数量不超过1只，“那时候，大家每4个星期就穿破一双解放鞋”。 功夫不负有心人，灭鼠队最终实现了既定目标。而从1955年到1979年，全国报告的鼠疫病例迅速下降到平均每年20.7例。

　　科学灭鼠

　　20世纪80年代，汪诚信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灭鼠专家。开始编写书籍、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他没想到自己会卷入一场引起全国甚至海外媒体关注的“邱氏鼠药案”。

　　“邱氏鼠药案”官司总结会。

　　“邱氏鼠药”在20世纪80年代末风靡全国。发明者邱满囤宣称可以 “想灭公鼠灭公鼠，想灭母鼠灭母鼠”，老鼠吃后“三步倒”。

　　汪诚信说，在为邱满囤担任技术顾问期间，他发现邱氏鼠药使用了两种强毒鼠药氟乙酰胺和毒鼠强，这两种鼠药很便宜且起效快，但从科学灭鼠的角度考量并不可取，还给人畜、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他和4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一篇要科学宣传灭鼠的文章，被邱满囤以“诽谤侮辱”为由告上了法庭。1992年12月，汪诚信等人败诉。1995年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邱满囤败诉，该判决被誉为“维护科学尊严”和“科学战胜愚昧”。

　　这期间，近400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多次提案，学界众多专家也坦诚直言，支持五位成为被告的科学家。汪诚信等人在“邱氏鼠药案”中的败诉和胜诉先后连续两年当选全国十大科技新闻，美国《科学》杂志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汪诚信表示：“对于灭鼠来说，你不可能一夜之间成功。如果一座农场有100只老鼠，在快攻中幸存下来的那五只是最聪明的。他们相当于拥有了整个农场，会繁殖得更快，会卷土重来。”

　　“你不能为了暂时的成功而牺牲长期目标。你必须尊重科学。这是我给年轻科研人员的建议。”（图片均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