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苏玛（左）和丈夫在高速路口值守。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瓯城不孤——湖北之外　疫情最重地市　温州战疫观察（下）》的报道。

　　回温州，警惕救了全家人

　　现在回头想想，我当时的许多举动，救了全家人的命。

　　我是温州瑞安人，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眼镜生意。说起来，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警觉得比较早，刚有风声时，就戴上了口罩。

　　2004年，华南眼镜城开张，我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与华南海鲜市场一样，华南眼镜城也隶属于华南集团。

　　海鲜市场在一楼，分为东西两区，中间隔着新华路。眼镜市场在二楼，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商户一百多家，也分为东西两区。

　　在眼镜城100多家商户中，大概有20多户温州人。

　　我们温州人喜欢海鲜，偶尔会去楼下海鲜市场，买点螃蟹、基围虾之类的，但不会去买那些野味。

　　我最早开始戴口罩，是在去年12月31日。这天，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看到，“武汉出现类似SARS感染病例”。

　　经历过2003年“非典”，我当时就紧张起来，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第二天有关部门就出来辟谣——“不是SARS，专家说暂时没有人传人”。我们老百姓哪里懂得这么多，以为就是一般肺炎。

　　紧接着，元旦那天，楼下海鲜市场就整顿休市了。当时，眼镜城正常营业，大家偶尔还下楼去，围观如何整治卫生，打探疫情的情况。

　　当时很多人还关心，这得整治多长时间，楼下商户年前能不能重新开业。

　　直到接到通知，二楼眼镜城也要提前休市，这才感到大事不妙。按正常情况，眼镜城休市在1月20日左右。

　　市场管理人员通知我们，准备提前一周休市。1月6日前后，又通知我们1月11日休市。

　　6日左右，听市场里的人说，有几家商户感染，已经在住院。这时，一些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恐惧感也慢慢加剧。

　　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有三家医院。一些医生朋友说，每天都有不少人感染。我判断疫情不会那么轻描淡写，开始高度警惕起来——反正那几天也没有顾客，1月10日我就提前关门了。

　　当时，儿子读书的中学15日才放假，课外培训班要等到20日结束。除了送儿子上学，我和老婆很少出门。

　　由于所处的区域位置敏感，脑袋就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当时，我已能明显感觉到，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几个社区，出来的人相对少了，走在路上也神色紧张。

　　但大多数武汉人没什么感觉。送孩子上学时，我也发现，地铁、公交、街上、超市里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人戴口罩。

　　孩子回家还说，“为什么要戴口罩，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戴，很奇怪。”

　　“你别管别人了，自己戴好口罩！”我说。

　　本来1月22日，我们回老家要办乔迁宴。15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提前取消了。

　　回温州是临时决定的。19日晚上9点多，我们睡前打开手机，查了下回温州的机票，看到20日航班还有票。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明天给老师打个电话给孩子请假。”我和老婆商量。就这样，我们晚上10点多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飞回温州。

　　20日，一个亲戚送我们去机场。我们全程戴着口罩。当时，听说机场管制比较严格了。

　　不过，去到机场我们发现，只有几个人戴口罩。登机后，一名空姐看到我们，悄悄地说：“你们一家防护措施做得真好，我也想戴口罩，现在上面不允许。”

　　从空姐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她挺担心的。但因为是公共场合的服务人员，她佩戴口罩要遵照统一安排。

　　飞机抵达温州后，我们坐上提前约好的车，直接回老家瑞安马屿镇儒阳村。当时，从武汉回来的人员还没被要求隔离呢。不过，我还是比较谨慎，取消了所有应酬，也不让亲戚来上门走动。毕竟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生意，相对会敏感一点。

　　我们村有30多人从武汉回来，现在都没有被感染。眼镜城里有几个温州人，过年没赶回来。有的封城后想走走不了，有的轻度感染也没法回来了。

　　今年生意肯定会比较难做。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希望疫情早点控制住，市场能慢慢回到正轨。（受访人化名王力丰口述、记者魏董华整理、编辑刘荒）

　　去武汉，不能只做旁观者

　　逆行武汉运送护目镜，免费帮助医护人员修理眼镜——从来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加入抗疫战斗中来。

　　我和哥哥在武汉经营一家眼科视光门诊，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500米。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节奏。我们提早给员工放了假。腊月廿七，我带着家人回到瑞安老家。

　　除夕夜，突然接到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师姐的电话：“没有护目镜怎么办呀？医院已经有多位医生被感染，或者是正在隔离。”

　　门诊平时很大一部分业务，就是验光配镜，加上温州和台州又是国内主要眼镜生产基地。当晚，我们就发动亲友，四下联系有库存的厂家。

　　大年初一，我和我哥总共收购了将近3.3万副日用防护眼镜，满满78箱。虽然不是专业医用护目镜，但也能阻挡正面袭来的大部分飞沫。

　　当天下午，我俩就跟着台州市邮政局专车，向武汉方向疾驶而去了。

　　等第二天一早赶到武汉，各大医院早已派车等候我们。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在我们眼科门诊部门口，领取护目镜的车排起了长队。

　　三万多副护目镜，一个小时全部发完。

　　可还有很多人没领到。有一位女医生，看起来非常疲惫，黑眼圈很重，走路都不太稳。她一进来，就把医生的工作证给我看，说来领护目镜。

　　我说全发完了。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开始掉眼泪。

　　我们哥俩懵了，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劝，赶紧把自己头上的护目镜摘下来，递给了她。这是我们手里最后两副。

　　就这样，我们留在了武汉，继续筹集护目镜和其他医用物资。

　　一开始，我们想采购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医用护目镜，但货源极其短缺。

　　我灵机一动，想到暂时用泳镜替代。泳镜防水，密封性良好，有的还能防雾。而且生产泳镜的企业多，库存量也比较大。

　　很快，我联系到游泳镜行业协会的几位企业家，拉了一个50多人的企业主微信群。后来，又找到厦门市眼镜协会，请他们帮忙联系到医用护目镜企业。这些企业前后总共捐了14万副泳镜、护目镜给我们。

　　我的眼科门诊就这样成了中转站，接收全国各地发来的泳镜和护目镜。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的医院，开车到我这里取，就像在参加一场接力赛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眼镜坏了无处修理。于是，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免费帮医护人员维修眼镜。

　　没想到，和眼镜相关的问题还真不少。也许因为经常需要消毒，一直受到消毒剂腐蚀，有的人眼镜鼻托损坏脱落；也许因为护目镜太重，戴的时间久了，有的人眼镜腿被压断；还有的人镜片碎了……

　　最让医生头疼的，是护目镜的起雾，有时连写医嘱都困难。很多医生私下里问我，这种问题能解决不？我尝试了好多法子，肥皂水、沐浴露、泳镜防雾剂、碘伏……效果都不理想。

　　无奈之下，我换了个方式：将钢钉从上方刺入软壳护目镜内，然后把海绵固定在钉子尖上，最后用橡皮筋把左右两根钢钉的尾部拴住，这样就在护目镜里装了一个手动“小雨刷”——用手在外侧推一推钉子尾，钉子尖上的海绵就能把护目镜上的雾气擦除。没想到前线医生反馈，效果还挺好。

　　由于整天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又闷又热，很多医护人员会出一身汗。汗湿了的鼻梁和两鬓，托不住眼镜。很多人的眼镜戴上后，下滑得厉害。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用手一推，眼镜就复位了。现在他们可不敢，在病房里护目镜一摘，就有感染的风险。

　　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找到了硅胶的眼镜防滑套。将它套在眼镜腿上，可以稳稳地把眼镜别在耳朵后。没想到这么个小玩意儿，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2月21日，我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安徽医疗队邹宏运医生眼镜不慎遗失，因忘了度数，要重新验光、配镜。

　　我有些为难，邹医生在医院里，面对的是需要有创呼吸的危重病人。我与他正面接触有一定风险。

　　不过，我最终接下了任务。为了保证安全，我头一次全副武装，穿上了防护服。验光的过程极其艰难，人不能靠得太近，行动又很受限制，我们触碰过的东西都要消毒，十分不便。

　　原来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戴医用手套的工作如此折磨人，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前线医生工作不易。

　　数以万计来武汉支援抗疫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有父母、孩子，谁不想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呢？相比他们，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

　　我只是觉得，如果很多年后，孩子问我在那场灾难中做了什么，我该如何回答？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受访人陈庆丰口述、记者魏董华整理、林光耀实习生、编辑黄海波）

　　在米兰，我经历过两次疫情

　　3月6日下午，我和朋友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旁，支起了一个临时摊位——免费给来往的路人发口罩。为了吸引过往行人，还专门贴上了精心设计的海报。

　　本以为买不到口罩的意大利人，会踊跃前来领口罩，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摊位附近，有一位卖艺者在弹唱，吸引了不少人旁观。我们摊位前却门可罗雀，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一眼。

　　这批口罩约有5000个，是我们手头仅存的一批了——本是买来捐回国的，因为物流停运，就滞留在了意大利。

　　截至3月1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9220例，居海外国家首位。其中，约一半在伦巴第大区，而我就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

　　之前还有2万个口罩，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送给了米兰的华人华侨。现在剩下的这些，我们想通过免费送出的方式，向意大利人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

　　摊位前有些冷清，我们只得拿着口罩，告诉过往的路人：“这里有免费口罩送给您。”

　　然而，有些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戴口罩。我给一个意大利人发口罩，告诉他：“病毒传染性很强，戴上口罩能保护你的安全。”

　　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

　　有些人把我们当成靠免费发口罩为名，索要钱财的骗子。大教堂广场上有不少这样的骗术，我们因此被多次误解。

　　热脸贴了冷屁股，我们有点儿丧气。好在也遇到了一些支持和理解的人。

　　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哥，在我们的摊位前停留了半个多小时，不停地拍照片和短视频。他说要上传到意大利的社交媒体上。

　　他还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我要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也让他们知道旅意华人在帮助意大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另外一些人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暖心。比如巡逻的警察得知，我们在发口罩做公益时，很开心地接过口罩，并连声道谢。

　　当地《晚邮报》记者还过来采访我们。说实话，当初筹集口罩时，根本没想到疫情会蔓延到意大利。现在，这批口罩竟在当地派上了大用场。

　　3月8日，整个伦巴第大区全面封城。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

　　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我对意大利还算了解，封城并不能使我安心。

　　封城头几天的米兰，餐厅和咖啡馆只能每天早6点到晚6点营业，保证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少于1米。

　　实际上，人们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我听说，已经有餐厅被罚款了。

　　我在麦当劳看到，店里的服务员依然没戴口罩。可能是买不到，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总觉得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服务员戴上，反而会使顾客感到不安。

　　其实，每天跟那么多人接触，服务员们是最应该戴的。还有很多意大利人，没有太强的安全距离概念，见面时依旧行吻面礼。

　　封城第一天，天气很好。米兰凯旋门旁的九头马公园里，仍旧有很多人在散步、锻炼，甚至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几乎没人戴口罩。

　　意大利的新冠疫情致死率高，我们这些华人华侨很担心。最近，身边已陆续有人回国了。

　　但是，近期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我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我们华人华侨经历了两次疫情。第一次是国内的疫情，那时候一边采购物资捐赠给国内，一边遭受着老外的冷嘲热讽，还有商人想发中国的国难财。

　　意大利华人华侨很多，向国内捐献防护物资很积极。我意大利语说得好，平时接触面也广，所以消息比较灵通。

　　米兰的10来个商会都曾委托我，寻找防护物资捐回国内。还有很多留学生和我联系，他们从意大利的药店买到了口罩，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捐回国。

　　1月30日那天，我们和一家意大利公司联系好了，一次性购买将近200万个欧洲标准FFP3规格口罩捐回国内，谈好了价格，每个0.38欧元，但对方要求全额打款后才能发货。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凑齐了70多万欧元现款后，对方突然说要提价。一天之内，口罩的报价从0.38欧元提到0.6欧元，之后又变成了0.9欧元，最终成交价1.3欧元，价格翻了好几番，我感到又生气又无助。

　　在当地华人华侨的赞助下，经我手帮忙联系收购、货运的防护物资，先后搭乘3架货机包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国内。

　　而现在，我们又经历着第二次疫情。这些天，意大利确诊病例井喷，整个国家已是一罩难求。意大利的医疗系统效率本身就低，现在已不堪重负，医护人员和床位都严重不足。

　　身边有朋友疑似感染了，症状比较严重。他连续打了3天的急诊电话，直到第3天晚上，才被救护车拉到医院，第4天被确诊。

　　他能住进医院是幸运的。现在意大利医院对病人，都是选择性地收治，很多人出现了症状，得不到及时检查和救治。南部的那不勒斯，有病人直到在家中去世，也没等来救护人员。

　　中国和意大利的直航取消了，有些侨胞们购买了莫斯科、法兰克福或迪拜等地的中转航班回国。他们这样迫不及待回去，是考虑到待在意大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我觉得也不能指责他们。

　　我们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一颗中国心：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捐钱捐物，齐心抗疫。现在，我们在海外感到很绝望，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想回国自然是很多人朴素的心愿。

　　真希望国内同胞不要歧视海外回国的侨胞们，也希望国家能让他们顺利回国，并提供隔离和医治的场所，避免病毒在本地传播。（受访人胡允键口述、记者王俊禄整理、林光耀实习生、编辑完颜文豪）

　　不管哪国人，首先我是医生

　　看到医院工作微信群招募志愿者，我和丈夫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名！原因很简单，不管我是哪个国家的人，首先我是一名医生。

　　这场疫情，对于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一开始确实有些恐慌，很多人第一时间回国了。但我和丈夫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我们知道，一旦走了，心里一定会不安。

　　我是毛里求斯人，中文名叫苏玛，已经在温州生活了12年。

　　2008年，我到温州医科大学读书，取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温州和平国际医院做外科医生。

　　我和丈夫在北京认识。他是巴基斯坦人，中文名叫豪孟德，如今也在这家医院做骨科医生。

　　医院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主要是中国医生，他们被派去了温州一家重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我和爱人作为第二批志愿者，2月1日开始进驻温州南高速口，提供医疗援助服务。

　　执勤时，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像疫情一线的中国医生一样。每天执勤四五个小时，甚至更久。

　　我的工作是筛查体温异常的人。如果有人体温超过37.3℃，将被送到临时设置的隔离点。

　　如果发现持续高温，或者有明显的流感症状，我们会呼叫救护车，把他直接送去医院，确保不和外界有过多接触。

　　父母很担心我和丈夫，每天打电话来劝我们回去：“快回来吧，中国疫情这么严重，不安全。”

　　他们之所以这么害怕，主要是从国外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夸张和不完全真实的信息，甚至还有不少假新闻。

　　意识到这点后，我们开始考虑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海外。

　　起初，我每天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信息，还有如何预防的小知识。同时，我也在脸谱账号上发布，很多外国朋友点赞和转发。他们留言问我真实的疫情，我都会逐条回复。

　　一开始有外国网友不相信，觉得我们在中国，肯定替中国政府说话，甚至污蔑我们收了中国政府的钱。我很生气，开始和他们辩论。

　　我丈夫问他们，你们知道武汉在哪里吗？不知道就去谷歌地图查一下，这可不是一个小镇或者小村庄，而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

　　你能想象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封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阻止疫情蔓延，更想让国外的人，正确看待这场疫情。

　　我和丈夫在自己的“脸谱”上，每天更新疫情信息，比如死亡率、感染人数，以及各地采取的举措。

　　从最初家人劝我们离开，到后来很多国外网友鼓励我们坚持，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真实信息抵达海外后的效果。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国遇到困难，我们要和她站在一起。现在，海外疫情蔓延，我和爱人带着中国经验，回到各自国家继续投入抗疫战斗。（受访人苏玛口述、记者魏董华整理、编辑黄海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