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杀手》正式定档10月18日。这次李安导演时隔三年再次回归，他用创新的特效，制造了一个大活人“年轻版威尔史密斯”。这次李安导演通过星映话专访，进一步向影迷诠释了《双子杀手》的“技术+哲学”。

　　保持谦卑 保留好奇

　　问：《双子杀手》的故事，为什么一定要用每秒120帧呈现？

　　李安：自从我接触到120帧以后，我也在想过去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就是非要24格。其实我从拍3D这种多一个面向的电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眼睛更尖了，所以需要的解析度和电影语言，也要跟着与时俱进，于是我就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

　　当然一百多年来，我们把2D电影发展的非常好，它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可是我总觉得有一个新的东西在召唤我，这一方面是新奇感，另外一方面我很想把这个媒体摸透。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学习或关注到这个面向的电影，我不是说内容，而是指在视觉上，它对我们的视效、视觉还有在感触上面带来的新颖感和参与感。

　　它对我来讲也意味着，我们对电影观赏的参与感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个人觉得这是下一步很值得探索的一个区域，我觉得非常兴奋。现在我也拍了近三十年电影了，其实让我兴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新的尝试）我始终保持非常谦卑的心态，有的时候非常无知，有的时候非常无奈，可是这又让我非常兴奋，所以我很有兴趣去追求它，不只是《双子杀手》，我想如果拍别的电影，我也会用这种方式来看。

　　我觉得它对脸的观察，可以把人看的更通透，它整个艺术，包括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表演、我们的表达方式和灯光，都需要改进，这点让我非常兴奋。

　　当然还有一点，当你能看那么清楚的时候，有一些过去的手法不能用。比如说《双子杀手》里面，面对一个人的克隆人，你光给人化个妆改个发型就叫他扮演年轻三十岁的自己，这样是行不通的。那我就需要把别的技术带进来，用数码去重新创造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还能在故事里取信于观众，这个挑战过去没有，而且是非常大的，这也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想改了，我想发展新的美学、新的美感，这是属于3D的，属于这个数码电影的艺术。还有它的动作方面我也想改进，因为清晰了之后，你过去能够糊弄过去的，现在不行了。所以它的兴奋感就需要别的东西来取代，那是什么呢？它可能是细节。所以长久讲，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用这个技术继续去探索下去。希望能给观众带一个崭新的，还有非常兴奋的感觉。

　　电影的发展是叠加而非取代

　　问：你使用的这种制式，会不会是未来电影的趋势？

　　李安：我觉得不一定。影片（胶片）是一种非常值得保留的艺术，同时我自己也是保留影片（胶片）的美国的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我觉得平头发展，不是说有了一个就没有另外一个，大家不必这么拼命。丁是丁卯是卯，你要做2D有2D的一套东西，胶片有胶片的一套东西，然后数码也应该有属于它自己的艺术形态，这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

　　比如提高参与感方面，都有各自的做法，3D的这个量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把它弄扁一点，也可以把它拉长一点。你想要把观众推远，需要距离感的时候，你就把它推到荧幕后面。你要想拉近要参与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前面，亮度也是可以控制的，它是有很多的语法的。

　　所以，不是说只有一种方法去参与一种事情，我们的脑子不必想那么死，没那么绝对的。3D里面有2D，2D里面也有创造3D的空间，只是它的呈现方式不一样。比如你现在有了色彩，黑白片没有消失吧，对不对，你有声的话，也还是可以用无声的手法表现一种意境。

　　我觉得未来的电影可能会变很多，可能也不是我们目前想象的这样，是不是用镜头都很难讲。我们的想象力和对影像的需求，欣赏也好、参与也好、我们的经验也好，其实这一切才发展一百多年，你五百年往回看的话，你想会多少的发展呢？

　　希望观众既看到热闹也看出门道

　　问：《双子杀手》讲了“自我”的主题，很像您之前的《绿巨人浩克》，创作初期有想过吗？

　　李安：可能有那个母题吧。我现在比拍《浩克》的时候虚长20岁了，所以打动我的不是心里的那种愤怒，或阳刚或者对父亲的那些东西。

　　我想是对我生命的回顾吧。如果年轻的话，我面对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其实所谓的年轻也就是说，人在纯真年代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心态，会对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想象。然而当你走过以后，现在的你会想告诉自己什么。还有看到你自己的未来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思路。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存在主义的东西吧，就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还有克隆人或复制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他有没有感性？有没有灵魂？他的心性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过去没有体验的。我觉得是，任何一个新的事态出现的时候，它都会逼问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到底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议题。

　　当然我拍的是一个动作片，一个热闹精彩的悬疑片。这里会有很多精彩的动作，很多新奇的事物，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是比较主流一点。

　　可是我自己最关心的还是它的本质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跟一个克隆人比起来，如果他是纯真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才更像一个克隆人。我们都受着社会和习性的制约，我们受历史、生活、经历和教育等多方面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性是不是还能像一个年轻的克隆人一样，保持纯真，这都是我要探索的主题。

　　同时克隆人没有父母，他被欺骗，他想要寻找他的身世，这也是很打动人的，能产生共鸣。因为人之所以为人，都需要追求自我价值，找到自我存在价值，我觉得这也事很好的议题。当然我们是用动作的方式去把它具体地呈现，在视觉上面比较刺激地呈现，希望观众既能看到热闹也能看出门道。

　　每项决定都包含着我对生命的思索

　　问：在动作片中加入自己的哲思，还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李安：我年轻的时候是不自觉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还有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导演，没有一点中心思想也不行。因为每天都有工作人员问我几百个问题，我要马上给出答案，我是天秤座，最不喜欢做决定的人，我要这么给答案，然后大家才不会混淆，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中心思想。

　　另外可能是我们的教养有关，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文人有一种文以载道的习性，什么都要讲出一个什么道理来，讲出一个所以然。

　　我想很多的原因，也不是特别自觉，可能在做的过程里面，我必须要这么做。我不是那种可以在各种花样上做得很巧妙的导演，可是我也在做这种事情，那我就需要一点中心思想。

　　我不敢说是哲思，其实就是我个人对生命的思索，还有我们存在的一些价值观，以及我对人生的经验，我就很自然地会放在我做的每一项决定里面，你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以后，就好像是哲思一样。

　　还有一部分是刻意把它归类到一个电影里面。我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归类在一个故事里起承转合，它的故事线、它的主轴、骨干，这些都是有意的。那不自觉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去做别的东西，做这个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我自然的会放进去。

　　东西方对艺术的诠释很不一样

　　问：好莱坞的合作伙伴也能理解您这些想法吗？与西方团队的合作是什么样的？

　　李安：虽然我做了很多好莱坞片，但还是有顺畅也有很痛苦的。我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在东方成长的，尤其是我的家庭和学校都是很传统的教育。虽然也接触西方的电影，英文课程以及一些文化上的这种东西，但是基本上我对世界的看法眼光还是比较东方式的，就是儒释道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东西方对艺术的诠释很不一样。事实上我在西方的戏剧方面，靠冲突来制造情感的冲击，进而探索人性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方面其实我是比较有天分的。由于我的人生哲学是很东方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有我们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和陈述。我们从小读章回小说，跟他们的三幕式这种戏剧结构相当不一样，所以在故事性还有人物的应对方面，常常会碰到冲突。

　　当然我做每个片子都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我会碰到很多的阻碍。这个时候不管工作人员对我的存疑，或跟我的抗争，又或跟我的合作与对提供帮助，这些都有。我觉得没有一个公式说我进三步他们再进两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彼此都需要了解。因为现在拍电影越来越贵了，观众、全世界的接受能力都要顾虑，全世界的接受能力其实更是美国。好莱坞已经奠定了故事怎么叙述，好人怎么一回事，坏人怎么一回事，在几分钟的时候坏人干了什么事，情感怎么反转，泪点在哪里，笑点在哪里，故事的走向，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方式，这是相当美国的。所以一方面我需要适应，当然我做久了自己也比较内行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挣扎，英文的话我要“入乡随俗”很多，但是我尽量能扳到比较东方的我就尽量扳。比如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结尾是到岸了之后，老虎就走了，虽然是（剧本）西方人写的，可是我的处理是非常东方的。少年派一上岸以后，东方的观众就觉得上帝就要离开他了，他的神性就没有了，所以他大哭特哭一场。对于西方的观众和片厂来讲，他就非常不耐烦，他说他已经到岸了，he made it （他做到了），他应该欢呼、雀跃，大家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观众应该很高兴的，为什么要痛哭一场？西方的观众，尤其是美国的观众看了就觉得很泄气。我们的生活经验跟这个很不一样。

　　我尽量冲吧，行不通的时候我也会转弯，就是跟工作人员，尤其是编剧。现在很多是片厂，他投资那么多钱，他不能让你神游到哪里去。只能说大家都彼此磨合，相互学习。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其实编剧方面，不仅英文甚至是国语他们有时候也能帮忙，比如我过去合作过的詹姆斯（詹姆斯·夏慕斯），因为我用的片型，我们国片里没有这样的讲话方式，没有这种语态，可是它片型要求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能提供很好的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你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你还要反刍消化以后再吐出来，再重新创作，就是来来回回的，我也经历三十年了吧，这就是我的电影。（完）

　　李安专访（下篇）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