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文斌来源：《品读》2020年第10期

　　父亲在世时，经常跟我们提起当年闯荡北大荒的那段经历，会饱含深情地说：“当时多亏了衣服上别着的一枚校徽帮了我大忙，如果没有那枚校徽，能不能到北大荒都是个未知数。”

　　时光回转到1960年8月初，父亲接到舅爷从北大荒的来信，说那里虽艰苦，但还能吃上饭，看着看着父亲便动了心。那时父亲在辽东老家一个小镇教学，正值暑假，待在家里饿得头晕脑胀，便一咬牙一跺脚，决定投奔舅爷到北大荒闯荡。

　　临走前，父亲兜里只装了6个烀熟的小土豆，还有衣服上别着的一枚校徽——他怕摘下来丢了，就带着去北大荒做纪念。

　　从老家的小镇子坐客车来到丹东火车站，父亲顿时脑袋大了许多。车站里有好多盲流人员，两个执勤人员正扳着脸挨个盘问。到了跟前，他们看到父亲衣服上别着校徽，态度立刻好转了许多，让他进去买票上了火车。

　　二十多岁的父亲，正是能吃能造的年龄。上车后他便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掏出那几个小土豆，三下五除二吃光了。

　　与父亲挤在一起坐的是位30岁左右的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大的七八岁模样，小的才两岁，刚会走路。坐了一宿的火车，天刚泛亮，那位抱着小孩子的妇女突然尖叫一声，给了孩子一巴掌：“你咋尿了呢？把包袱都尿湿了。”接着手忙脚乱打开湿了的包袱，又尖叫起来：“这倒霉孩子，你把你爸的信皮尿湿了，看不清信皮了，咱怎么找你爸呀？”

　　父亲忙掏出一个小本子说：“大嫂，别急，我按照信皮地址给你誊写一遍。”说着取出钢笔把信皮重新抄好，交给了她。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大兄弟，太感谢你了，一看你衣服上的校徽，就知道你是当老师的。”

　　边说边拿出块发糕分给两个孩子，又执意递给父亲一块。那位妇女在哈尔滨倒换车，临下车时硬是又塞给父亲一块发糕，说：“你还得继续坐车，一点吃的没有哪行啊？”

　　每次回忆到这里，父亲的眼圈都会发红了，说：“假如没有那块发糕，我肯定会饿个半死。”

　　两天两宿后总算是到了永安乡，下车后一打听，还得走60里地才能到农场连队。父亲实在没有体力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路，大概走了6里多，一条一百多米宽的大河横在了面前。

　　见岸边小船上坐着一位摆渡的老汉，父亲走过去问：“大爷，到对岸要多少钱？”那老汉伸出一巴掌说：“不多，5角钱。”父亲咬咬牙坐了上去。

　　老汉划着船把父亲送到对岸，父亲从兜里掏出他唯一的那支钢笔递到老汉面前，面露羞色，说：“大爷，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钱了，把这支钢笔给你吧。”老汉看了看父亲，说：“我大字不识几个，要钢笔干什么？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坐船的钱就免了吧。”

　　问到父亲还得走50里路到农场，老汉叹了口气说：“都是饥荒闹的，我这儿还有两个小甜瓜，拿着吧。”父饱含着泪地揣着两个小甜瓜继续前行，中午12点钟，才走了10里路到了向阳乡。

　　父亲在向阳乡的街上四处撒目，突然看到一群人在往一个大食堂走去，父亲也跟着走进了食堂。正好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进来了，父亲便迎过去问道：“同志，我能不能在这儿吃点饭？我要去农场。”那位男子望了望父亲说：“我们这里不对外，只有参加干部培训班的人才能在这里就餐。”

　　看到父亲乞求的眼神，那位男子说：“小伙子，你等一会，我给你打饭去。” 又遇上了好心人，父亲万分惊喜。不一会儿，那位男子就给父亲打了一碗豆腐汤和两个大馒头，说：“看你别着校徽，肯定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接下来的40里路全是深山老林，父亲拾起一根木棍握在手里，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气走到了农场连队。

　　舅爷领着父亲住进了连队里马架子、大窝棚。舅奶把饭菜端上来了，菠菜汤和黑面大馒头。父亲一口气吃了4个馒头，吃得山呼海啸，心花怒放。舅爷说：“虽说北大荒路没路样，房没房样，但这里人少地多，飞禽走兽成群，就是捡着吃，也饿不着。而且，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

　　一番话说得父亲直点头：“这年头还能吃上大馒头，简直是在作梦，就凭这，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北大荒干了。”之后，父亲真就在北大荒扎下了根，一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下去。

　　来北大荒这一路，父亲经历了很多艰辛，也始终念念不忘帮助过他的那些人。他曾多次托人打听那位到齐齐哈尔军工厂去找丈夫的大嫂，还凭着记忆写过两封信，但是全都被退回来了，始终没有打听到她的任何消息，这成了父亲的一件终生憾事。

　　庆幸的是，父亲在农场落下脚之后，即找机会扛了一袋白面去找到了那位摆渡的老汉，专门感谢老人家。后来也时不时地去看望他，一直到老人家去世。

　　父亲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找到的那位在向阳乡给他打饭的好心男子——那位刘姓好心人，当时在粮库当干部，1962年带头下放回乡务农。

　　当时农村条件很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就今天扛袋面、明天拎桶油，去接济接济刘同志一家。他们很不好意思，直喊父亲是恩人，父亲却说：“你们把话说反了，我喊你们恩人才对。”

　　我家的日子也并不宽裕，后来父亲终于琢磨出一个好办法——让刘同志拉来一些粗粮跟农场连队的人换细粮，从中挣点差价。一来二去，刘同志家的日子过得滋润、宽绰了，农场的人们也调剂了口味。

　　刘同志很是感激地说：“真没想到，想当年，我只帮了你那么一点小忙，你日后却帮了我这么大的忙。”父亲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情我永生也不能忘啊。”

　　父亲很珍惜那枚校徽，放在一个小木箱子里保存着，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只要一看到这枚校徽，就会想起那段往事，那段他生命里难以忘却的经历。

　　1972年春，给我们搬家拉车的马毛了，一路狂奔，把父亲那个装着校徽的小木箱弄丢了。父亲像是丢了魂似的，心里怎么也过不去那个坎。

　　那段日子，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就发脾气。妈妈安慰说：“丢了就丢了吧，你也不在那所学校教学了，那枚校徽也不能用了。”我们也都躲他远远的，生怕惹他不高兴。

　　我们知道，那枚校徽，已经永远地刻印在父亲心间。直到去世之前，父亲还念念不忘，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想当年，我闯荡北大荒，多亏了有那枚校徽陪伴着，没有它，能不能走到北大荒都是个未知数。”

　　想必，在天堂里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忘记带走那枚珍贵的校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