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黄骅市的多位渔民在歧口河捕鱼时,意外捕捞到一门古代大炮。整个炮身锈迹斑斑,炮身上面有“E C L”三个字母和一个模糊的图案。
这门大炮是不是传说中的“大将军”呢?
看一下照片:
4月16日,黄骅市南排河镇西高头村村民谢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南排河镇歧口村附近的歧口河捕鱼。13时许,他和船员们收网时,发现渔网怎么也拉不起来。
“后来,我们用起网机慢慢拉起渔网,发现水面上露出一个铁头,看着像大炮。”谢先生说,由于网内的物体太重,他的起网机、渔网和发动机都被损坏,但仍未将物体打捞上来。
无奈之下,谢先生喊来周围船上的渔民帮忙。谢先生说,他们五六个人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水中的重物从约8米深的河里打捞上来。
这些渔民发现,打捞上来的重物是一门大炮,整个炮身锈迹斑斑,炮身上面有“E C L”三个字母和一个模糊的图案。据初步测量,这门炮现存长度约1.2米,直径0.3米,炮口内径约0.1米,重约150公斤。
随后,谢先生将此事上报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又联系了黄骅市文保所。
黄骅市文保所工作人员表示,这门大炮与当地的歧口炮台有没有关系?它的文物价值究竟有多大?这些均有待作进一步鉴定。
新闻多一点:
歧口与歧口炮台史考(节选 )
宋立勇 木月水
歧口炮台的由来
关于歧口炮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沧县志》载:“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在歧口重修大炮台2座(南北岸各一座),由东沽炮台运铁炮二尊至歧口。”
清朝重修,说明歧口炮台原址已不能满足清廷抵御外侵的需要,所以重修炮台基座,打造更大规格铁炮,并分别赋予“大将军”和“二将军”名号,以震慑西方侵略者。从现存的“二将军”来看,铁炮全长3.47米,最大直径0.46米,重约2吨,有效射程1500米左右(一些资料有写射程15000米,经与军事爱好者了解,如此规格的铁炮射程达不到15000米),威力之大在北方少有。
那么,关于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朝的具体时间,无史可查,只能从历史细节处推敲,以设置沿海防御为突破口,从中窥其端倪。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后,倭患频仍。明廷任命胡宗宪为抗倭总督,他上任后,十分重视加强海防,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防之于海”,组织人员将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悉数整理,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编纂《筹海图编》,初步建立起沿海防御系统。
而重点加强天津海防建设是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征朝鲜开始。以往日倭对福建、江浙等东南沿海骚扰不断,从未到过明朝的腹地。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率兵20万征伐朝鲜,而占领朝鲜便可假道进犯明朝都城——北京。
为解决唇亡齿寒的威胁,明廷进行了一场御倭援朝的战争准备。因天津地处水陆要冲、京畿门户,明廷重点布防,增兵、建营、造船,将天津打造为御倭堡垒、援朝阵地。近海防御则是在主要入海口——草头沽(塘沽区所属的大沽,原分为东沽和西沽,现在已连为一片。明代初期,这里杂草丛生繁长,称草头沽。明末清初,大沽的名字逐渐固定下来)建造了两座炮台,这应是大沽口炮台的原址。
虽然天津布防未提及歧口炮台的修建,但是明朝长达200年之久的抗倭斗争,必然让沿海地区海防部署更加严密。且歧口的战略位置重要,布防海事理所当然。所以,歧口炮台的始建时间大概在明朝抗倭设海防时期,即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前后。
歧口及歧口炮台发生的
重要历史事件
清朝后期,国运日渐式微,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歧口紧临渤海、毗邻京津,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重点关注的战略要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围绕歧口及歧口炮台发生了几次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个事件,击败英法联军。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文州,打宁波,溯东海、黄海北上,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抵及歧口,倚仗坚船利炮强行登陆。歧口炮台驻扎官兵与当地民众协同一心,顽强抵抗,英法联军败退,不得不转往大沽口攻打登陆。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胜利,歧口炮台在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发挥作用,清政府驻军与歧口村民一同阻挡了英法联军的入侵。
第二个事件,抵御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几艘舰船抵达歧口海域,歧口两岸守备严密,炮台驻扎官兵整装待发,亦有歧口村民参与其中,八国联军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强行登陆,只好掉转船头撤离,北上攻打大沽口炮台,于塘沽登陆,直逼北京。
八国联军几艘舰船出现在歧口海域确有其事,极大可能是一开始也把歧口作为登陆作战的备选地点之一,但由于天津与北京地缘相近、交通相连,能最短时间进犯北京,所以最终把塘沽作为了首选登陆地点。
第三个事件,倒运日货遭遇海难。1934年7月,歧口海域发生了一次重大海难,约100多人葬身大海。当时的歧口及南边紧邻的几个村庄哭嚎连天,惨景骇人听闻。由于歧口死难者众多,灵堂随处可见。
此次事件发生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期间,辽东半岛贩卖日货十分盛行。当时歧口及海堡各村生活窘迫,海上捕捞作业期间恰闻有此“商机”,众人商议可通过歧口海运、河运、陆运等交通便利条件,将倒运的日货向南销往山东等地,向北可流入天津市场,向西则可畅销华北腹地。于是,集结30余艘船100多人,远赴大连旅顺,其中歧口村民占半数有余。他们以出海打鱼临时靠岸修整为名,偷偷将购得的日货藏于船舱底部。当时日本在辽东半岛各码头均设有海关,缉私船日夜巡逻,亦有海盗出没。为躲避日军检查和海盗抢劫,必须选择恶劣天气,且需借助较大东风返港。他们趁着狂风暴雨袭来,海面波涛汹涌,且是难得的东风,提锚扬帆奔赴家乡。途中几乎全部船只遭遇海难,独存一艘船在鬼门关走一遭后回家报丧。在那个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代,歧口及相邻村庄渔民为求生计,铤而走险,遭此大祸。悲哉!痛哉!
第四个事件,侵华日军登陆。据《静海县志》记载:“1937年8月24日,天津静海城陷。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闻讯,欲收复静海。部队准备就绪后,得知日军已从渤海湾的歧口登陆,逼近静海县烧窑盆村,威胁守军主阵地唐官屯、马厂,遂又奉命作罢。”
从文献中看,天津静海沦陷后,日军有部队从歧口登陆,致使国军收复静海的计划破灭。
当时,日军经海路到达华北地区,主要由塘沽登陆,在一些日本兵回忆录及文献中详有记载,如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宫岐部队、赤柴部队均从塘沽登陆。而从歧口登陆,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日本发动过甲午中日战争,参与过八国联军侵华,对渤海湾战略形势、登陆地点防御系统悉数掌握。而且《马关条约》约定清政府罢黜沿海防务,民国《沧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罢歧口防务,和议既成,诏裁津胜三十余营,守歧口者惟余乐军三营而已。”民国时期歧口已没有守军,防务空虚,给了日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出于战术考虑。日军从歧口登陆能较快与静海方面日军汇合,可巩固静海县城防务,易对天津周边守军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史载,当时连日阴雨,平地水深盈尺,为日军悄然登陆创造了便利条件。所以,歧口成为日军侵占天津继而吞并华北的备选登陆口,是日军实施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河口。
第五个事件,日军驻扎歧口。1938年夏,日军一个班的兵力在歧口轮流驻扎(驻扎歧口日军与周边驻点定期换防,实则为造声势所施伎俩),日伪军约50余人跟随进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歧口才结束日伪统治。
在此期间,日军修建了“日本大院”,用于居住、训练等。定期强行组织村民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强征歧口壮丁修建高达10余米的炮楼,奴役村民拾柴、挑水等,百姓苦不堪言。
第六个事件,汉奸刘佩忱企图运走铁炮。大概在1943年或1944年,汉奸刘佩忱带一队人马来到歧口,试图将“二将军”用船拉到塘沽,因重量太大,未能得逞,弃之河滩。
刘佩忱,沧县仁和村人,不到20岁即当土匪,1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军卖命。1939年秋,进驻新海县(今黄骅市),受委为“沧盐新剿共总司令”。刘佩忱最初活跃于新海县窦庄子一带,在当上伪军后,他率部先后窜扰天津南上古林、小站一带、沧县、新海、盐山、乐陵、日照、潍县等十余县,祸害乡里,罪恶滔天。而试图运炮一事,应是为了展示其淫威,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邀功。
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可篡改。沧桑巨变下的歧口依旧以海为生、以渔为乐。原来的大港重镇现今已不复存在,歧口因泥沙淤积,港口地位逐年下降,但因居住人口众多,常住人口达万余人,享有“华北第一村”的美誉。
置于黄骅市博物馆门前的“二将军”
关于歧口炮台何时被废弃以及“大将军”所终,史书中无一记载,现在“大将军”依旧未被找到,民间传说极大可能已沉入河底,深深埋入泥土中。“二将军”被置于黄骅市博物馆门前,斑驳锈迹几乎遍布全身,但炮身笔直而坚挺,好似铮铮铁骨,向世人展示着一百多年前抵御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时的冲天威力,诉说着风雨飘摇年代所经受的苦痛磨难。
注:本文新闻来源于沧州晚报苏少静,视频来源自黄骅圈,史料部分节选自宋立勇、木月水先生的《歧口与歧口炮台史考》,由沧州派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沧州人,沧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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