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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武汉敲锣女锣外有音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武汉敲锣女锣外有音
2020年05月15日 20:24 新浪网 作者 直面传媒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武汉敲锣女锣外有音

  武汉一女性市民,疫情初期医疗资源不足,她妈在家发病无法住院救治,情急之下这位女子跑到阳台上敲锣救母(敲的其实是洗菜盆)。

  彼时,很多人转发了她的敲锣微博。凄惨的求助声引起关注,其重症母亲终求到一张床位,其本人确诊后也住进方舱医院。

  如此一来,大家都记住了,武汉不光有吹哨人,也有敲锣女。

  吹哨人从没自称“吹哨人”,而敲锣的女子将名字改成“敲锣的我”,生怕别人抢了“敲锣”的雅号。

  敲锣女也写了长日记《武汉敲锣记》,分上下篇。作家方方在微博转发了《敲锣记》的上篇。

  方方转发时加了一段按语:“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

  敲锣女昨天鸣金,发文指责一大堆人,说她能治好病靠的政府和医生护士,如今她被方方“拖下水”,当了“工具、武器”云云。

  意思很明显,方方碰瓷她,利用她为了自己出国,是加害于她。

  本来方方日记,已有降温趋势,敲锣女再度“敲锣”,方方话题在网上骤然升温,又一次撕裂了舆论。

  很多人对敲锣女嗤之以鼻,称她把帮过她的人都当成了“姨妈巾”,用过就丢,乃是典型的恩将仇报、不仁不义。

  由此甚至引出一个话题:今后还该不该轻易出手,去帮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

  也有很多人藉此将矛头对准方方,说方方在“抢功”,强往自己脸上“贴金”。

  事实上,方方从来没说过,因为她转了该女子敲锣的视频,或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从而救了她们母女。

  救人之功那些话,是别人说的——正如上上流传的“一地手机”图片,是好事者给添上的——手机还吱吱响,也是某位不屑于读书的院士所强加。

  万般无奈之下敲锣舅母,高喊“不行了”“冇得办法了”,这条视频刚上网时,曾被指为“传谣”,被视为“负能量”。

  治愈回家,成功上岸,就翻脸不认人。这让诸多网民耿耿于怀,对于敲锣女的道德谴责铺天盖地。

  也难怪,连大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也强调:在人类一切道德罪恶中,最吓人、最忤逆的罪是忘恩负义。

  一个月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如此仇视方方,你的弱势不再值得同情》的文章。

  方方日记是一种底层写作,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之下,表达对人性的反思,对个体命运的悲悯和对生命群体的忧患。

  如果说,远离人间烟火的“食肉者”,无法与方方日记产生共鸣,尚不难理解;而那些事实上在底层蜷缩和挣扎的弱者,何至于对与他们情感和立场更接近的方方,恨到骨子里呢?

  当时感叹于鲁迅所说的“弱者拔刀向更弱者”,我在此文中发出“她为苍生说人话,苍生把她骂成狗”、“她为苍生鞠捧泪,苍生齐声要她死”的喟叹。

  “如此仇视方方,是仇视者的宿命,他们的弱势自此不再值得同情”,我当时的忿忿然,与今日网上对于敲锣女的鄙薄,是一样的。

  当时甚至说出“如果以后某一天,不幸再坠入不堪境地,尽可以张扬你们的战天斗地精神,用满脸红扑扑的光彩,去感动那些左右和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之类的赌气话。

  这话当然也适用于敲锣女。除非她今后总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每天都如她在《敲锣记》中所说,“继续游刃有余地驾驭着病毒后烟火浓烈的新生活”。

  对于敲锣女此番再敲锣的置喙,如果仅仅止于道德的层面,我觉得有些低估了其人,没完全听懂她的锣外之音。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句经典台词,出自京剧《沙家浜》第四场中,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智斗场景。

  阿庆嫂说,“听刁参谋长这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所谓“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只要对方一讲话,虽然主题没明说,也能从对方的语气里,判断讲话之要义。

  敲锣女此次反咬方方一口,当初锣敲得多响,如今咬痕就多深。这似乎有某种传统。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武汉敲锣女锣外有音

  1980年代之前,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基本公共生活训练之一,就是“站队”。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站队”考验。

  当年的主流政治把“站队”当作“正能量”,美其名曰“划清界限”。

  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还是一种违抗者“挨整”、顺从者获得奖赏的生存逻辑。

  为了表忠心,显积极,求进步,避不利,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师生对立,诸如此类的现象层出不穷。

  这种颠覆人伦的选择,驱使诸多人去公开指责亲人、朋友、恋人和老师,当面与之切割,用阶级意识消除一切缓和“阶级斗争”的道德障碍。

  为了表明“灵魂深处闹革命”,各色人等不惜用对血缘、亲情、家族和社会伦理的背叛,去讨好组织,完成亲社会行为,寻找类似亲情、友情、爱情的代偿品、归属感。

  敲锣女年龄似乎不大,该是连那个年代的尾巴都没赶上。对“工具”“武器”这类充满斗争哲学色彩的词语,却运用得娴熟老道,恰到好处。

  有人说,敲锣女能在那样的境地,想出这样的办法,得到预期的结果,说明她适应社会的能力超级强。

  如今对于方方日记的批判乃至围攻,动辄上纲上线,甚至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从一般的文化现象争论,演变成一场政治上的批判。

  对于眼下这种舆论环境和风向,是不是对自己有利,她绝对不会无感,甚或遇到有形无形的某些压力。以她的极致精明,不会不做出一番权衡。

  在她看来,此时与方方扯到一起,就是一种不幸。尽管她彼时在阳台上敲锣,现今也可被人视为“递刀子”,是不可饶恕的“武器”“工具”展示和形象“抹黑”。

  愈是如此,愈要敲一记响锣,愈会成为一种与过往、与方方“划清界限”、“从此决裂”的宣示。

  至于方方转发她的《敲锣记》上篇,目的不过在于褒扬武汉人抗疫中体现出的坚韧顽强、守望相助,敲锣女是无感或不愿有所感的。

  这种褒扬,能对她造成怎样实际的祸害,她也未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她就要昭示某种“政治正确”。

  “手拿铜锣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直接说出“要与方方划清界限、永远决裂”,其实更能明白表达立场。

  毕竟有过受惠于舆论的“家史”,过于直白多少会有一些道德上的风险。

  话到嘴边,敲锣女还是表现出某种节制,说得委婉一点罢了。这并不等于她的厚道。

  明末将领袁崇焕,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围观群众有吐口水的,有投掷可伤害身体的物件的,有跑上去撕咬肉身的。袁还未被到刑场,全身几乎只剩一具骨架。

  假设方方到了那步田地,第一个扑上去撕咬的,未必不是是敲锣女。

  不能不说,敲锣女是政治掏空人性良知的现代版存在,视为文革手艺重现江湖,并不为过,更非危言耸听。

  敲锣女或是被裹挟的众多盲从者中的一个。

  但正如一位为当年行为道歉的老者道歉时所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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