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出现脸谱化的趋向。有的人逐渐被塑造为完人，而有的人则逐渐被污名化。李臣典无疑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典型。

　　李臣典(1838-1864)，字祥云，谥忠壮，今新邵县巨口铺人。湘军统帅曾国藩曾称赞李臣典“性情朴实，忠勇绝伦，治军爱民，井然有条，料敌制胜，毫发不爽，实为难得之将”。

　　李臣典人生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获得攻占天京的首功。但在李臣典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一个昔日同僚朱洪章写了一本书叫《从戎纪略》，书中极其夸大自己的战功，并四处散布流言：“曩者之役，余实先登，李（指李臣典）资高，适猝死，主帅与朝廷务张之，以励将士，故李独尸大名。”在朱洪章眼里，似乎他才是攻占天京的首功之人，而李臣典只是因为骤逝才捡了漏。果真如此么？其实不然。首先，朱洪章的《从戎纪略》内容极不真实，如他将萧孚泗捕获太平天国忠王李秀全、福王洪仁达的功劳据为己有，建立在虚假之辞上的战功并不可靠，倒是其浑水摸鱼、沽名钓誉之心昭然。其次，谁是攻克天京的首功之臣，朱洪章说了不算，只能清廷说了算，曾国藩兄弟说了算。曾国藩不仅在向朝廷的奏稿中将李臣典列为第一，而且在日记也有体现：“至信字营见李臣典，该镇（李臣典被授予河南归德镇总兵）为克城第一首功。”“盖祥云英勇绝伦，克复金陵，论功第一。”可见，绝不是因为李臣典骤逝，曾国藩才将他推为首功。第三，李臣典战功卓著，实至名归。由曾国藩兄弟起草的《李臣典战功清单》长达2600字，详细记载了李臣典随同曾国荃转战江西、安徽、江苏三地，克吉安、拔安庆、破雨花台、夺秣陵关，“轰塌坚城，歼除巨憝”的辉煌战绩。其中甚至记载，在克复安庆时，“李臣典执旗先登，人已推为首功云”。在攻占天京时，李臣典“设计掘地潜攻，身任其役”“身先士卒，直冲倒口而入”“与刘连捷、伍维寿、朱洪章、武明良等首先登城，入城之后扼住太平门，杀贼甚多”，战绩也在诸将之上。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这也是李臣典明显高于其他湘军将领的地方。清末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直言：“则掘隧轰城，发策实由忠壮，何止奋勇先登而已。故朝廷亦有谋勇过人之谕，推为功首，孰曰非宜。”

　　相比李臣典的战功，他的死因遭到更多的污名化。在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中，李臣典是贪色无耻之徒，最后倒在春色之下。因为是小说，姑且不论。但在一些纪实性著作中，也出现了丑化李臣典的现象。如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一书中，便将李臣典写成了纵欲而亡。其实，这完全有悖事实。曾国藩的奏稿中对李臣典伤情有多次记载，一处是李臣典“矢志灭贼，屡于子石如雨之中，抢挖地道，受伤两次”；一处是“十五夜贼出斫营，几至决裂，李臣典保守洞口，腰受大炮子伤”。而《李臣典病故请恤折》中对此记载更为详细：“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伤，十六日克复金陵城池，十七日因伤增病，医治无效。二十日舁回雨花台营次，医者谓伤及腰穴，气脉阻滞，不久恐变喘症，加以冒暑过劳，难期痊可。二十三日，国荃亲往省视，李臣典不肯服药，自云此次万无生理，徒以圣恩未报，言之泪下，并无一语及其家私。即于七月初二日巳刻出缺。”从此折来看，即使李臣典有纵欲之心，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李臣典足智多谋，不可能不识纵欲之害。湘军攻占天京一役，双方殊死搏斗，战事极为激烈，湘军总兵级的骁将郭鹏程、王绍义、陈万胜等相继阵亡，加上天气酷热、疫病流行，过于辛劳，李臣典因作战勇猛受重伤而死，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而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在李臣典病逝的前一天，湘军另有一名将领李少山因战伤病逝。可见湘军在攻克天京后像李臣典一样病逝的将士并不是孤例。

　　李臣典为何逐渐被污名化呢？除了与对湘军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定位有关外，恐怕也与李臣典身为攻占天京的首功之臣有关，这使他成了一个“箭垛子式”人物，将湘军的一些恶行都附加到了他的身上。

　　（张东吾，新邵县人，其作品入选《邵阳文库》《芙蓉花开》《芙蓉国》《原上草》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