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文房《唐才子传》写到崔颢时讲了一个故事：崔颢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卷十一《搥碎黄鹤楼》中也写过此事：“李太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之，遂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也。其事本如此。”这说的是李白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折服，自叹难出其右，故辍笔而去。

　　 而苏东坡读林逋咏梅诗后，大概也有这种欲一比高下而终难超越的心境。他被林逋咏梅的才华深深折服，曾写过一首《书林逋诗后》，对林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崇尚林逋的清高脱俗；“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肯定林逋咏梅诗的艺术成就；“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表达自己曾在梦里神交的敬仰之情。当别人质疑说林诗“疏影”“暗香”句没什么特别，用于描写桃、李、杏也可时，他为林逋作了辩护说：“可则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当耳。”在这里我感觉苏东坡有点不由分说地认为林逋“疏影”“暗香”写梅就是好，没什么道理可讲，这应该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主观感情。一方面，苏东坡面对前人咏梅的精品佳构望洋兴叹；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大量的咏梅诗，而且艺术成就在咏梅史上别具一格。

　　 东坡在咏梅史上的贡献主要如下：

　　 首先，苏东坡把作为自然物的梅花和文学的梅花区别开来，具有了将梅花作为文学符号审美的自觉意识，首次提出了“梅格”的概念。当同时代的前辈诗人石曼卿《红梅》诗说“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认为梅花与桃花的区别只在绿叶青枝上，梅花只是一种普通植物。因为自林逋以来，梅花就已经成了一种文学符号，而东坡又是对林逋推崇备至的。他在《次韵赵德麟雪中惜梅且饷柑酒三首》中说：“君行适吴我适越，笑指西湖作衣钵。”他对梅花的认识来源于林逋、自诩“衣钵”传人，显然东坡是不会同意石曼卿对梅花的这种简单认识的。于是他在《红梅》三首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明确提出了“梅格”的概念。他在《许州西湖》一诗中说“惟有落残梅，标格若矜爽”，“梅格”的提出赋予了梅以人的性格和内涵，写梅就是写人了——这是他的自觉意识，也是第一次提出了咏梅的理论主张。

　　 其次，他给梅附了魂。既然梅已经完全人格化，咏梅也就不再局限于花，梅整个地作为一个人格形象了。如“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不应便杂夭桃杏，半点微酸已著枝”“细雨裛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如“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而且梅完全成了诗人可以对话的一个朋友，如“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这一人格形象，苏东坡开始给它赋予灵魂，如“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再用前韵》，“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可以说在苏东坡的咏梅诗里，“魂”这一字是出现得比较多的。梅之魂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幽独”如出一辙，把诗人宁肯自怜幽独，也决不俯仰由人，高洁禀性永不改变的独立人格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梅及人，人梅合一，寄托深婉高妙，韵味无穷。

　　 第三，苏东坡拓宽了梅的生长环境。作为一种人格化的梅，在苏东坡的笔下已经不再局限于雪地这一生长环境，而是有了更宽泛的审美内容。梅除了生长在“荆棘”丛中（“松风亭下荆棘里”）、野水边（“独笑依依临野水”），还生长在竹间（“竹间璀璨出斜枝”）、岭头和幽谷。更重要的是梅还“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这里的“黄昏”已经不是林逋《山园小梅》里“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黄昏”了，而是指傍晚时分，凄风苦雨的环境里，惹人无所归依的愁绪的特定氛围。这就为陆游《卜算子·咏梅》“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描写奠定了基础。

　　 （张先军，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