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新｜ “浅视听”时代的“深电影”|宁浩|刘德华|电影艺术

　　作者：李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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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作为一部“疯狂”变体的喜剧电影，《红毯先生》杂糅着宁浩和刘德华两人之间同中有异甚至矛盾冲突的双重视野、批判诉求与思考方式。在致密的隐喻编码和孤独的情绪解码过程中，始终彰显着人群之间的沟通无能，流露出意义过载、痛苦相随与荒诞虚空、悲凉结局的价值取向。显然，这是一种无关“优雅”，也跟“爽感”背道而驰，但却直击生存困境与灵魂，因此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的“浅视听”时代的“深电影”。当然，也需要在已有的“技术”“理性”基础上，更加大胆地寻求改变，努力抵达喜剧电影的更高目标，真正为“浅视听”时代打开一道“深电影”的大门。

　　提要：

　　关键词：《红毯先生》 “浅视听” “深电影” 宁浩刘德华

　　值得注意的是，从宁浩这一代颇具“迷影”气质的电影人开始，中国电影就获得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真正属于电影自身的“技术”和“理性”。尽管这种主要以“疯狂”命名、成名并流行，较有电影类型共识和本体意味的“技术理性”或“理性技术”，此前并没有被系统地表述过，此后也没有被认真地探究，但当《红毯先生》出现在 2024年春节档期的电影院里，并遭遇如此“冷遇”甚至“不堪”的局面，不知道宁浩和刘德华是否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开始后悔这一次的“孤勇”所要承担的后果，或者遗憾没有把片名改成《疯狂的红毯》，以便将其纳入可能更吸引观众的“疯狂”系列。

　　话说回来，在这部明显具有自传性、自涉性和自反性特征的“元电影”中，宁浩和刘德华已经或者通过影片主角刘伟驰/林浩与电影《红毯先生》的遭遇，大胆地面对并深入地思考了这一切。在流量爽文和微短剧盛行的“浅视听”时代，宁浩的选择和刘德华的决定，恰像一次精心设计、略显“疯狂”的逆风而行，在进一步强化类型电影的“技术”“理性”过程中，却因“疯狂”的变体、“隐喻”的密织与“爽感”的消失，失去了其在“草根”中培植起来的持续影响力；但也为此实现了这一代迷影者自始至终的“电影梦”：一种无法妥协的“作者”预期，以及不可或缺的“深度”执迷。

　　如果可行的话，笔者愿意将宁浩这一次的喜剧实验，亦即这种具备“深度”执迷和“作者”预期的类型电影，命名为“浅视听”时代的“深电影”。所谓“浅视听”时代，既源于“浅阅读”之说在互联网和大数据主宰的视听时代的转喻，又跟肤浅化和碎片化的“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以及普遍深度无聊的“倦怠社会”（韩炳哲）等理论概念联系在一起。以此观照宁浩的“疯狂”系列及其《红毯先生》，或可一解当下中国电影深隐于中国社会语境及其独特人际关系里的精神文化征候。

　　《红毯先生》剧照

　　总的来看，作为一部“疯狂”变体的喜剧电影，《红毯先生》杂糅着宁浩和刘德华两人之间同中有异甚至矛盾冲突的双重视野、批判诉求与思考方式。《红毯先生》的出现，也表明中国电影人和他的受众从未“优雅”；而在致密的隐喻编码和孤独的情绪解码过程中，始终彰显着人群之间的沟通无能，流露出意义过载、痛苦相随与荒诞虚空、悲凉结局的价值取向；显然，这是一种跟“爽感”背道而驰，但也直击生存困境与灵魂，因此是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的“深电影”。无论如何，在“爽感”就是票房的“浅视听”时代里，“深电影”生不逢时，但也不会就此“过时”。

　　一、“疯狂”的变体：从未“优雅”

　　至少在出品方审定并公开发布的两幅《红毯先生》电影海报上，可以看到“优雅喜剧，会心一笑”“大年初一，安静看电影”“大年初一，红气养人”等相关文案；在撤档之后的 3月 15日重映海报上，还有“优雅喜剧，如约再会”的表达。遗憾的是，“如约再会”的观众寥寥无几，“优雅喜剧”的“优雅”更是罕有人识。

　　问题在于：当宁浩的“疯狂”变身“优雅”之后，是谁的“优雅”能够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在一年仅有一次，并且主要倾向于“全家欢”的最佳档期里达到预想的目标？或者，又是什么样的“优雅”，能够让宁浩与刘德华的组合，真正获得既有超强光环、容易“上头”，又能体察人性、洞悉真相和反思社会的独特视角？

　　遗憾的是，作为影片内外的“导演”，林浩/宁浩并没有将“优雅”提升到必须正视的高度；相反，在最具“导演”个性的段落里，林浩 /宁浩正是以一种近乎失控的“疯狂”手段，极其痛快地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胖揍”了资本方面安插的角色，完成了一次爽感十足的“高能复仇”。在骨子里，林浩/宁浩仍然是“疯狂”的，因而无法合群，坚守底线，充满叛逆；同样，作为影片内外的“主演”和“监制”，刘伟驰 /刘德华的“优雅”，不仅没有成功地体现在他的豪宅景观和西装革履，以及一以贯之的自律、得体和幽默人设，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无所不在的摄像机或他者的目光揭露出了虚荣、虚伪、自恋和失落、孤独的另一面。如果从此前的“草根”到《红毯先生》的“天皇巨星”，就能使宁浩和刘德华的电影从“疯狂”变身为“优雅”的话，那么，这样的“优雅”有名无实。作为关键词，“优雅”高频率出现在宣传海报和广告视频中，并为影片定义了一种并不存在的主题、节奏和风格。其行为本身，确实超越黑色幽默进入了荒诞喜剧的范畴。不得不说，在《红毯先生》里，无论大都会的电影圈，还是乡村的猪圈，以及高档饭店里两个“圈”的结合，除了不可理喻的各种“疯狂”及“疯狂”的变体之外，就从来没有“优雅”过。

　　《红毯先生》剧照

　　更加重要的是，以“爽感”为目标的“浅视听”受众群体，或许不再有明确的兴趣专注于“优雅”的人或者事物，毕竟，优美雅致需要更多的平衡、和谐与兼收并蓄，要做到甚或理解这一点，也都是不容易；何况，由于习惯了“全程高能”“脑洞大开”“人生开挂”“逆天火爆”“笑到颤抖”等极简型、直给型爽剧短视频，即便是曾经受到广泛青睐的宁浩和刘德华电影，也大概率变成了过去式。无论“疯狂”，还是“优雅”，或是“优雅的疯狂”，都不及短视频所能带来的瞬间爽感和即时快感。

　　其实，宁浩的“疯狂”三部曲，每一部都是经过缜密思考和精心设计，十分尊重现实与自然的理性原则，总体符合类型电影的叙事成规，并在深入揣摩黑色幽默电影如盖伊·里奇、昆汀·塔伦蒂诺的基础上进行了颇有个性的本土化创造，目标观众既是当年散布在各行各业的迷影者，又是那些对转型时期复杂社会现象感同身受的大量“草根”。“疯狂”其来有自，更非漫无边际或超出时代的错构。高度的“理性”、成功的“技术”与对社会心理的敏锐捕捉，才是“疯狂”三部曲获得票房与口碑的重要原因。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疯狂的石头》与《疯狂的赛车》两部影片，宁浩就明确表示，讲故事是一门“技术活儿”，越是多线交叉或数线并行的故事，就越有难度，在把握其节奏、高潮和分寸的过程中，就更加需要高超的讲故事的技术。

　　（1）

　　更早一点，当《疯狂的石头》热映过后，郑洞天曾做出切中肯綮的评价，认为该片技术含量高，智慧含量高，可以当作“精确叙事的标本”，宁浩及其同伴们把电影“回归”为一个需要非常复杂的艺术和技术语言的东西，值得充分肯定。

　　（2）

　　诚然，也有观众表示，无法看懂也十分不满意这种“疯狂”的电影，但批评者认为，“看不懂”也属正常的反应，因为看电影本身就是需要技术和智慧的行为。无论如何，“迷影”和“草根”相互结合共同创造的“疯狂”电影，在挑战与迎合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到了《红毯先生》，“草根”消失了，或者说，“草根”仍然是存在的，但已经从“主体”变成了需要被寻找、被审视和被反思的“客体”。作为架构故事的线索与推进叙事的动因，“草根”也已圈层化，面目不再生动，甚至成为刻板印象的载体，最终导向一种“非人”的结局：就像影片不止一次提及的库斯图里卡和奉俊昊电影一样，在“草根”与“动物”（猪、马）之间展开了魔幻现实一般的铺陈。与此相应，作为银幕内外的“主体”，宁浩和刘德华冷静地扮演了一次思想者、批判者和醒世者的角色。或许，迷影者仍然是迷影者，但“草根”的命运发生逆转，不再是“草根”。

　　宁浩和刘德华想要拒绝和抛弃的，正是当年想要拥有并且成功获得的理解和同情。悖论仿佛宿命，如影随形。

　　二、“隐喻”的密织：解码者的孤独

　　在“浅视听”时代，正如影片里或海报中不断强调的一样，不再存有针对“真实”或“真相”的执念，是谓“新瓜一出现，谁还在乎旧瓜的真相”？无论“旧瓜”，还是“新瓜”，无非匆匆拿来权当果腹的快餐而已与此同时，无论“草根”，还是“天皇巨星”，都已经不再是重要的议题，甚至连身体的姿态、身份的归类及其认同的方式也不再明晰。宁浩深知，短视频和“爽剧”跟着感觉走，纵容情绪的释放，在想象的世界透支过量的肯定性，试图象征性地弥合所有的差异，消除人和事物之间所有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就像影片中“天王”在广告制作方的摄影机面前，非常努力地按照要求表演自己无法理解的台词，向“老铁”投放“666”营销视频，才是招引消费者或电影观众的不二门径。至于影片中导演林浩跟主演刘伟驰就农民形象是“粗野”还是“粗犷”的讨论，就只是宁浩自己想要表达的各种心思中的一种心思了。

　　更进一步，宁浩也有深刻的体会。这一个由“浅视听”及其“用户”所造就的透明社会，始终都在拒绝痛苦恐惧，抛弃深度反思。这也让每个人身处的世界，几乎变成一座同质化的监狱。就像影片里“红毯先生”所在的生活空间一样，与其说是暂留的宾馆和归宿的家，不如说是高档的标配与冷清的豪宅，如此而已，也仅此而已。刘德华 /刘伟驰深陷其中，却又不能自拔；宁浩 /林浩仿佛更加清醒，但也只能负重而行；总是妥协退让，适可而止，以致愈益丧失了想要彼此对话和正常沟通的动机。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宁浩电影的“技术”“理性”路线，通过《红毯先生》致密的隐喻编织，抵达了新的高度。这不仅加深了“迷影”与“草根”之间仍在不断加大的裂隙，而且让观影者陷入一个接一个、圈层套着圈层的解码难题。确实，人与人关系中原本就是很难的“沟通”，在《红毯先生》的视听设计里，也是从每一个细节、每一段情节再到整体的架构，一步一步地升级为自足的象征体系。当平滑如砥的宾馆大厅，在天光勾勒的深邃剪影里，出现一头漫无目标的肥猪踱来踱去，跟熟视无睹的人群相安无事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已经演变为人与猪的关系。这种人与猪的关系，或许更接近人与人的关系。在影片即将结束之前，人与猪均慑服于高层旋转楼梯所带来的眩晕恐惧，人仍然“正常”着，但猪已因无法忍受而坠落。这种宁浩式的“疯狂”，在迷影者看来触目惊心，但在“浅视听”观众的眼中有可能莫名其妙，或者毫无意义。

　　这也是解码者的孤独。宁浩通过林浩在影片中编织的隐喻体系，不仅需要主人公“红毯先生”刘德华/刘伟驰全力应对，而且需要选择观看这部影片的所有受众耐心解码。显然，“红毯先生”的应对是尴尬的、无效的和失败的，他的每一次试图寻找“他者”并与“他者”沟通的努力，都是在挫伤“他者”和迷失“自我”的结果中循环，最后只得逃回他的健身房里，以学习新技能的貌似开放的姿态，再一次把自己关起来，以此逃避将“自我”交付“他者”的风险。这个世界已经不知不觉地更换了一套符号表征，刘德华/刘伟驰也成为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眼中的陌生人。

　　《红毯先生》剧照

　　跟“红毯先生”的困境相比，作为解码者的电影受众应该更加孤独。如果说，“疯狂”三部曲的受众跟其主演一样，都是“草根”因而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或共情，那么，《红毯先生》的受众，则因其普遍属于无名者的身份，跟主演的“天王”地位及其在国际电影节得奖的精神追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巨大的差异，是透明社会无法处理或不愿面对的问题，更在“浅视听”时代平添了巨大的风险性。影片里，发生在主演拍片过程中的“虐马”事件，就是“天王”与“粉丝”之间，从“狂迷”瞬间转化为“敌对者”的经典案例。宁浩 /林浩以双重导演身份，通过全片构筑的象征体系和深度思考，从叙事层面理性地、技术性地“化解”着危机；然而，一旦无视“隐喻”和“深度”的“粉丝”转化为“敌对者”，银幕内外的“危机”就是始终存在、无法消除的。

　　在隐喻的光影和象征的密林艰难穿行的电影受众，需要承受疯狂解码与意义离散的双重孤独。

　　三、“爽感”的消失：一种喜剧电影的实验

　　“疯狂”的变体和“隐喻”的密织，以及“作者”的预期和“深度”的执迷，不仅造成“浅视听”时代不可或缺的“爽感”的消失，而且导致《红毯先生》作为一部实验性喜剧电影，在类型电影运作中处于过犹不及的尴尬境地。

　　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语境以及不同期待视野里的电影观众，对“爽感”的体验也必然是因人而异的，但喜剧电影及其各种变体，在其具有普遍共识性的类型基因中，总是离不开“笑”与“开心”等关键词。“笑”与“开心”的极点，应该可以用“爽感”来描述了，尽管“爽感”并不一定全由“笑”与“开心”所致。

　　这也意味着，创造并保留适度的“爽感”，跟喜剧电影的类型规制并不冲突。相反，为了反思和批判的深度，也为了宁浩/林浩作为喜剧电影导演的作者性，《红毯先生》的电影类型实验，尤其不能轻视甚至无视“浅视听”时代的“爽感”体验，也不能总借愤世嫉俗的隐喻方式将“自我”包裹起来寻求临时的安全；而是需要在超越语言的前提下超越隐喻、驾驭“爽感”，并在已有的“技术”“理性”基础上，更加大胆地寻求改变。在超越隐喻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观众的“笑”的需要和快乐体验，真正抵达喜剧电影的更高目标，并以此之“深”回应爽剧短视频之“浅”，为“浅视听”时代打开一道“深电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