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君｜银幕人格、资本法则和工匠精神——《飞驰人生3》的叙事经济学|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影票房|春节档|飞驰人生2|电影叙事学

　　作者：孟君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孟君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提要：《飞驰人生3》超越两部前作（春节档票房季军和亚军）的成绩，登顶2026年春节档票房冠军，由此催生出一个新的中国电影IP。对IP续作而言，差异化叙事承担着重要的电影经济学功能——如何在既有的故事框架和角色设定中开掘新意，成为影片成功的关键。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人物、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单线叙事，以及激烈的赛车场面，构成了《飞驰人生》系列的基本叙事范式。《飞驰人生3》在两部前作的基础上，提炼出契合时代与社会需求的叙事新意，分别从人物的银幕人格升华、故事线的资本障碍、赛车的技术竞争点三个维度形成差异化叙事。这正是影片在竞争激烈的春节档胜出的叙事经济学方法。

　　关键词：《飞驰人生3》电影IP 叙事经济学银幕人格

　　《飞驰人生》系列影片分别于2019年、2024年和2026年大年初一上映，前两部以14.4亿元和23.7亿元的票房位列春节档票房排行榜第三名与第二名。《飞驰人生3》上映后优势明显，以29.27亿元的成绩夺得2026年春节档票房冠军。据统计，《飞驰人生》三部影片的票房成绩呈逐步上升之势，《飞驰人生3》制作成本5亿元，宣发成本2亿元，总票房预期约43亿元，超过两部前作17.28亿元与33.61亿元的总票房。[1]显然，《飞驰人生》已成为一个新兴的中国电影IP，韩寒的个人品牌、沈腾的喜剧风格与紧张刺激的赛车场面，共同构成了这一IP的标识。

　　作为一部承载市场压力与观众期待的IP续作，差异化叙事承担着重要的电影经济学功能。如何在稳固的故事框架与角色设定中，开掘励志喜剧与赛车电影的“新意”，对《飞驰人生3》而言至关重要。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看，电影类型总是在重复性元素与可变性规约之间互动生成，因为“不可能给每一种类型确立一套标准。一部影片与另一部同类型影片共有的特征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界定，但同时也包含了一个‘不确定的X’。这些电影共有的轮廓是可以描绘的，但无法描绘得很完整、很精确”。[2]就《飞驰人生》系列而言，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人物设定、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单线叙事、以及激烈的赛车场面，构成了三部影片的“重复性元素”与“共有的轮廓”。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不确定的X”——即可变性规约，正是它们使这一叙事轮廓变得更为完整和精确。

　　《飞驰人生》与《飞驰人生2》采用了若干共同的电影策略：契合春节档期的喜剧风格、严格遵循经典电影法则的叙事结构，以及激发观众热血的赛车视觉奇观。这些策略使两部影片成功跻身春节档前列，也奠定并稳固了这一电影IP的基本叙事范式。作为一部更为成功的续作，《飞驰人生3》不仅延续了IP的上述范式，更从人物的银幕人格升华、故事线的障碍设置、赛车的技术竞争点三个维度，形成区别于两部前作的差异化叙事，助力影片在激烈的春节档竞争中胜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差异化叙事是一种有效的叙事经济学方法。

　　一、铭刻个人印记的银幕人格

　　韩寒创作的影片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是典型的作家电影。编导合一的创作模式贯穿《飞驰人生》系列，使得电影主题、赛车题材与主人公形象，不可避免地铭刻上韩寒独特的人生经历、个性与人格印记。三部影片对此持续刻画，主人公的形象不断完善，由此生成一种超越单部影片的银幕人格。

　　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人到中年的赛车手张弛，凭借无限热爱与坚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赢得比赛胜利。故事中，主人公遭遇打击时的低迷状态、对赛车的虔诚热爱、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以及对朋友的忠诚——这些元素共同凝聚成一种强悍的银幕人格。这种银幕人格，类似于美国学者托马斯·沙茨所说的静态的“角色心理状态”：“类型化角色的心理状态总是静态的，他或她只是一种态度、一种风格和世界观的外在投射，是先决不变的文化姿态。”[3]热爱与坚持，正是张弛不变的心理状态。这种较为单一的银幕人格易于外化呈现，《飞驰人生》与《飞驰人生2》通过对人、天马、赛车等意象的视觉编码，塑造出一位顶级赛车手的银幕人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韩寒本人的人格投射。

　　作为曾经的专业赛车手，韩寒的人生经验与影片的题材选取、剧本撰写、人物塑造密不可分。《飞驰人生》系列中的众多人物均有真实原型：主人公张弛的原型是韩寒本人与已故赛车手徐浪；领航员孙宇强的原型是韩寒的领航员孙强；林臻东的原型是中国场地锦标赛年度总冠军张臻东；叶经理的原型是上海大众333车队经理叶勇。正是韩寒与这些原型对赛车的无限热爱与坚持，赋予了影片独特的银幕人格。

　　作为典型的作家导演，韩寒偏好通过文字来呈现隐藏的银幕人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部电影的题记与片尾字幕。《飞驰人生》的片尾字幕是“此片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飞驰人生2》的题记是“若有人将我从深渊拉起，我必敢再次凝视深渊”。这两处文字分别提炼并强化了两部影片的主题：对赛车的纯粹热爱，以及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飞驰人生3》则引用了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显然，《飞驰人生3》的主题更为复杂，不止于热爱与坚持，更关乎人在复杂处境中如何做出选择。

　　可以说，全片都在呈现“选择”这一主题：面对国家队选拔失利，张弛选择以个人参赛的方式捍卫尊严；面对赛制指定的南线与北线，他选择换轮胎的复杂战术以混淆对手；面对赛事方提供的柏油路与砂石路赛道，他选择更为艰难的砂石路；面对冲刺阶段国外车队的竞争，他选择团队的集体胜利。在前两部作品中，张弛的梦想是赢得比赛、成为冠军，这种孤胆英雄式的单一银幕人格，在《飞驰人生3》中变得更加丰富——从实现个人梦想转向争取团队的集体胜利。影片中，张弛与孙宇强不断磨合，终至默契的兄弟情谊；两人争取到叶经理回归；作为国家队队长的张弛与林臻东、刘世豪、厉小海组成四人车队；冲刺时刻与队友林臻东相互成全；张弛甚至指挥对手李伦一同取得胜利······不做单一的孤胆英雄，而是选择团队的集体荣誉——这便是主人公所选择的“人迹更少的”那条路。神圣的责任感，无疑升华了主人公的银幕人格。

　　二、英雄与资本威权的辩证法

　　在人类的叙事传统中，存在一种古老的叙事模式——英雄叙事。英雄叙事通常采用单线结构：主人公因某种契机踏上成长之路，在故事发展中一路克服各种困难，最终成为众人膜拜的英雄。《飞驰人生》系列沿袭了这一传统的英雄叙事模式。IP电影通常会建立一套观念系统，《飞驰人生》所倡导的世界观，其核心在于为英雄设置障碍，以及英雄如何克服障碍——这套观念系统决定了影片制造何种戏剧冲突、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飞驰人生》设置的障碍是年龄、参赛资格、车辆等物质层面的基础难题，主人公需从失败的人生中挣脱出来，获得新生。《飞驰人生2》的障碍则升级为资金、伤病、天气、路况等真正属于专业赛车手的困难，主人公的行动目标是取得比赛胜利，再创辉煌。到了《飞驰人生3》，主人公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宏大而复杂的语境之中：中速天梯公司制造资本威权的黑幕，主人公不过是用来为资本暗箱运作“顶雷”的职场小白。此时，他不再为个人而战，而是为公平与正义而战——与资本法则的抗争，使张弛成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现代英雄。

　　《飞驰人生3》的编剧团队包括韩寒在内的三人。剧本设置的主要戏剧冲突，依然是英雄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但编剧团队在此基础之上作出了新的开拓，从社会学视角切入更为尖锐的社会议题。影片为主人公设置了一个由规则、资源和权力编织而成的巨型牢笼：资本威权公开邀请张弛代表国家队参赛，却在暗中操控比赛。中速天梯的百强总代表反面力量，他隐瞒参赛选手采集数据，以训练AI系统模型，暗中进行赛车动力限制、工程师权限封锁、选手幕后运作，致使张弛领导的车队在选拔赛中惨烈落败。事实上，韩寒本人就曾遭遇资本威权——2009年中国房车锦标赛赛场上，韩寒与队友当众对赛事管理方“中广联”提出抗议，最终遭到赛事方惩罚。可见，中速天梯的资本黑幕具有现实基础，且在职场中普遍存在。张弛与百强总之间的乒乓球局与桌球局，极具黑色幽默的力量，深刻讽刺了职场的虚伪与潜规则假象；二人之间不断升级的戏剧冲突，在观众中获得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最为经典的荒诞情节，当属张弛、叶经理与百强总在风洞中的对话段落。这一场景与黄建新《黑炮事件》中表现权力异化人的会议场景颇为相似。《黑炮事件》运用高饱和色调的纵深走廊、对称构图的会议室、将人逼至角落的巨型机器，形成了著名的风格化电影语言。与之相比，《飞驰人生3》的风洞对话段落同样采用了风格化的电影语言：风洞的高饱和色与几何形状，象征着资本机器的冷酷与暴力；多角度、多机位的构图对主人公形成压抑，曾经在系列影片中大放光彩的英雄形象，被衬托得格外渺小。

　　如此先锋的电影语言在类型电影中极为罕见，因此尤值关注。事实上，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好莱坞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形——彼时好莱坞以不无激进的实验主义来应对电影衰落的危机：“实验受到鼓励，不仅是因为制片人不确定观众想要什么，而且是因为，即使观众的愿望是已知的，但高度复杂的制作过程是无法控制的，实验能增加至少一部分最终产品满足观众愿望的概率。”[4]其结果，是《2001：太空漫游》（1968）、《雌雄大盗》（1967）、《逍遥骑士》（1969）等一批打破陈规的杰作相继问世，将好莱坞从与电视竞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洞对话的实验性电影语言，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水准，成为全片的高光段落。

　　与此同时，风洞对话段落中，叶经理与张弛揭露了中速天梯暗箱操作的阴谋，百强总则坦陈了资本的运作真相。这段充满寓意的对话，触及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资本的权力运作对公平正义的破坏。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从事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沉重资本主义”与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轻灵资本主义”先后两个时期。鲍曼认为，在轻灵的现代性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充满希望地流动着，期待着短暂的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并对有足够的资本和伙伴来共同进行这些冒险活动充满信心。资本能够轻松快速地流动，而且它的轻松性和流动性，已经转化成了对所有人而言的不确定性的首要源泉。这已经成了当今统治的基础和社会分工的主要因素”。[5]影片中，资本流向从事“有利可图的冒险活动”的中速天梯公司，权力资本给张弛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秉持传统精神的英雄，只能愤而抗争。

　　因此，沐尘100的比赛，实质上是现代英雄与资本威权的博弈。影片制定的选拔赛（排位赛）、半决赛与决赛三级赛制，绘制了一条具有辩证性的情节线——主人公在选拔赛中发现问题，通过半决赛揭示真相，在决赛中实现复仇、寻求正义。这条故事线的叙述逻辑，契合黑格尔的辩证法模式：张弛代表的正面力量与百强总代表的反面力量相互较量，双方以“正—反—合”三段式演进，最终英雄战胜了资本威权。

　　三、AI时代的工匠精神胜利法

　　除银幕人格的塑造与资本法则的揭示之外，影片还探讨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数字技术时代，人类何为？流动的资本紧密依赖新技术，影片中资本与技术深度绑定，合谋以人工智能取代人与传统工业技术。面对人工智能取代人控技术的危机，曾获全国拉力赛与场地赛总冠军的韩寒，深谙由人主导的手动操控、配件组装与领航路书的价值，坚持以传统的工匠精神对抗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

　　在两部前作中，张弛参加两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赛车戏的竞争点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强大实力与对手车队违规使用不正当手段——两次比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而在《飞驰人生3》中，张弛参加的是亚洲沐尘100拉力赛，与他较量的不再是人类，而是使用第一代辅助驾驶系统SS1及功能更强大的第二代SS8的对手。AI辅助驾驶系统的算法能够分析各种比赛数据，计算最优路线，推导优化战术。算法的理性主义，与《飞驰人生》系列反复讲述的热爱与坚持之人本主义主题截然相反——赛车的本质，是满足人对机械、速度之需求的游戏；算法取代人时，游戏便失去了意义。作为传统英雄的赛车手，必然会选择由人操控的赛车，而非AI辅助驾驶的赛车。

　　技术时代，人类何为？《飞驰人生3》用一场长达50分钟、酣畅淋漓的赛车戏给出了答案。比赛中，张弛选择了难度更大的北线砂石路，而非AI算法推荐的南线柏油路。他采用换胎切位的战术，面对危险复杂的路况、引擎盖翻起的意外、队友安全带故障，凭借赛车手的“手感”与人在绝境中豁出去的“疯劲”，压制外国车手的赶超，享受比赛的快感。相比之下，中速天梯的车手李伦采用AI辅助驾驶系统，计算最优路线、分析对手特点、找到最晚刹车点。然而，算法理性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在极限情况下首先保证安全与有效——但突破限制，却常常需要人的激情与冒险。古老的英雄传统，最终帮助主人公取得了胜利。在技术与人的较量中，影片不仅认为人优先于技术，更将人的情感、信念与道德约束等非理性因素，推至崇高地位。

　　因此，影片以人为核心，用全面升级的制作技术展现大工业时代的赛车机械美学，用传统的工匠精神呈现激情四溢的速度美学。韩寒以虔诚的专业信仰拍摄赛车戏，不惜成本力求将赛车戏做到极致。首先是真实赛道实拍，还原高原、大漠、峡谷、海滨多种地貌的赛道竞技。剧组在川西高原、青海戈壁、东海之滨取景，甚至在川西高原凿出一条三公里长的挂壁赛道，用优美却危险的云端实景战场取代摄影棚的虚拟数字影像，以80%的实拍镜头还原原生态拉力赛场面的粗粝质感，用超高清摄影记录赛车运动时尘土飞扬、气流飘荡的真实画面。其次是拍摄难度的全面升级：两部前作中巴音布鲁克拉力赛的赛制是每五分钟出发一台车，拍摄画面中只有一辆车，构图、运动、定焦相对容易；《飞驰人生3》中沐尘100拉力赛则为多车同时出发，多车追逐的画面更加激烈，拍摄难度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常规运动摄影包括器材运动、全景照片（摄影机围绕中轴线运转）、跟踪摄影、抛物线拍摄、变焦等，而赛车运动摄影则需大量运用非常规的跟拍与航拍。两部前作的航拍难点在于无人机飞手跟踪高速移动的赛车，以离地不超过3米的低空贴车跟拍。[6]《飞驰人生3》的航拍难度明显提升，总制片人李雯雯介绍：“我们大量使用直升机航拍和穿越机航拍镜头，无人机的速度在《飞驰人生2》的基础上完成了升级，使其尽量追上赛车，让画面更为丰富。我们在跟拍车上使用了电磁转接的机器，在车身上使用电动滑轨，可以捕捉到更多、更丰富的车身姿态和赛车机位，有了更多视角变化。”[7]技术升级极大提升了影像的冲击力与感染力——不同视角、不同景别、不同速度，呈现出多车并行角逐、赛车与直升机竞速、引擎颤抖轰鸣、轮胎摩擦山石悬崖、车内方向盘震颤、仪表毫秒级跳闪、车底低机位悬挂形变的画面，不计成本的投入最终获得了能够点燃观众激情的视觉体验。最后是声音设计，兼顾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前期运用多机位声场捕捉，采集丰富细腻的原始环境声，以形成赛车戏的粗犷野蛮之美；后期以物理特效与数字技术进行补充，使声音契合故事，获得叙事功能。配乐随剧情走向时而抒情、时而紧张，《光辉岁月》《永远不回头》等音乐与情节叙事、人物情感精准匹配，起到渲染情绪、升华主题的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秉持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业制作技术，50分钟的超长赛车戏不仅未令人生厌，反而成为影片吸引观众的核心优势。辽阔壮美的赛道风景、紧张刺激的飙车画面、张弛有度的声音节奏，共同带领观众沉浸赛车手的世界，获得风驰电掣般的高速体验。

　　结语

　　类型电影通常会在“叙事惯例”与“叙事新意”之间保持互动与平衡。就叙事惯例而言，“类型承载了电影工作者在一定范围内的表达和观众在一定范围内的经验。双方对类型的表达范围都很敏感，因为过去的经验已和负载价值的叙事惯例体系整合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惯例体系中，我们熟悉的角色人物通过观众熟悉的行为弘扬观众熟悉的价值观，从而展现类型的叙事语境”。[8]对IP电影续作来说，基于惯例的叙事语境已然成立，是否具备“叙事新意”才是检验作品成败的关键标准。

　　在两部前作的基础上，《飞驰人生3》提炼出契合时代与社会需求的叙事新意。正是银幕人格、资本威权与AI技术三个维度的差异化叙事，使影片赢得观众好评，顺利通过市场检验。《飞驰人生3》在春节档的成功表明，差异化叙事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效用——类型电影应将故事、人物、技术、市场等各种因素转化为叙事上的“新意”，以达成统一的叙事语境。与《速度与激情》《极品飞车》《头文字D》等著名赛车电影相比，《飞驰人生》系列已逐步形成糅合励志喜剧与赛车电影的独特类型叙事。期待这个中国电影IP扬长避短，继续拓展叙事上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