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巨头兴起背后是内容审核行业的繁荣发展。两年内，为了适应各国政府的自主监督要求，有数万名员工承担内容审查工作。Google已有10多亿用户群体，需要一支内容审核大军。2019年下半年，The Verge记者采访了18位现任和前任的Google员工和合同工，历时五个月，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内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Google的内容审核员被分成不同队列，专门负责某一方向，如YouTube上的暴力极端主义（VE）视频等。他们很多人是合同工，多为新移民，找工作很难，为了得到美国国籍，他们加入了该团队，但薪水不高，且利益得不到保障，很多人患上了精神心理疾病，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得不寻求医学帮助。2019年10月，Google报告称，在过去一年里，仅在博客、图片和Google硬盘上，就有16万条内容因为含有VE被删除，平均每天约438条。

　　▪  Google试图采用技术干预来减轻审核员受到的情感伤害，如转变视频和图像的颜色等，该研究还在进行中。很多科技巨头多年前已知晓相关员工的疾病与工作有关，却仍然等到处于公众压力下时才开始采取行动。科技公司或许永远无法为令人不适的内容建立精细的安全级别，但也需要改革整个体系和整体结构，如何完成该工作，如何为这些员工提供支持，为他们提供哪些处理此类工作的工具和资源。否则，这些问题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原文来自The Verge，作者Casey Newton

　　在内容审核方面，Google和YouTube与其他科技巨头一样，绝大部分工作让其他一些公司代劳。

　　其中一家是管理咨询和服务公司Accenture，运营着Google在美国最大的内容审核网站，其办公室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内容审核员日以继夜地工作，清除YouTube上不合适的内容。

　　彼得是奥斯汀办公室的数百名审核员之一。YouTube将他和同事们的工作分成不同的队列，称这样可以让审核员围绕其政策发展专长。队列分为版权队列、仇恨和骚扰队列、“成人”色情作品队列。

　　彼得的工作在内部被称为“VE队列”，代表暴力极端主义（Violent Extremism，下称VE）。这是YouTube母公司Alphabet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就像所有内容审核工作一样，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暴力和虐待，这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会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后果。

　　仅2019年一年，在工作中，彼得就看到一位同事不堪视频内容的重负，因为痛苦而崩溃，请了两个月的无薪假。另一位同事感到焦虑和抑郁，严重忽视饮食，患上了急性维生素缺乏症，现在不得不住院治疗。

　　彼得做这份工作已近两年，他担心这份工作损害精神健康。家人一再敦促他辞职。但是，他怕自己无法再找到一份薪水这么高的工作：每小时18.5美元，每年大约37,000美元。

　　彼得指出，自从加入VE队列，他开始脱发，体重增加，脾气也变得暴躁。即使在休息的日子，当他开车经过工作大楼时，内心也是波涛汹涌。

　　彼得告诉我：“每天，你都会看到有人砍头，或开枪打女朋友，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你会感觉很不舒服，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你为之活下去。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彼此？”

　　和VE队列的许多同事一样，彼得也是一位移民。Accenture聘请了许多像他一样来自中东、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彼得会说七种语言，因此能够读懂大部分仇恨言论和恐怖主义宣传内容，并将其从YouTube上删除。

　　我与几名员工交谈过，他们都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实现这一梦想更加困难。他们担心对管理人员、记者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后，移民会更加困难。因此，我同意对本文中的大多数员工匿名处理。

　　不仅如此，彼得和奥斯汀的其他内容审核员告诉我，他们希望像Google的全职员工那样生活。有时候，Google的员工会去他们的办公室。他们还告诉我，更高的薪资、更好的医疗福利和更关心他们的管理人员会减轻这份工作的负担。

　　彼得说：“我们看到从Google那里过来的员工，他们状态不错，行动自由。”

　　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思考彼得的工作。公司雇佣一批审核员，其薪资水平和警察或消防员相差无几，仿佛这样就可以减少因持续接触暴力画面而付出的精神健康代价。

　　之后，我遇到了一位女性，她曾经是Google内部的内容审核员。她的薪资不错，近六位数，而且健康福利也很好，还有额外津贴。尽管待遇良好，但她依然需要每天看令人不安的内容并受到伤害。

　　在Google，她的工作主要是移除平台上恐怖主义和儿童虐待的内容。但工作一年后，她时常突然感到焦虑和恐慌，而且与孩子交流时，她总是忍不住哭泣。一位精神病医生诊断，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时至今日，她仍然饱受PTSD的折磨。

　　黛西·索德伯格·里夫金曾是一名律师助理。2015年，她在网上看到一则Google招聘广告，岗位是“内容审核”。不过，和许多其他“内容审核”工作一样，这份工作描述地很委婉，模棱两可：“法律合规管理助理。”

　　Google服务伴随着黛西的成长。她开始考虑在Google工作，心思转到了Google著名的福利上：自营咖啡馆、微型厨房、免费按摩和干洗服务。

　　最终，她申请的工作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Google总部，后来所在团队被调到森尼韦尔附近的一个卫星办公处。这份工作是全职的，有附加福利。基本年薪为75,000美元，再加上赠送的Google股票，年薪总计近90,000美元。

　　她心想：“我不可能得到这份工作。”但她还是申请了。

　　工作描述中，这份工作需要处理一些法律请求，包括删除Google搜索中侵犯版权、诽谤和其他不当内容的链接。此外，相关人员还必须审核一些含有虐待儿童图片的链接。

　　黛西说：“但我清楚地记得，括号里写着‘花在这种内容上的时间每周限制在一到两个小时。’”

　　从Google服务中删除令人不安的内容，需要公司内部多个团队合作。大多数情况下，一些视频被举报含有恐怖主义或剥削儿童的内容，往往是由像奥斯汀办公室那样的合同工审核的。

　　Google把第三方公司的员工称为“供应商”，但我发现这些员工普遍自称合同工。我在整篇文章中都使用后者。但Google也会雇佣全职员工处理政府实体提出的法律要求，并在必要时在网络搜索中删除图片、视频和链接。

　　在提交申请数月后，一位招聘人员给黛西回了电话，她很吃惊。在8轮的采访中，Google对她进行思想灌输，告诉她这份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她记得他们提到“你要做的就是支持网络言论自由”、“你可以使互联网更安全”。

　　黛西说：“这份工作就像披上斗篷，在Google工作，喝着免费饮料，睡在小憩舱里。但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说实话，能有多糟糕？”

　　她打电话给她妈妈，说她要接受这份工作，那时她23岁。

　　黛西此前没有出现过心理健康问题，因而没有考虑到新工作对她的心理产生的潜在影响，Google似乎也没有。

　　入职培训期间，公司没有为她和同事提供任何现在我们称为“适应力”的培训，即训练他们的情绪处理能力，以应对大量逼真、令人不安的文本、图像及视频。

　　黛西的法语很流利，被安排审核来自法国删除内容的法律请求。后来，她成为Google在法国市场处理恐怖主义内容的负责人。每天，她都会打开自己的任务队列，对报告分类，然后根据法律或Google的服务条款，来判断Google是否有义务删除某个链接。

　　令她吃惊的是，队列内容中竟然充满了暴力。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及塞纳-圣但尼郊区，宣誓效忠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分子造成130人死亡，413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死于巴塔克兰剧院音乐会期间的一场大规模枪击事件。

　　黛西说：“一整天，你都在看剧院地板上的尸体，你的神经元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一切都变得很慢。”

　　2016年7月，在法国尼斯市，与ISIS有关联的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运货卡车，撞向庆祝法国国庆日的人群，造成86人死亡，458人受伤。之后，相关图片和视频链接开始疯狂增长并积压。

　　黛西表示，管理人员给她施压，让她处理越来越多的请求。管理人员说，我们需要处理掉这些积压的工作。黛西担心，她如果不做的话，会得到不好的评价。

　　黛西试图加快速度，但是发现这样很难。

　　她表示：“你所看到的只是排在任务队列中的数字。”

　　2019年2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记录Facebook审核员的生活，主要关注了一个网站，负责社交网络管理的员工抱怨薪资低、工作条件恶劣，以及长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同年6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佛罗里达坦帕市Facebook办公处的后续报道：一名审核员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最终不治身亡。

　　那时，我已经收到其他大型社交平台员工发来的消息，称他们公司也存在这些问题。从2019年夏天开始，我找了一些曾在Google或YouTube做过内容审核的人，将他们的经历与我之前写过的内容比较。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The Verge记者采访了18位现任和前任的Google员工和合同工，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内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Google提供了大量的互联网服务，其中一些服务已经吸引了10多亿的用户群体，因此Google需要一支内容审核大军。被提交审核的许多内容都是良性的，甚至有点单调乏味，比如从Google的广告平台上清除垃圾邮件，或者从Google地图上删除欺诈列表。

　　但是，在Google允许用户上传行为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令人不安的内容。2019年10月，Google报告称，在过去一年里，仅在博客、图片和Google硬盘上，就有16万条内容因为含有VE被删除，平均每天约438条。

　　即使在YouTube上，内容审核员审核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良性的。当任务队列没有请求时，他们通常会闲坐着。

　　一位芬兰语审核员告诉我，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月，白天什么事情都没有，顶多可能会被要求在八个小时内审核一些视频和评论。她告诉我，她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浏览互联网。上个月，因为工作太无聊，她辞职了。

　　因为位置、任务、管理者的共情能力不同，其他审核员的经历各不相同。

　　一些人告诉我，总体而言，他们是喜欢这份工作的，可能原因有二：他们觉得，从Google搜索和YouTube上删除暴力和令人不安的视频是值得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任务很简单，白天有充足的时间看视频或放松。

　　“总体来说，员工觉得这项工作非常容易，没什么可抱怨的。工作时间，我们常常玩抢座位、哑谜猜字、画图猜字等游戏。很有趣！”一位YouTube在印度的审核员在邮件中说道。他的月薪为850美元。

　　但是，在我交谈过的人里，没有人用“有趣”来形容这份工作。相反，他们谈到了肌肉痉挛、压力性进食，以及越来越贫困，原因之一是奥斯汀的房租不断上涨。

　　他们还谈到管理人员不给他们休息时间、以蹩脚的借口解雇他们、随意更换班次。

　　对于深受暴力影响的员工来说，他们每天目睹至少几十个谋杀场面，并越来越对工作的副作用感到焦虑。

　　塔里克已经在奥斯汀VE队列中工作了18个多月，他表示：“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我，那是在撒谎。每天所看到的内容都在塑造着你。”

　　当彼得离开奥斯汀的工作时，他试图放松自己。随着时间推移，放松对他而言越来越困难。他曾经喜欢的动作片现在看来不再是虚构的了。每一次枪击，每一次死亡，他都感觉得真真切切。

　　彼得说：“虽然，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

　　他的一些同事通过吸毒来应对这种情况，大部分都选择了大麻。自Google首次聘请Accenture的人员、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加快恐怖极端主义队列的进度以来，彼得发现他们都变得更加孤僻。

　　彼得回忆道：“一开始，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在说，‘嗨，你好呀！’每个人都很友好，四处和大家交谈。而现在，甚至都没有人愿意和其他人说话。”

　　2017年，也就是项目的元年，彼得加入了这个项目。当时，调查YouTube的记者和学者发现，该平台的视频含有大量仇恨言论、骚扰、关于大规模枪击和其他悲剧的错误信息，以及对儿童有害的内容。YouTube面临着巨大压力，不得不清理平台。

　　这其中，许多视频还是在YouTube Kids上找到的。YouTube Kids是该公司开发的一款App，旨在引导孩子们选择更安全的信息。

　　作为回应，YouTube的CEO苏珊·沃西基宣布，该公司将把其全球内容审核队伍扩大到10,000人，后来它也确实这么做了。其中有一小部分的内容审核员是在美国招聘的，主要集中在奥斯汀，Google不愿透露具体有多少人。

　　合同内容审核员薪资很低，只比美国最低工资高一点点。相比之下，从事Google搜索内容审核的全职员工在升职后可以赚到至少90,000美元，这还不包括奖金和股票奖励。

　　临时工、合同工和供应商，这些Google内部称之为TVC（Temporary workers, vendors, contractors）的人，现在占该公司员工总数的54%。

　　Google信任与安全副总裁克里斯蒂·卡内加洛负责监督公司的成千上万名审核员。她告诉我，在Accenture等公司的帮助下，Google可以更高效地调整员工层级。如果Google开发了新工具来捕获违法视频，初期可能需要较多审核员协助训练该系统，之后便不再需要这些审核员了。

　　“与供应商公司订立协议，有助于我们更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卡内加洛表示。她于2018年加入Google，在此之前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幕僚长。

　　与行业内的其他大公司类似，Accenture的奥斯汀办公室建造成了呼叫中心的样子。与Facebook相反，Google拒绝让我参观任何办公室。

　　在一个被称为生产车间的专用区域内，员工会轮班工作赶制报告。该工作对YouTube的存续非常重要：许多国家出台法规政策，要求在收到报告24小时内的极短时间里，公司必须删除含恐怖主义内容的视频。

　　面对恐怖主义内容，黛西不堪其扰，但是更令她不安的是Google定义的儿童性虐画面（child sexual abuse imagery，下称CSAI）。工作描述中曾经承诺的内容是，她每周只需要审核一至二小时的虐童视频。但是事实上，花的时间要多得多。

　　通常情况下，观看CSAI内容是违法的，所以Google设置了一个空间，审核员称之为“作战室”。这样，他们可以审查儿童剥削的相关请求，同时其他同事不会无意间看到内容。

　　起初，Google设置了轮岗制，黛西可以用三个周审核CSAI，另外六个周做常规工作。但是，黛西说，人员配备长期不足，再加上审核员的高流动率，意味着她大多数时间都要审查儿童剥削的内容。

　　我们逐渐发现，本质上，我们并不是公司优先考虑的对象，”黛西如此评价Google。“我们提出要求，他们会表示，‘理解一下，我们没有预算了。’他们会经常提到‘预算’一词。”

　　然而，2018年Google的财政收入为1,100亿美元。

　　黛西工作一年后，她的男朋友说她性格发生了变化。“你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他说，“你会说梦话，有时还会尖叫。”她的噩梦越来越可怕，而且她总是非常疲惫。

　　一次，舍友在她身后轻轻地戳了她一下，结果她本能地转过身，打了他。“我的本能反应是这个人要害我，”她说，“我会把一切事物与视频中的画面联系起来。”

　　某天，黛西与朋友在旧金山散步，看到了一群学前班儿童。老师要求他们都抓住绳子，这样就不会掉队。

　　“我眨了一下眼睛，突然脑海中闪过曾看到的一些画面，”黛西称，“孩子们被绑了起来，他们只有三岁，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到性侵犯。我一看到绳子，就会想起一些与孩子、绳子相关的内容，然后突然停下，止不住地眨眼睛，我的朋友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蹲下一会，止不住地嚎啕大哭。”

　　这是她第一次惊恐发作。

　　随后的几周，黛西避开了自己的朋友和舍友。她不希望与他们谈论过多关于自己的工作，担心他们了解自己目前对世界的认知后，会增添他们的心理负担。她的工作是将此类内容从互联网上删除，与他人分享似乎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Google为员工配备了一位咨询师，为法律合规管理团队不定期提供咨询服务。但是，这位咨询师的预约日程会被迅速排满。黛西喜欢这位温和而富有同情心的咨询师，但是很难预约得到。“你会收到邮件告知‘她本周会过来’。然后，你需要立即报名，因为几乎一眨眼便没有名额了。大家都像我一样有类似的问题。”

　　当她终于成功预约到这位咨询师，对方建议她去看一位私人治疗师。

　　同时，黛西变得愈发易怒，她不允许周围人碰自己。一位朋友邀请她参加三岁孩子的生日，黛西来了，却很快离开。每当她看到这些孩子，都会幻想有人在伤害他们。

　　随着她的精神状态恶化，黛西很难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渐渐地，她会在工作时哭泣，有时在洗手间，有时在公司大楼前。有时，她会在办公桌前睡着。

　　第一年年末，管理人员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在会议室里，管理人员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你完成工作的速度不够快，我们需要你提高工作效率。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黛西很疲惫。她一直以来都很疲惫。“工作效率”这种词令她愤怒。黛西说：“我当场爆发了。”

　　“你究竟要我把效率提高多少？”她问管理人员，“你知道我的精神状态吗？你知道我们需要审查的资料是什么样的吗？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人。我们有情感。一遍遍地观看儿童被性侵、人被斩首的视频，给我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有时，一想起自己的工作，她就会幻想自己走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周围环绕着她所看到的一切丑恶事物。似乎所有的这些暴力和侵犯行为真实地在她身上发生了。

　　“人性的至暗时刻，像狂风暴雨般袭来，”她说，“这就是我的感觉，让我无处可逃。然后，竟然会有人让你‘再次回到那里，继续看这些内容。’”

　　几天之后，黛西告诉管理人员，她决定休病假，修复自己的过去一年里产生的心理创伤。她所在团队中有一位员工，也因为工作导致的情绪创伤而休假。她以为自己只离开几周，比如四周。

　　但是，已经六个月了，还没有回来。

　　谋杀视频上传速度之快，让奥斯汀办公室的员工手足无措。即使是数百位审核员轮班，一刻不停地工作，也很难跟上暴力视频上传的速度。

　　VE的任务队列里，大部分视频来自中东地区。2017年起，Google雇了十几位阿拉伯语员工进行审核。

　　大多数员工是新移民，他们或曾经是保安、送货司机，或者从朋友那里得知该招聘信息。

　　“移民到美国后，我们的大学文凭得不到承认。”迈克尔称，他在Google奥斯汀分公司工作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什么工作都会接受。我们需要立即工作、赚钱。”

　　起初，我采访的员工对能够在Google这类大型科技公司工作，都非常感激。虽然这些员工实际上是与Accenture签约，但是Google用一些手段模糊了这些界限。比如，刚签约的这些员工使用的是google.com的邮箱地址。

　　“我终于能够在办公室工作了，”彼得说，“我畅想自己拥有的所有机会，想要以此为个人事业。”

　　但是即使在入职培训时，VE队列究竟要干什么，依然无从知晓。“我不知道到底是要做什么，”彼得称，“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

　　据我采访的员工称，Accenture要求审核员每天在五个小时内处理120个视频，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带薪“健康”时段和一个小时的自费午餐。去年，沃西基承诺将工作量降低至四个小时，至今未实现。Accenture否认曾为员工设置任何工作定量。

　　设置“健康”时段是为了降低员工焦虑，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比如出门散步、咨询驻公司的咨询师，或与同事一起玩游戏。“一开始，这些都很好，”迈克尔称，“如果你看到恐怖的内容，休息一下。合上屏幕，马上离开就好。”

　　Google为自己的合同工提供了大量的休息时间，Facebook则只允许审核员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而且只有30分钟的午餐时间，每天9分钟的“健康”时段。Facebook称，这些审核员经过培训后，每天会用六个小时的时间审核视频内容。

　　“我们会不断地审查、建立标准、支持健康项目，为员工创造一个具有支持性的工作环境，”Accenture告诉我，“我们在奥斯汀的员工可以无限使用健康支持，包括主动、随叫随到的咨询服务。我们有强大的员工支持项目，并且鼓励他们通过这些项目提出面对的健康问题。”

　　但是事实上，每日两小时的“健康”时段是理想状态。奥斯汀的员工经常不能享受这一福利。

　　有四位员工称，因为VE审核工作量过大，他们常常无法享受休息时段。六个月前，他们开始放弃休息时间，来增加“利用率”，该数值用于衡量一天内用于判断视频性质的有效时间。

　　员工电脑上安装了一款追踪软件，会记录他们观看视频的时长，指标是五个小时。但是，其他重要的工作，比如查看邮箱或者参与团队会议等，不计入内。所以，员工常常不得不利用休息时段吃饭，来弥补浪费掉的工时。

　　根据员工所述，世界各地分公司的内容审核大形势与奥斯汀类似，给出了延长休息时长的虚假承诺。每当创建一处新公司，管理人员就会召集新员工，宣扬其崇高的使命：让互联网对每个人都安全。

　　起初，Google、Facebook等公司允诺，为合同工提供全职员工嗤之以鼻的权益：无需征得允许便可去洗手间、可在办工桌上吃饭，可以申请休假。

　　几个月过去了，Accenture和外包公司Cognizant逐渐追回这些权利，且常常不加以解释。奥斯汀分公司不允许合同工在办工桌上吃饭。某些管理人员会询问员工，为什么会在洗手间呆这么久。而他们其实仅仅离开了六七分钟。

　　起初，员工可以将私人手机带到工位上，但现在，显然出于隐私考量，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奥斯汀分公司的手机禁令，创作了一出极端的阴郁喜剧。某些Accenture服务会在员工在登录时，向其手机发送即时验证码，完成双重身份验证。自从Accenture禁止在生产区域使用手机，员工现在必须跑步回到放手机的储物柜，然后回到工位，在验证码失效之前完成输入。

　　同时，Accenture还禁止工位出现纸和笔，所以如果员工担心忘记验证码，必须迅速将验证码写在手上，将手机放回储物柜锁好，然后跑回工位。员工常常在办公室飞奔，手掌上草草地写着一串数字。

　　奥斯汀分公司的两名员工称，他们因为恐怖主义视频工作量较大，被迫放弃休假。另一些人被调到另一个不同岗位，却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解释。

　　Accenture称，绝大部分员工每年都会加薪。但事实上，YouTube的审核员已有两年未曾加薪，而与此同时，奥斯汀的租金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彼得称自己每月薪酬有一半都用于房租，剩余的一般多数都用于支付其他账单。他认为，虽然奥斯汀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是自己的薪资却维持以往水平。

　　“他们给我们的待遇非常低，”迈克尔称，“如果你不依照他们的想法工作，他们有的是方法去折磨你”

　　黛西延长了自己的假期，并开始看精神病医生和治疗师。经诊断，她患有PTSD和长期焦虑，只好服用抗抑郁剂。

　　在治疗中，她了解到生产率降低，尽管让管理人员有些沮丧，却不能仅仅归咎于自己。某些已离职审核员在离职前曾咨询她的治疗师。治疗师向她解释道，不同人持续暴露在令人不安的图像前，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暴饮暴食，体重增加。有些人会强迫自己运动。还有些人，比如黛西，会精神萎靡，疲惫不堪。

　　“对我而言，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大家的问题。”据黛西回忆，治疗师这样告诉自己。“他们是管理者，设置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应当……考量工作难度，向这类岗位投入资源，或至少尽可能降低产生的影响。”

　　治疗师建议黛西养一只狗。她从SPCA（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一只边境牧羊犬/澳大利亚牧羊犬混血的品种，取名为斯特拉。这个名字源于她有一次，用白兰度式（Marlon Brando,Jr.，一位以台词含糊、吸引动物亲近著称的美国男星）吼叫声召唤狗狗。

　　她带着斯特拉去参加课程，把斯特拉训练成为情绪支持犬，让它能敏感地察觉黛西恐慌发作的症状，并擅长安抚主人。

　　黛西开始和斯特拉一起，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儿童医院，探望生病的孩童。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能够与儿童正常相处，不再因他们而陷入恐慌。她说：“和狗狗一起看望孩子，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与儿童之间的关系。”

　　她与合同工不同，可以带薪接受治疗，这点她非常感激。她说：“在那几个月里，我可以考量自己的选择，思考出路，同时不用考虑失业问题，不用思考如何支付房租。”

　　离开Google半年后，黛西再次回到岗位上。但是她非常失望，因为管理人员的方式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他们的确询问了我的情况，”她说，“他们的问题是，‘一切还好吗？你感觉怎么样？我们慢慢开始吧。”但是，最终的目的依然一致，就是让你可以再次达到（目标）生产率。”

　　恢复工作一周后，她决定申请读研，并被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录取。今年年初，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如今，她已成为无党派智库R Street Institute的政策顾问。她的研究领域是儿童和科技，主要基于她在Google的经历，在儿童隐私、儿童剥削和内容审核等领域向立法机构汇报。

　　黛西称：“我将利用这段时间，再次重燃自己的热情，做出改变。”

　　在奥斯特，Accenture新增了诸多工作场所规则，很多人开始自嘲他们是实验对象。“你只是一只小白鼠，”彼得称，“他们用你做实验。”

　　对一些合同工而言，的确如此。今年年初，Google在人类计算和众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议案，名为《关于减少内容审核员工的情绪影响的风格干预测试》（Testing Stylistic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Emotional Impact of Content Moderation Workers），描述了Google与内容审核员展开的两个实验项目。

　　在其中一个项目中，公司按照灰度级呈现了所有视频，内容令人不安的视频以黑白色呈现、没有色彩。在另一个实验中，公司默认设置了模糊的画面。

　　研究者的目的是，是否可以通过转变视频和图像形式，来减弱内容对审核员产生的情绪影响。

　　“我们一部分的责任和承诺是，所有内容审查的团队成员，在完成工作时，可以得到最佳的支持。”卡内加洛这样对我说。无论Google发现了哪些政策，只要能够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我们都会与整个行业分享。

　　愿意参与研究的审核员共76位。他们用了两个星期，审查常规的彩色视频，并就自己的心情完成了调查问卷。紧接着的两个星期，他们审查调整为灰阶的视频，并再次填写调查问卷。

　　研究发现，至少在本周内，用灰阶显示视频，可以有效地帮助审查员改善心情。

　　然而，Google却忽视了这些重要措施：减少审核员观看的令人不安内容的数量；为患有PTSD的合同工支付休假工资；为离职后仍长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困扰的员工提供帮助。

　　相反，Google采取的是科技公司的一贯做法：为问题提供技术方案。公司高层希望未来可以实现大批量处理，Google于是建立了机器学习系统。同时，Google研究员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血液颜色改成绿色、对内容进行“艺术改造”、（对面部）选择性采取虚化效果，以此检测对审核员情绪产生的影响。Facebook已为审核员提供了灰度和面部标糊改造，以及默认设置对视频静音。

　　但是多年来，这些公司早已知情，员工请病假是为了治疗工作带来的创伤。然而，Google等坐拥丰富资源的公司，竟然在员工诊断出PTSD并上报至管理人员几年之后，才着手涉猎这些小众的科技干预项目，真是让人惊奇。

　　目前，内容审核行业繁荣发展已有两年。随着各国政府要求科技公司自主监督其提供的服务，有数万名员工承担了这样的工作。有些供应商正在重新评估审核员的工作能力，市场对审核员的需求增加。2019年10月，Cognizant宣布2020年将退出该业务。

　　同时，我们未能全面认识该工作最难的一步，即删除图片和令人不安的内容对员工产生的影响。我们了解到，在YouTube VE队列和全世界从事此类工作员工，有很小一部分人在职期间患上了PTSD及相关疾病。我们无法得知，此类内容在何种程度上暴露才算安全。

　　科技公司高层常常将此类问题归咎于招聘。在他们看来，同样是不断观看暴力和性侵视频，有些员工就不会产生不适。

　　但是2019年，我与不同规模的公司的100位审核员谈话，发现内容审核员的安全问题似乎不是非黑即白。某些员工在接触这类工作的前几周，就出现了PTSD的早期症状。另一些人在工作了几年后，患上了PTSD。

　　你永远不知道，你何时能够看到未曾看到的事物，直至你第一次看到它。

　　Google研究员清晰地指出：“现在……人们逐渐理解、认识到，除了不适感之外，长时间过量观看这类令人不适的内容，会使相关员工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是，Google和Facebook甚至不允许讨论这些问题。管理人员会警告员工他们会被他人轻易取代，再加上入职时强制签订的保密协议，工作内容越来越不为人知。

　　由于一些员工会陷入焦虑和抑郁，公司会根据他们的性质，是经过训练的成熟员工还是合同工，提供差距较大的关怀政策。极小一部分人，如黛西，可以得到数月的带薪病假。另一些人，比如我曾在奥斯汀访问的一个人，会继续工作，直到生病住院。

　　不过，事实是：无论支付给你多少薪酬，或者给你多少福利，担任内容审核员的经历会永远地改变你。

　　近日，一位科技公司的员工向我解释了“毒物侵权（toxic tort）”的概念：法律规定，如果雇主和住宅施工人员让原告接触危害健康的危险化学品，则原告有权起诉雇主和住宅施工人员。

　　这些法规是可行的，因为我们能够科学地理解某种化学物质对身体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接触含铅涂料，特别对儿童而言，会导致脑损伤；接触石棉会导致肺癌。我们还建立了安全基础级别，并确保雇主和住宅施工人员遵守这些限制。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为令人不适的内容建立类似精度的安全级别。但是，即使科技巨头公司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员工，显然没有一家甚至尝试建立这样的体系。

　　这一点，只有在出现了一系列的员工集体行为、集体诉讼、公众压力后，才会发生改变。Google员工在维护合同工权益上处于行业领导地位，我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

　　离开Google两年之后，黛西依然因曾经的工作经历而受到影响。她依然偶尔会恐慌发作，需要服下抗抑郁剂才能稳定情绪。

　　同时，她告诉我，很感激可以带薪休病假，治疗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她认为自己是幸运儿。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此类工作，”黛西称，“但是我们也需要改革整个体系和整体结构，如何完成该工作，如何为这些员工提供支持，为他们提供哪些处理此类工作的工具和资源。否则，这些问题带来更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