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行业，都存在“互联互通”服务，公众对它并不陌生。
最常见的莫过于公交地铁领域互联互通，我无法想象每家公交公司都办一张卡是怎样的体验；又比如航空公司通过成立联盟的形式进行航班间互联互通，有效整合了各自航空资源；当然还有著名的银行卡互联互通服务，以及随之而诞生的中国银联。
如今，金融支付领域有望迎来又一次重要的互联互通服务——码联。
一次自上而下的推动
作为条码支付市场唯二的“头号玩家”，支付宝、微信支付可以说几乎不可能主动推行全行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特别是对更依赖线下条码支付的微信支付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变。
在10月20日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金融科技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谈及支付行业时，提到将进一步加快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标准，统一监管规则，推动实现不同App和条码的互认互扫。
在此之前的今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清华金融评论》发表署名文章《强监管 促发展 推动金融科技行稳致远》，文章透露人行将通过金融科技手段积极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互认互扫。加快组织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中国银联、网联等，稳妥开展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验证和应用试点，逐步打通支付服务壁垒。
8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首个单独针对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文件《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其中第十四条提出：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研究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统一条码支付编码规则、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体系，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实现不同App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
虽然不清楚码联最后是否能落实，但短短数月之内，人行有关官员/文件三次提及关于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几乎可以肯定此事已在推进中。
所谓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简单来理解就是用户（商户）在使用条码支付（收款）时，可不必在乎双方用的是何种App、提供哪家通道。纵观各行业互联互通案例，其中往往包括了简洁高效、资源节约、便于管理、防止垄断等等多重内涵。
码联也不例外，抛开一些坊间传闻的阴谋论调不谈，它最大的任务是将极致的扫码支付体验与高效的支付监管相统一。
然而单从“聚合”的体验出发推动码联是不够的，在支付体验上，当前的聚合支付很大程度已能满足日常需求，只是多次违规与负面事件让监管意识到其中仍然存在一定风险。为此人行曾在2017年发出《关于开展违规”聚合支付“服务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将聚合支付定位为收单外包机构，并要求支付机构在与之合作时承担主体责任。另一方面，网联的成立在解决了第三方线上支付监管顾虑后，以线下场景为主体的条码支付相对而言管控力度仍有所欠缺。支付是类金融业务，统一标准，进入国家监管体系是有必要的。
此外互联互通对于防垄断也有一定意义，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进行了一次专题讲座。在这次讲座上，他系统性地阐释了对于眼下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一些看法，他指出金融服务在本质上也是信息科技服务业，支付、交易所等都是信息技术。
周小川表示，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当然周小川只是在金融领域阐述一个关于“赢者通吃”的基本看法，他没有明确指出是何种业态，更没有点名条码支付。至于当前条码支付市场是否存在垄断，则仁者见仁。有人觉得支付宝、微信支付市场份额过高涉嫌垄断，有人也认为支付市场发展至今涉及环节众多，仍属于共赢范畴。
注：本文讨论的聚合支付均指线下支付的聚合，下同。
镜像比对银行卡互联互通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三年为期，这或许也意味在2021年之前，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可能落地。而未来两年，是码联落地的关键期，我们不妨以当年推动银行卡互联互通为对标，做一下角色互换，讨论各方在条码互联互通所处的位置。
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信用卡蓬勃发展，刷卡作为一种时髦的支付方式快速兴起。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为消费方便而兴起的刷卡支付，遇到了一点小尴尬——商户的收银台上满满都是不同银行的POS机。
这种情况就和条码支付流行初期类似，商户需要受理不同的条码支付，就必须摆上不同的收款码，当然其中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主。
为了解决刷卡支付的小尴尬，在1993年以后，全国各地陆续诞生了一些“银行卡服务中心”，这种服务中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作用是对接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的银行卡交易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银行卡互联互通，彼时全国共产生了18个这样的服务中心。
条码支付进入愈演愈烈阶段，聚合支付应运而生，解决上述“银行卡服务中心”类似的市场需求。不同的是，18个机构的成立带有一些政治背景。1993年国务院启动“金卡工程”，要求实现POS机、ATM等资源共享，改善用卡环境。这18个机构有些是公司法人，有些是事业单位，这与当地每个地方用卡环境、政府因素相关。而聚合支付完全由市场需求推动下产生，多数为“草根”出生，也没有区域之分。“势力范围”全凭本事，以腿丈量，各自划分。
18个“银行卡服务中心”依然没有解决异地联网问题，因此在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我国银行卡要走联网发展道路，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不久后“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筹备组”成立，再之后便是中国银联的正式成立，18个“银行卡服务中心”可以被认为是其前身。回过头来大胆假设，当时即便没有国家大力推动全国银行卡互联互通，也不排除一些大的“银行卡服务中心”会逐步扩大，逐步发展成为事实“银联”。
银行卡互联互通是市场需求和国家工程共同推动下的结果，起点非常高。相比之下实施码联计划不需要成立一个新公司或组织运营，更多只是技术标准上的统一，银联、网联均可作为码联标准牵头者。聚合支付的位置将变得非常尴尬，它赖以发家的“聚合”价值将消失殆尽，拓展商户、提供增值服务是其在码联时代为数不多的机会。实力欠缺的中小聚合支付服务商，将被洗牌出局。一位服务商对此表示：“现在不好说，但影响（对我们）其实也还好吧。我们一直都是从事商户拓展业务，都在为它们（微信支付宝等）打工挣点小钱。”他表示即便没钱赚了，那转行也不是没可能。利楚扫呗CEO王朋则告诉移动支付网，真正的聚合服务商不能只是依靠“聚合支付”展业，他说：“我们甚至不太喜欢那个名字（聚合支付）了，毕竟90%精力在提供支付之外的事情。” 王朋比较乐观，他认为不管互联互通最终细节如何，商户都有被服务的需求，也就是说把握商户需求就有生存土壤。他甚至觉得互联互通还能带来“好处”，比如不需要再跟七八个支付渠道合作，只需对接支付宝/微信支付就能扫所有付款码，服务商能获得更高效率。首展付呗CTO余胜雷表达了类似想法，他认为产品和服务才是关键。
所有领域关于互联互通的推动中，技术从来都不是问题，各方博弈才是关键。推动银行卡互联互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也有过激烈的讨论。其中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认为，自己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网络，联网通用等于一夜之间让中小银行全部上车，肯定难以接受。实际上大型银行间的互联互通、资源互换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在国家政策面前，这绝无可能。中小银行自然乐见联网通用，不用亲自铺设网络可以投入更多精力专心发展账户，比如针对特定人群和行业发卡，和大行打差异经营牌。
码联之后也会触发类似疗效，有小道消息表明，两大巨头均对条码互联互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触，而缺少二者的配合，此事推进将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二者将进一步鼓励商家和用户在自家体系内交易。对此支付宝支付事业部总监黄丹枫（道远）表示，支付宝绝对拥抱监管指引，认同市场保护和规范措施。“任何产物蓬勃发展过程中，监管做一些条例和规范，都是很正常的。” 道远说。
打破条码支付壁垒让中小支付机构不再受困商户资源，看到了参与条码支付市场的一丝曙光。账户可能会成为第二梯队支付机构的争夺对象，比如京东支付、壹钱包等本身就已具备一定量C端用户基础的支付机构。码联来临后，它们很可能更乐意针对特定行业和优势场景给出一定补贴以吸引用户，但底部支付机构状况不会有太大改变，“持牌服务商”是它们的归属。相比于中小支付机构，码联时代下的银行，特别是拥有数以亿计用户量的大银行的动作反而更让人期待。一位银行从业人士认为码联对银行发展小额支付有积极作用，他进一步向移动支付网解释道：“一直以来银行对小额支付重视程度不够，码联或许能让银行提起兴趣（对小额支付），但希望码联能带来很大改观也不现实。码联最大利好是银联和云闪付，而云闪付后面是银行。”
银联成立前夕，大银行提出来银联做成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毕竟大银行担心公司化运营的银联会在收单业务上和银行形成竞争。但银联筹备组研究VISA、万事达卡体制后，决定银联也应进行公司化运作，工农中建交等五大行作为银联重要的股东存在。
由于无需成立新组织，码联也不需要有这样的讨论，但支付宝、微信支付关于条码收单业务也会有类似考虑，加大直连商户力度是面对码联最好的应对。此前微信对“App支付”和“Native支付”进行升级、要求商户二次认证等一系列动作，均体现了这点。
银行卡互联互通，统一标准以后，银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了海外扩展。条码支付目前在海外的发展以单个企业为中心各自为政，码联标准一旦统一，对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或许也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