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1935—2023）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1957年在《文学界》上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开始受到文坛瞩目。1958年小说《饲养》获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195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1964年小说《个人的体验》获第十一届新潮社文学奖。1967年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川端康成之后，时隔二十六年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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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没感到突然，反而觉得他终于摆脱了精神的困扰。
疫情前后这些年，在东京只要是跟要好的几位日本作家和编辑见面，总会聊到大江，但不是聊他的文学，而是他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听过大江太多的轶闻。有时半信半疑，有时又信以为真。多年前，大江突然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据说清扫车每隔几天就会从他的家门口拉走摆满一地的空酒瓶。疫情之前就听一位日本作家朋友说，大江每周都在定期看精神科医生。这一点后来从一直与大江家保持联络的一位编辑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大家都不清楚大江的精神上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但都在猜测是否因为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健康一年不如一年，担心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智障儿子大江光的未来呢？至于是否因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安而造成，可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开的谜。
作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坛独一无二的风景，也是谁也无法取代的存在。他既是鬻文为生、靠一支笔养活一家人的作家，也是积极投入到各种市民集会、反战游行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名反修宪、反权威、反战反核、反霸权的勇士，大江从大学时代成名步入文坛，到生命的终止，这种思想和战斗精神一直贯穿着他的人生。
大江除了他的作家身份，他还是自由、公平、民主、平等的捍卫者，也是“日本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对战争的深度思考凌驾于所有的战后日本作家。《广岛札记》《冲绳札记》是最好的佐证。严格意义上，大江健三郎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自由灵魂体现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贵族精神。可以说大江是真正作家中的楷模与标杆，希望他这面旗帜永不倒下，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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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几十年，大江健三郎可能是在中国受到最高礼遇的日本当代作家。原因无外乎1994年他作为邻国、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国内弥漫的诺奖情节和诺奖崇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而讽刺的是，获得诺奖之前的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截至他获得诺奖的1994年，大江已经写作了四十年，除了一九六〇年为配合他随日本访华团来中国访问，国内译介过他的一个短篇外，四十年间大江的作品在汉语世界几乎无人问津，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况且，这四十年间，大江的文学格局已基本定型，他的文学精神和价值体系也基本建立，没被译介或许存在太多的时代因素吧。跟其他日本作家相比，大江健三郎确实不是靠文本慢慢在中国读者中建立信赖感，而是凭靠诺奖的光环一下子走进中国读者视野的外国作家。
其实，大江健三郎当年获得诺奖日本文坛很多人颇感意外，原因之一在于左翼作家在日本的日渐边缘化（这一点大江在他的演讲和文章里有多次提到），之二则是他小说语言的欧化风格，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小说语言类似于翻译体，读起来拗口、枯燥、缺乏日语的美感。普通的日本读者很难从他的小说中获得阅读的快感，或者说审美的享受，更多的应该是思想和文学性的共鸣吧。大江七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尤其突出社会题材和思想性。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恰恰不是缺点，而应该看作是大江的优点。以这种语言风格标新立异、立足、构建自己的文学风格，可以说是对自己母语的一大挑战。但大江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完美。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写作拓宽了日语的表现空间，建立了新的语言秩序。这一点应该被视作大江的过人之处。大江在自己的母语中虽然不像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拥有更多的大众读者，但他也有不少忠实的精英读者。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七十年代之前的大江文学。
记得一九九四年宣布他获得诺奖的第二天，我偶然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群记者围堵在他家的院子门口采访，当被问到获得诺奖有何感想时，他略带幽默地说“这下子有钱花了”。从此不难看出大江在获得诺奖之前并没有惊人的高版税收入。据说几年后，他用诺奖的部分奖金修缮了他位于轻井泽的木质结构的小别墅。
获诺奖之后的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被邀请到中国，听一位陪同他的朋友讲，在北京机场下飞机后大江很是兴奋，小声在出租车上说，他心中其实一直崇拜毛泽东，只是在日本不敢轻易启齿，更不能写进文章里。不过他还说，虽然心中崇拜，我也有一百个批判毛的理由。在国内作家群聚的一次座谈会上，当记者问大江怎么看待村上春树时，大江的回答十分警觉，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但否定村上的余韵十分明了。他说自己的长篇在日本初版时最多也就三五万册，而村上的书却是几十万册起印云云。当然，一个作家的好与坏，发行册数只是一个参数而已。
读博的第二年，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了京都东本愿寺举办的一场聚会，在容纳上千人会场的舞台上与大江对话。在开始前的一个多小时，跟大江在休息室喝茶聊天，谈笑风生。他的每一个言行举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问起中国现代诗到底是怎么一种状况，当下的现代诗人谁最突出，还问诗人北岛在国外的漂泊生活如何等等。也许是聊得尽兴，大江特意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谷川写于六十年代的组诗《鸟羽1》里的第二节第一行“让我给你说实话吧——谷川俊太郎”，并在这张纸上签上名，盖上可爱的罗马字（算是他的英文章）红色小图章送给我作为纪念。然后鼓励我一定要努力把他心目中仰慕的诗人谷川俊太郎的更多作品翻译成汉语，相信一定会有众多的中国读者热爱谷川的诗歌。之后话锋一转，又问我是否见过谷川的第一任太太岸田衿子年轻时的照片，说他在东大读书期间，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她的照片，爱慕之心油然而生，想追没机会，又鼓不起勇气。眼睁睁看着她与谷川俊太郎结为伉俪。说完哈哈哈笑得肚子颤动。
博士毕业在大学任教后，有一年暑假跟集英社的一位编辑一起，以送我新编选的刚刚出版的文库版新书为由，去轻井泽看望了谷川俊太郎。他带我们参观了周围的几户别墅，有一户就是岸田衿子家的，走路也就不足十分钟。两家的别墅都是两位的父辈在战前购置的。岸田国士是衿子的父亲，被称为日本现代剧本作家之父，三岛由纪夫也算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谷川彻三是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曾担任过法政大学校长和日本国立博物馆馆长。两位家父跟周作人出生在同一时代，在日本都是声名远播、在各自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谷川俊太郎说他小时候，夏天几乎都是跟岸田等周围的几位小朋友在森林里一起玩耍，他跟岸田算是青梅竹马，两人十七岁开始朦朦胧胧喜欢上彼此，之后结婚，遗憾的是婚后不到一年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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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对社会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日本。诗人金芝河当年被韩国独裁政权逮捕关进监牢时，大江是声援释放他的外国作家之一。并撰文对关押诗人的独裁政权进行了猛烈批判，还在与别人的对话中再三声讨独裁政权。具有这种国际精神的国内外应该为数不多吧。我一直认为，大江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思考同等重要，尤其是到了中后期写作，这些元素几乎成了他文学的核心。
获得诺奖后，大江在家里几乎被“软禁”了数月之久。原因是日本的皇室有一个约定俗成，诺奖获得者，天皇会颁发一个文化勋章以示奖励与祝贺。在内定阶段，当宫内厅的官员打来电话征求大江的意见时，大江说这么权威的勋章他不够资格，还是奖励给更合适的人吧。这种婉拒后来遭到右翼分子们的不满，理由是大江对天皇不敬。他们开着大型绿色宣传车“围剿”大江，高音喇叭每天对着大江的家进行骚扰，数名警察二十四小时保护着大江的家人安全。即使这样，大江也没有向权威和黑暗势力低头，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简直就是当代日本社会活着的鲁迅。
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为数不多公开提出反对天皇制的人，即使有时会遭到右翼人士的反击，他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人生信念，特立独行，却安然无恙。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法律至上的健全社会。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偶然在出版社寄赠的文学杂志《新潮》看到大江健三郎年过古稀发表的两首长诗，因为从未读过他写的诗，觉得新鲜，当然也知道他年轻时就抱有诗人的梦想。所以他的那两首长诗我读得非常认真和投入。诗歌的叙述性很强，带有自传性，整篇结构布局也很完整，但总感觉仍然没有走出小说家的语言，物语与思想先行，语言的跳跃不大，每首诗像是分行的短篇。忘记了是在大江的哪本书看到过，大江说：“我年轻时曾立志当一名诗人，可读到谷川俊太郎的诗集后，我放弃了这一梦想”。他与谷川情同手足了大半辈子，两个人从年轻时在不同场合对话过无数次，也出版过几本对话集，一直互相寄赠新书，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基本一致。大江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还写过几篇谷川俊太郎的评论，曾把谷川俊太郎的几句诗用作自己的文章标题，还强调作家应该偷诗人的语言等等。不知道是出于精神问题还是何种原因，答案或许能在他的两首长诗里寻到蛛丝马迹。获诺奖若干年后，大江在短时间内以打电话的方式相继与谷川俊太郎等几位挚友宣告绝交。最初在谷川家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说完此话的谷川看上去却显得平静。之后，跟谷川见面，偶尔会聊到大江，我们都在为他的健康担忧，希望他能早日摆脱困境，回到从前的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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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还是一位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人类良知的代表。有一年陪一位中国作家去他家拜访时，才知道他为了照顾智障儿子大江光，为了让光的活动范围尽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他几乎没有伏案写作过，每次写作都是屁股陷入沙发里，把一块A3大小的桐木木板平放在大腿上，B4大的四百字稿纸铺在桐木板上用钢笔写满一个个方格。大江一辈子不碰电脑，仿佛拒绝现代文明。一辈子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跟他的太太一起照顾儿子的吃喝拉撒睡，这对于任何人都是耐性和人性极限的挑战，而且还把这位儿子培养成颇为出色的作曲家。大江依然做到了。他早期的几部小说都带有很大成分的写实性和私人性。日本曾有人带有挑衅性地说，是他的智障儿子成就了大江的伟大。我不苟同这种说法。
除了小说，大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他的《小说的方法》其实就是他的小说方法论，很多观点值得思考与借鉴。有一次跟一位日本作家朋友去他家，很好奇大江平时读一些什么书。征得大江同意，站在他的书架前端详了一会儿，发现从上到下整个书架上陈列的几乎是一个人的作品，只是语种不同。然后询问大江为什么书架上只有一个人的书。他笑着说，来我家的这么多人无人发觉，我的这个阅读秘密被你发现了，这是我的阅读习惯，集中时间和精力只攻读一个人的作品，而且读三种语言，日语翻译、英语和法语，从中找出翻译与原文、不同语言翻译之间的落差。而且不只是看一个人的作品，还要读不同语种的批评家写这个人的相关文章与论著，以此提高自己对这位作家的全面认知。听完大江的解释，我想，再用功的学者可能都写不过大江对某位作家的解读和剖析。
听三岛由纪夫的一位诗人密友说，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之后，三岛曾略带绝望地说，川端获奖我三岛就没戏了，下一个如果有日本作家获奖，那肯定是大江健三郎。两年后他剖腹自戕，智慧的头颅被砍落地。二十四年后谁都没料到三岛的预言成真。读博期间曾在图书馆看过几篇大江与三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话，两人各持一理，互不相让，但气氛融洽。博学、犀利、雄辩、深刻，触及文学和存在的本质。前者理性，后者感性。两位天才碰撞的语言火星永远不会熄灭。
日本作家跟国内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每个人都最少精通一门外语，懂一门外语也许不会保证一位作家一定写出不朽的作品，但它会让作家多看到一个世界或多拥有一个世界。像大江精通两门外语的日本当代作家还有不少。诗人、学者也基本如此，像谷川俊太郎、村上春树、白石嘉寿子、松浦寿辉、多和田叶子等都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日本明治时代衡量一位作家伟大与否，必须看他是否具备三种才能——和汉洋（精通日本古典、中国古文和一门西方语言）。懂英语的夏目漱石、懂德语的森鸥外等等。他们都掌握了一门过硬的外语，能读能写能说能译，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中国古诗。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日本政府关闭了汉文教育，摆脱汉文化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观念和文化的涌入，使得战后大批作家的目光都转向西方，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一门外语，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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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的离世也许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但左翼作家的时代并不会终焉。五〇、六〇、七〇、八〇年代出生的日本作家中，左翼思想的作家和批评家后继有人。
纵观大江的一生，除了不得已参加一些无法脱身的文学活动外，他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很少露面。我交往的不少日本诗人也是如此。起初我觉得这是日本人不善于交际的自我封闭，久而久之忽然发现这是一个错觉，不凑热闹，不迎合各种声音，是为了独处，潜心读书专注思考与写作，让更多的时间有效地服务于自己。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日，大江健三郎病逝，去世十天后的十三日才发布讣告，可能很多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日本非常正常，日本自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后，如果没有征得本人或家人（遗族）同意，任何人都无权擅自公开别人的信息，否则违法，严重者会被诉诸裁判。推迟公布符合日本尊重遗族意愿的习惯。我个人推测，应该是遗族在处理后事期间，为避免被各种媒体询问或骚扰，才推迟了对外公开。
二〇二三年三月六日，因为疫情时隔三年终于辗转香港回到了国内，归心似箭地回到老家，给两年前安眠在地下的母亲上完坟，又陪父亲数日，之后离开故乡在返京的高铁上收到作家阎连科的微信，这才知道大江健三郎已经在我回国的三天前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人生。
很想知道日本国内媒体报道大江去世消息的力度。因为是公众人物，估计各大媒体都会在醒目的位置给予报道。也很想知道日本文学界的反应，因为国内网络的限制，只能等返回东京后再去了解了。
毫无疑问，大江的离世为日本文坛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文本相对闭塞的那些作家，更不同于那些唯美、可读性较强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大江以他的个人化语言构筑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里，想象力和陌生化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思想与文学性并驾齐驱，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对立、人性的冷暖与社会的黑暗、反省与自责、环境与自然、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他所表现的主题。自明治维新日本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拥有如此广阔视野和批评精神的作家非他莫属。
* 本文内容经过编辑。
作者：田原，旅日诗人、日本文学博士、翻译家。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90年代初赴日留学，现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先后出版有《田原诗选》《梦蛇》等五本汉语诗集。日语诗集《岸的诞生》《石头的记忆》《梦之蛇》《诗人与母亲》等。主编有日文版《谷川俊太郎诗选集》，在国内、新加坡、香港、台湾翻译出版有《谷川俊太郎诗歌总集》《异邦人――辻井乔诗选》《让我们继续沉默的旅行——高桥睦郎诗选》《金子美铃全集》等。
题图：Sophie Bassouls/Sygma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