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救赎 | 徐兆正|艾达|格林|罗斯

　　一

　　格雷厄姆·格林在1938年完成的《布赖顿棒糖》，延续了两年前《一支出卖的枪》里的情节：黑帮头子凯特被敌对的科里奥尼帮割喉，《布赖顿棒糖》即是从凯特死后写起的。他的养子宾基·布朗，此时已长成十来岁的小伙子，为了报复帮派内叛变的弗莱德·海尔，小说开篇宾基就像幽灵一样展开了对弗莱德的追杀，并成功将他做掉。真正的故事由此开始：曾与海尔有过一面之缘的艾达·阿诺尔德，无意间发现了同警方报告不符的海尔死因，她顺藤摸瓜，连带着发现了宾基的罪行。驱使艾达做这件事的理由很简单，她认为海尔待自己不错，终究是一个正直可靠的人。在交际广泛的艾达眼里，海尔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还需要一个死的公道。因为有了艾达，《布赖顿棒糖》的叙事有了进行下去的动力，即一面是要掩盖罪行的宾基——尽管警方早已定案，但他仍不得不煞费苦心地销毁罪证，包括同最早发现此案端倪却糊里糊涂的服务员罗斯结婚，一面是艾达，她要为蒙受了不白之冤的海尔寻求一个公道。

　　格林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严肃小说”，一类是“消遣小说”。这一点也可解释何以《布赖顿棒糖》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端均有彰显。它的传统印证于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性格都一目了然，宾基少年老成、残忍凶狠，同时又在某些方面幼稚无比；一心爱上他的罗斯单纯无知；艾达性情豪放（借用格林的话说，“她身上积满了闲言碎语、人民智慧，正像海船船底粘附着无数甲壳动物一样”1）；《布赖顿棒糖》的反传统则体现在格林将一本犯罪小说写得如此波澜不惊。他先是安排了一个有着宗教意识却并不虔诚的小混混宾基，随后塑造了一个充满世侩色彩、贪图享受而又好打抱不平的艾达。前者信仰天谴与赎罪，后者相信现世现报。如此安排，立刻就模糊了传统犯罪小说中的善恶对立。且看下面这个情节：

　　艾达来到宾基家中，劝告死心塌地的罗斯离开宾基，她说：“有一件事我懂可你不懂。我懂得是与非的区别，这你在学校里没学到吧。”2上文所说“善恶”即艾达口中的“是非”，可是当罗斯在心中回想宗教意义上的“善恶”时，我们立刻就明白了他们——艾达与宾基、罗斯——之间的差别：“这女人说得很对：在罗斯眼里，‘是非’这两个字毫无意义，它们已经被味儿更浓的事物——善与恶——冲得淡而无味了。关于善与恶她是很了解的，根本不用那女人来指点——她通过像数学题那样清晰的试验证实了宾基是个恶人——既然这样，是非问题又算得了什么呢？”3换言之，艾达一厢情愿地认为罗斯不明是非，罗斯又一厢情愿地相信宗教意义上的“善恶”超拔于人间伦理，以她之见，倘若宾基是一个罪人，那么来世的末日审判恐怕就比现世的法庭卷宗更值得他们操心。

　　乔治·奥威尔与哈罗德·布鲁姆都曾批评过格林小说里的这种宗教感。奥威尔认为格林“似乎也有自从波德莱尔以来流行的那个想法：遭到天罚有一种与众不同之处。地狱是一种高级的俱乐部，入会只限于天主教徒，因为其他人，非天主教徒，都太无知，无法问罪，就像永世沉沦消亡的畜生。”4奥威尔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格林本人的确就写过一篇题为《亨利·詹姆斯：宗教侧面》的文章，其中他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艾略特的一句话：“说人类的荣耀在于获得拯救的能力，这是对的；但说人类的荣耀在于能够永世受罚的能力，这也是对的。”5这段话出自艾略特1930年的文章《波莱德尔》，在他引用的原文之前，还有一段更加耐人寻味的话：“只要我们是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定不是恶就是善；只要我们仍然还作恶或者行善，那我们就是人；在某种似非而是的意义上，作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6这难道不正是宾基的想法吗？布鲁姆即据此同样挖苦了那种将受到天罚与高级俱乐部等同的心理——他怀疑“格林的地狱中有许多宅邸”7。

　　很难得知写作《布赖顿棒糖》时格林的内心想法，但至少奥威尔的话可以拿来解释宾基无所顾忌作恶的心态。作为天主教徒却不怕坠入地狱，也不祈求上帝原谅，除非将可能遭到的天谴同上层社会的荣耀倒错地勾连起来，还能是什么呢？宾基需要天主教徒的身份，尤其是这一身份包蕴的地狱天堂等来世观念，这一点恰似这个出身底层的青年迫切渴望融入上流社会一样。他如何向旁人证实这一点？我想，这也是艾达与罗斯的纷争所在：证实宗教意义上的善很难，但证实宗教意义上的恶轻而易举，这种证实包含着对人间伦理的蔑视与对末日审判略显畸形的期盼。J.M.库切在此书英文版导言中说：“格林的《布赖顿棒糖》写得成功处之一就是把这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夫妻，一个年轻的社会混混和一个渴望得到爱情的小女孩儿，提高到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恐怖的魔鬼般的傲慢地步。”8诚哉斯言。把握住这一点，宾基的一切行为之疑难也就迎刃而解。

　　小说最后，罗斯在失去宾基后前往教堂告解，神父滔滔不绝地劝她祈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天主教徒比任何人都更容易作恶。我认为也许——因为我们信仰天主——我们同魔鬼打交道的机会比别人多。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和祈祷。”9（神父的这段话与奥威尔在《评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一文的挖苦不谋而合：“我们还被苦心地告知，天主教徒并不比别人好，他们也许更可能比别人坏。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诱惑更大。”10）但罗斯只是忏悔她没有与宾基一同赴死。反观艾达，却是认定罗斯为宾基所骗，所以罗斯决不会“情愿去死”，因为“谁都不愿意这样的”。从这种抵牾看来，《布赖顿棒糖》最后也就根本没有“幡然醒悟”之类的事情，故事结束时留下的仍是那个悬而未决的纷争，即宗教善恶与人间是非的赫赫对立。两者在格林身上也许都有，他无法言明自己究竟站在哪头，所以只得悬搁一切的同时又描述一切。不置可否，似乎两者都对，或两者皆非。

　　二

　　《布赖顿棒糖》之后，行经《密使》（1939）、《权力与荣耀》（1940）、《恐怖部》（1943）、《问题的核心》（1948）、《第三个人和堕落的偶像》（1950）以及《恋情的终结》（1951），在1955年的《文静的美国人》中，格林早先那套不置可否的态度略有变迁，但这更可能与他在《文静的美国人》里的现身说法有关：那个玩世不恭的福勒难道不就是格林本人吗？故事最后，福勒被赋予了近乎圣徒的形象，即便作品同样不曾明示其意图。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的格林——那个在大学时期就深陷轮盘赌游戏的厌世者——似乎是要借助圣徒福勒来反拨另一重世俗观念，即作玩世之态而拒绝表明善的立场，仍是恶或恶的同谋。为了回应这一观念，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中试图为置身绝境的福勒找一条出路。他没有让福勒投身宗教，而是不动声色地将福勒与派尔并置在一起，由此倒转式地重估了某些价值。

　　无论“严肃小说”还是“消遣小说”，格林的作品大多取材他本人狂热的环球旅行（作家时隐时现的间谍身份也许是他旅行的另一重原因）。《文静的美国人》即来自格林四次访问越南经历。这本小说，我们可以将它读作爱情故事，也无妨指认作家是要借爱情隐喻政治，而且它还延续了格林小说对宗教的一贯思考。《文静的美国人》只有十余万字，却耗费了格林将近三年的时间。以内容论，越南姑娘凤儿、英国人福勒与美国人派尔之间的三角恋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最容易为读者理解的地方。爱情这条主线以下，暗藏着政治影射的成分，这主要表现在文本的背景层面：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法国在越南建立的殖民政权风雨飘摇，美国的势力顺势介入。为了驱逐法国的力量，美国在越南建立了以土匪为主的“第三势力”。格林在小说中虚构了提出“第三势力”学说的专家约克·哈定，代表美国形象的派尔是此一理论信徒。格林的英国在这场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博弈中似乎处于一个的尴尬位置，但战地记者福勒身上那种颓废气质，也正暗合了英国此时的旁观者角色。以之看待《文静的美国人》，凤儿那毫无个人意志的行为便可堪玩味（小说里几乎找不到关于她的心理描写），她对每一个男人都若即若离。在得知派尔远比福勒有钱，且能够给她以安稳生活的保证，她留下一张便条就离开了无法给出承诺的福勒。自然，在派尔死后，凤儿又顺服地回到了福勒身边。将关涉爱情的转捩拣选出来，不难识别作家如此谋篇的用心。爱情不过小说的外套，而政治袒身裸体，藏在爱欲之后。此外，无论是将《文静的美国人》看作爱情故事还是影射小说，两者都遮蔽了其中关乎人性与精神的沉思。既然精神问题始终是格林关心的事情——他希望通过撰写“严肃作品”，探讨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有什么精神问题呢？

　　据格林观察，唯当战事绵延无期，所有人都对战争厌倦的时刻，英国人是幻灭的，而美国人兴致高昂。如小说里的派尔此时便急不可遏地推行着新兴殖民计划。小说中写到福勒与派尔一齐走进一个发生汽车爆炸的广场，福勒注意到“花园边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还在抽搐，像一只失去了脑袋的小鸡一样”11，向来以真诚单纯面目示人的派尔却“看着皮鞋上的血迹，用厌恶的声音”说了句“真不舒服”12。无尽的屠杀面前，福勒自觉地摧毁了他曾引以为豪的中立身份，不过同情意识又让他觉察到派尔的单纯有着连他自己都难以估计的毁灭力量。因为单纯，派尔意识不到自己的信仰将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灾难。

　　与宾基·布朗不同，福勒不相信任何永久性的事物，他顺带还隔空嘲弄了宾基的想法——格林在此泄露了《布赖顿棒糖》的谜底——宾基认为“天堂无非是一个词儿，地狱才是他能信赖的东西”13，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死”，又自以为清楚地看见了上帝。福勒则“指出”这是一种偷换概念：“死是唯一绝对有价值的。失去了生命，一个人从此就不会再失去什么了。我羡慕那些能信仰一位上帝的人，可是我又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靠一个万事不变和永久存在的寓言来壮胆子。死亡远比上帝确切。”14因为不相信任何永久性的事物，福勒只能是一个信仰幻灭的英国人。这已然比《布赖顿棒糖》更具体，也更放肆：1938年仅只现身于叙述声音的作者已让一些人不满，所以他必须在福勒身上表达比那种“不可置否”更为关紧的事情：究竟谁才是恶的同谋呢？这便是将福勒与派尔并置在一起的深意。

　　派尔是艾达在另一个时空的变体，两个人的单纯仿佛出自一个模子。然而，《布赖顿棒糖》里艾达的单纯无可指责，《文静的美国人》的情形却不再相似。派尔断定“和平”是他以及他背后的那个国家在越南寻求之事，同时他也断定“信仰”是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东西，但这种“和平的信仰”不是别的，它恰恰是“第三势力”理论的普及版本。使派尔作恶而无所反省，使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发动一场新的战争的根底，首先就在于他是宾基与艾达的混合。派尔与宾基都犯了罪，但宾基能意识到自己的罪，并“愿意”为此偿还，派尔却缺乏这种认识，他只是如艾达一样单纯，一样地洋溢着对人间事务的热忱。在他的内心深处或无伤害他人的动机（他一派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才与当地土匪携手建立“第三势力”，尽管这又将造成更多当地平民的无辜伤亡），所以派尔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真诚作恶。消极者的恶意多半射向自己，积极的人将思想投向他人；前者有所不为，后者无一不做。从一句抱怨（“真不舒服”）到福勒问派尔能否因为这样的结果中断行动时的回答（“那些人不过是战争中的伤亡人员……很可惜，不过你也不能每次都去击中目标。好歹他们是为正义而死。……他们是为了民主而死。”15），我们不仅看清了派尔的形象，也理解了福勒发出的感喟：“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他们，要不然就是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16

　　于是，福勒半推半就地帮助越南的一个组织杀死了派尔。“推”的缘由上文已经述及，“就”的原因是他到底还是喜欢这个一派天真的青年人，倘若他不去考虑“单纯”的后果。福勒在与派尔最后一次见面时曾极力挽留后者——他知道派尔一旦迈出自己的房间，就将骑上灰色之马，但派尔还是兴冲冲地离开了。格林由此写下了收束全书的派尔之死，也完成了对所谓“积极”人生观的不遗余力的一击。无论是恶徒宾基还是善人艾达，他们的行为思想都有些不现实的因素，《布赖顿棒糖》因此更像寓言而非小说。反观派尔的“单纯”与“单纯”的后果，或莫如说真诚而积极的作恶，才更像是人间经常发生的事情：恶往往是善的合谋，是善的齐心协力。当一种善恶交织的齿轮启动，除非有一种从天而降的善意（艾达）或置身事外的消极（福勒），任何因素恐怕都难以抵抗它们。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一节的意思，以为《文静的美国人》一书最大价值也在于此。

　　三

　　周作人《伟大的捕风》一文有云：“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17以这番话形容格林的写作毋宁是很贴切的。完成了《文静的美国人》的格林显示了他在《布赖顿棒糖》隐而不彰的声音，有趣的是，1960年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又像是对《文静的美国人》一书的再次延展。这一次，他写下了一个类似福勒的虚无主义者奎里的故事：当奎里沾沾自喜于自我的无信仰，且诸如此类的观念在他心中越发高涨时，格林不失时机地给了小说中的奎里几枪。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自作家的一个偶发之念：让一个陌生人缺乏任何缘由地出现在一个刚果麻风地区。主人公建筑师奎里是一位决定退出人生舞台的老人，他功成名就，早已厌倦事业爱情等等一切人间事务，而来到这里满足了他逃离城市的愿望。同时，这趟旅行也是没有返程的，他笃定要死在这里：“我永远也不往回走了……没有人缉拿我。我没有犯过罪。我向你保证，我的事一点儿也不会引起别人兴趣。我退出了生活舞台，就是这么回事。”18不抱热情，不再期待关心，奎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来到了故事封闭的场景中心。他属于那种无法被——按照此地院长所说——窥探动机之人。奎里既不和托马斯神父或莱克尔的宗教亲近（奎里不认同宗教是一个人精神的终点），也不为小报记者帕尔金逊的世俗热情迷惑（“行走在救赎道路上的圣徒啊”）。可是在此之际，当所有人都来打探他内心的隐秘时，他又开始热情洋溢地表白自我。不错，是托马斯神父、莱克尔先生、帕尔金逊这些“必不容他人之匡正”的人阐释出了无数个版本的奎里（如虔诚的天主教徒莱克尔即推测他是带着政治目的来到刚果的），而我们也大可谴责他们，但奎里本人就没有任何错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有这么一段好笑却不无道理的议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随着阅历的丰富，（阿里萨）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生命攸关的大事。”19福勒曾用他的颓废换取新生，奎里则无能于此，他像是患了演说癖一般饶舌，直到莱克尔先生开枪把他打死。格林的笔本可在莱克尔拿枪找到奎里前戛然而止，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供读者想象，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正如奎里不曾用全部精力保全自己，反倒以向他人袒露一己隐私为乐，此间微妙远比奎里之死更值得读者回味。

　　总的来看格林的这三本书，《布赖顿棒糖》显示的是“善恶”与“是非”的对峙，作家似乎不置一词，《文静的美国人》令此前消隐于叙事的作者现身说法，力图对“现实的恶”（或“现实的善”）加以说明，最终指认了一种“积极作恶”的可能与危险。到了《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连曾经抵抗“积极作恶”的厌世也失去其自足性：虽然奎里自言与宗教无缘，但实际上他又将颓废作为一种“代用宗教”，至于他的宣讲，与宾基又岂非一类？宾基为了确认自己的宗教徒身份，引承受永世惩罚的勇气作为荣耀的证据；邪恶使他确认自我，这恰似奎里用“虚无”确认自我。

　　艾略特有一句话让我铭记至今：“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20——但洋洋自得的邪恶、“虚无”，正是愚蠢。他们自以为顽皮又聪明的狡辩能作为障壁保护他们，孰料仅是一厢情愿。当恶行累累或虚无颓丧的人不断展示自我时，他们已不再是为了让他人相信什么，这其实是一种向自我反复确认的形式，而他们也注定要在最后偿还展示的代价。同样，我们可以将评判派尔的那句话转来形容奎里：“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他们，要不然就是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21杀掉奎里，实则早有伏笔。

　　【注释】

　　1 [英]格雷厄姆·格林：《布赖顿棒糖》，姚锦清译，傅惟慈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

　　2 同上，第321页。

　　3 同上。

　　4 [英]奥威尔：《评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页。

　　5 转引自[美]哈罗德·布鲁姆：《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家与小说》，石平萍、刘戈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03页。

　　6 [英]艾略特：《波德莱尔》，《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王恩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7 [美]哈罗德·布鲁姆：《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家与小说》，石平萍、刘戈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03页。

　　8 [南非]J.M.库切：《英文版导言》，傅惟慈译，[英]格雷厄姆·格林：《布赖顿棒糖》，姚锦清译，傅惟慈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4页。

　　9 [英]格雷厄姆·格林：《布赖顿棒糖》，姚锦清译，傅惟慈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页。

　　10 [英]奥威尔：《评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页。

　　11 [英]格雷厄姆·格林：《文静的美国人》，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