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由韦斯（A. J. B. Wace）和斯塔宾斯（F. H. Stubbings）共同编写的《荷马指南》（The Companion to Homer），堪称最早涉入本文题域的著名“先驱”。该书虽然没有逐章逐节专门讨论荷马的伦理观，然而，卡尔霍恩（G. M. Calhoun）却将其“政治与社会”一章里的一小节题为“宗教与伦理”（页448-450），并将接下来的还不足一页的那一小节题为“伦理、礼仪和习俗”（页451）。

　　这些小标题中的词汇引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任何试图寻找适当词汇，以期从跨文化或多元文化视角探讨“伦理”之类话题的人，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尤其是，如果我们承认，在一种文化里被称为“善”的那种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可能以“恶”的面目出现。卡尔霍恩曾论及“认为荷马史诗中不存在道德问题的错误观念：以基督教的谦逊为中心的美德，在荷马史诗里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受推崇，取而代之的，正是那些往往被基督教伦理观视为‘恶’的品性……”。

　　卡尔霍恩似乎没有看到，在对同一种行为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页451）：

　　然而由于对差异性的宽容，对英雄史诗的惯例和社会真实状况的遵循，荷马史诗中的善恶行为并非完全不同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形。

　　具备充分美德的人就是kalos[1]或esthlos或agathos。心灵被邪恶占据而缺乏美德的人则是Kakos。除了更具个人性的品质之外，一些可能被视为社会美德的品质得到明确的认同，对于负责其子民之福祉的国王或族长而言，尤其如此。

　　这些定义包含荷马的价值术语的使用原则：“如果某人有德行（arete）[2]或美德（aretai），就可用善（agathos）[3]或真（esthlos）这样的语汇来标示和称赞。然而这两个词都未赋予一个具备美德的人（the aretai）以任何内容上的信息亦即按德行标准（arete-standard），一个好人（the agathos）所应具备的品行，如果他被认为是善的（agathos）。”为此，卡尔霍恩认识到，我们必须求助于荷马的文本，从中寻找我们此处论及的品质和行为，特别是那类能明确标明德行（arete）的品质和行为。

　　20世纪中期，斯蒂文森（C. Stevenson）和黑尔（R. M. Hare）等道德哲学家发起一场深入研究价值术语的活动（Stevenson，1944；Hare，1952）。如果熟悉这些研究，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洞察可能会更敏锐。此前，艾耶尔（A. J. Ayer）已将“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理论引介到英语国家（Ayer，1935）。这些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是非理性的；因为，某人自己支持某种道德判断，或者把它推荐给别人，两种做法都不具备正当的理由。一个做出某种道德判断的人，他所能道说的东西，实际上不会比“冰淇淋很棒”或“我喜欢冰淇淋”这类直接表述更客观。同样，反对某种价值判断的任何人，也不比“冰淇淋很脏”或“我不喜欢冰淇淋”这样的回答更有意义。有些人会反驳说，道德争论在他们看来与上述关于冰淇淋的表述完全不同。对此，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可能回答说，对“这是好的/光荣的/正义的行为方式”这句话的最好解释就是：“我赞成这样的行为方式，我也这样做”。[4]道德争论的附加因素就是要求对话人也附和赞同。它不包括道德语境中能被引证的任何理由，但它对于赞同某种口味这样的问题不适用。假如喜欢冰淇淋的人想将这种喜好强加给他人，那么，关于冰淇淋的判断，在效果上可能就是一种道德判断。

　　荷马（约前9世纪-前8世纪）

　　倘若道德判断果真像艾耶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声称的那样，是缺乏理性的判断；[5]那么，研究荷马的伦理观，或是将它与任何别的东西作比较，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只是在将无序的、无理性的东西与无序的、无理性的东西相比较。[6]黑尔和其他学者深化了这一观点。通过观察，黑尔发现，即便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要是某人不属于某个团体，但他却有着该团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则无论该团体多么微不足道，这都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情形。在该团体内部，人们使用的价值术语不仅表示赞成或不赞成，而且还揭示了真实的信息，或对事实问题的更准确的期望。譬如，某人受自己的老友（退役的）陆军准将蒂芬的邀请，去火车站见一个人。他要见的这个人被大致描述为一个“快乐的好小伙”。那么首先，他可能不会去注意某个留胡子穿拖鞋的年轻人。原因很明显：他知道准将心目中的“快乐的好小伙”是何种人（从相对常见的“为什么”的意义上讲，他究竟为什么会那样认为呢？）。当然，他这样做可能会犯错；因为胡子背后潜藏着的，可能恰好是特务机关的某个英勇而训练有素的间谍，就像好人（the agathos）奥德修斯，隐身为一个游荡的乞丐，却成为自己府邸里的一个恶人（kakos）。当然，此处还没有穷尽相应的可能性。这位杰出的陆军准将，可能在奥克兰的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街头有类似于圣徒保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经历，[7]需要对目标和价值进行根本的修正。然而，一旦解释一切，“快乐的好小伙”这样的描述就能继续引起期望，尽管是不同的期望。[8]

　　虽然道德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将视线转向了其它问题，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得出的结论，对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仍然适用。价值术语的确具有提供信息的一面。如果我们要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成长，或者要请教某位当地信息提供者，抑或我们阅读分析的是荷马史诗这种用早已死亡的语言写成的文本，就必须具备上述有关知识。同样，价值术语也具有情感的一面。其结果便是，对于用来转译荷马那套价值术语的任何价值术语，都可以根据这两个变量来进行评价。[9]此处以arete和virtue这两个术语为例予以说明。就virtue作为称赞人的品质中最有力的英语词汇而言，arete在荷马的语言和以后的希腊语里拥有与之相似的地位；因此，将arete译为virtue是准确的。然而，考虑到所称赞的品质的范围，两者又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这样的转译又不准确。这种转译还可能造成严重误导。有了以上的区分和这些分析手段，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讨论荷马的伦理观这一话题。

　　荷马在唱诗

　　正如黑尔的观察，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多元化社会，倘若有人说他找不到一个与他具有相同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的人，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想象。比较起来，荷马时代的希腊，还根本不算多元化社会。[10]如果是的，我们也许倒有理由希望，从荷马史诗里，我们能发现（这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其中的许多价值术语的适当使用范围在总体上应该一致，当然我们不应指望完全一致。价值术语仍然是价值术语，不会失去其情感力量。试图说服他人——这不是价值术语的唯一功能，但它毕竟是价值术语的一大功能。因此，本文旨在展现荷马史诗中有关的希腊价值术语的使用范围和情感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结合荷马时代社会的其它特点进行阐述，以便读者能对这些信息做出更透彻的判断。

　　既然进行这种探寻需要借助叙事研究，我们就必须对荷马时代的家族和更模糊的实体即城邦有所了解。我们会发现，荷马时代的好人（the agathos），作为一家之主，由于他所处的社会提倡尽力自助；所以，一旦危机出现，他就必须表现“竞争”的卓越能力，尤其是“勇气”，因为此时，它们才是至关重要的品质。严格来说，这种要求必然是因为“勇敢才会取得成功”，除非一个共同体能够存在并能保全自己，否则，“合作”的卓越能力就不可能顺利地付诸实现。我们还会发现，史诗中的人物已经认识到了那种社会状况——在此社会中，这些价值具有它们在荷马史诗中也肯定会有的那种吸引力。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跨文化的价值研究方法。为此，我们关心的不是哲学批评方法，而是“人类学”方法。借助这种方法，那个推崇我们所发现的这些价值的社会之特点，与处在该价值系统中却又背离其文化的那些成员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之间，具有怎样的不一致性就能向我们显现。这种研究必须是“价值上”的而非“道德上”的：要是我们筛选出受推崇的一组价值（当然，它们通常也是我们自己的共同体所推崇的价值），并称之为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道德”，这样做就很有可能忽略许多因素。因此，把一个社会认为重要的一整套价值当作相应的社会价值（但不必同等重要），这才是对于跨文化的价值研究最有启发的方法。我们应该首先鉴别它们，适当注意史诗人物所作出的有关判断和评价，注意他们进行这样的判断和评价的依据。此外，我们还应该仔细研究诗人隐藏于史诗中的某些“固定模式”，例如，《伊里亚特》卷12行310-328，关于萨尔佩冬（Sarpedon）对格劳克斯（Glaukos）所说的那一番话。

　　希腊钱币上的荷马画像

　　读者应当注意，我在这一点上使用的“价值”和“目标”，其含义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学者。“价值”通常被用于行为人向自己提出的想要追求的“目标”；它旨在暗示，将这些价值贯穿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行为人对目标的追求。我使用的“目标”一词，其限制条件是：人们可以清楚地预见这一目标，譬如洗劫特洛伊城，建立和谐社会，减少国家债务等目标。另一方面，“价值”也意味着某些有助于或被认为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如果目标是和平与繁荣，那么，探究这些价值否真正有利于实现可预见之目标，在通常情形下就有意义。这些价值可能隐含于以下这类用语：“被打败是可耻的（aischron）”，“化敌为友”，“好人（the agathos）必须英勇善战”。接下来的讨论试图逐步阐明，价值可能不利于目标的实现。

　　“善良”、“德行”及类似术语

　　现在，我们开始更全面地研究荷马的价值术语。首先，我们浏览一遍含有善、真、美（agathos，esthols，arete）和及其对立面恶、假、丑（kakos，deilos，and kadotes）这些词汇的诗句。与大多数希腊价值术语一样，这些词语也不可转译。但是作为最能称赞或谴责某人及其行为的词语，它们也可以被译为“好的”、“美德”、“坏的”、“恶的”等等。这些词汇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相似的位置。[11]但我们将会发现，它们所称赞和谴责的品质却极为不同。

　　求婚人选出二十个精壮男子（aristoi）去途中设伏，企图谋害自己的主人特勒马科斯，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奥德赛》卷4行778）。某人可能具备“捷足、善战诸种美德（aretai）”（《伊利亚特》卷15行642）。[12]涅斯托尔建议阿伽门农，按照部落和族群把将士们分开，这样一来，他们中谁是勇士（the agathos），谁是懦夫（the kakos），就一目了然（《伊利亚特》卷2行365）。就此范围而言，我们要考虑到军事上的竞争优势。然而毫不奇怪的是，恶（kakos）的和善（agathos）的“社会的”用法可以与之搭配使用。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奥德修斯扮成乞丐，声称自己精于各种粗活，即“下贱人（the kakoi）伺候高贵人（the agathoi）的活计”（《奥德赛》卷15行324）。

　　这些用法当然不在于含义上的区分，而是表明，“优等人”和“劣等人”各自显示本领的不同行为领域。

　　显然军事上的竞争优势是首要的，我们也许期望它们能优于安宁的、合作的品质。[13]的确，只有“竞争的”才被说成美德（aretai），而“合作的”则不是。（须知，在那个时期的希腊语里，还没有什么术语可用以表示和称赞——学者们在习俗意义上使用英语词汇时惯于视之为美德的那种——整个品质范畴）。

　　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倾听女妖的歌声

　　从其语用范围演化而来的agathos（好的）一词的内涵，显然也包括军事力量、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这些品质一并受到推崇，因为它们必然同时出现在荷马史诗反映的那个社会里。战士必须为自己赢得精美而昂贵的全副甲胄。在没有货币的社会里，财富在本质上等同于土地。结果就逐渐衍生出一种由上述词汇反映出来的“战士贵族”制度。

　　当然也有一组用以贬斥行为的词汇。相比之下，用于称赞受谴责的反面行为的词汇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谴责发生在危急时刻，较之于和平宁静之日或被荷马时代的社会看作和平的时期，失败的后果更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故此，失败是可耻的（aischron），但是，高尚的（kalon）行为不是指庆祝胜利：它用来给战斗间歇期的行为提供建议。[14]

　　这里涉及的词语有：中性形容词可耻的（aischron），最高级形容词最可耻的（elenchistos）及名词耻辱（elencheie）。它们在荷马史诗里不常出现，但是，当极端危险时刻需要这样有力的词汇出现时，它们就一定会出现。毫不奇怪，这些词语与agathos（善的）有着相似的使用范围。《伊利亚特》第2卷里，奥德修斯对阿伽门农说，这些希腊人想使阿伽门农成为所有凡人眼中最不体面、最可耻的人（elenchistos）；尽管出征时他们许诺要洗劫了特洛伊城之后才回家。但由于长年征战的重重艰辛，他们渴望回家也情有可原。可是，就这么空手而归则也是可耻的（aischron）。

　　可见，不仅仅战争失利会遭受谴责。佩涅洛佩之所以责备特勒马科斯，是因为，当奥德修斯扮成“乞丐”走进特勒马科斯的庄园，遭到求婚人的威胁和恶语而蒙羞（aischos）时，特勒马科斯没有帮助奥德修斯还击那些求婚人。欧迈奥斯（Eumaios）也可能遭受耻辱（elencheie），若不是当奥德修斯出乎意料地走进欧迈奥斯的农宅时，欧迈奥斯的看门犬对他狂吠的话。

　　这些词语和agathos（善的）那组词语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失败是可耻的（aischros），必然遭受耻辱（elencheie），从而让人为之感到羞耻。

　　《佩涅洛佩和追求者》，

　　作者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1917)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荷马的勇士和国王享有的丰富特权。萨尔佩冬问格劳科斯为何“吕底亚人那样用荣誉席位、头等肉肴和满斟的美酒敬重（timesthai）他们” (伊利亚特卷12行310-328)。显然，原因在于他们为共同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体需要他们冲锋陷阵，英勇作战。这样，他们的崇拜者就会说他们的国王统治得体，并且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上述特权。[15]

　　荷马时代的国王是最高尚（the aristoi）、最优秀的人（the most agathoi）。对他们使用这一最有力的赞语的依据很明显：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共同体或进攻其它共同体时最具战斗力。在荷马时代的共同体里，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所谓的和平时期，他们都必须表现出非凡的胆量，赢得骄人的成功。他们的战斗力需要全副甲胄，这是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因为此外，他们也必须勇猛并且善于使用甲胄（而且还必须获取真正的胜利，因为失败的后果太可怕）。

　　这些国王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于他们在战场上出奇地勇敢，功勋卓著且富有战斗力。作为王室的头领，他们继承财富，而他们获得的这些财富实质上就是土地、牧群和奴隶。由于大多数勇士（agathoi）都是世袭，因此从本质上讲，荷马时代的社会是“土地贵族制”。[16]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社会的价值不管是善的（agathos）还是恶的（kakos），似乎都一样是合适的，因为勇士对共同体的稳定和存在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懦弱的庶民（the kakos）无论怎样都做不到的，不管他有多少合作的卓越能力。事实上，他按照合作的卓越能力所贡献的行为，这种能力比乍看表现出来的要弱小。关心公正行为的语境对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即法官之正义的强调，远远胜过关心默默合作的邻居之正义的语境对法官之正义的强调。毫无疑问，家族或城邦之续存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这或隐或显地表明，它是希腊社会伦理和政治的一个价值前提。[17]

　　在和平时期，家族中武装精良的头领的贡献同样意义重大。我们不妨想一想《奥德赛》开篇时，奥德修斯的家庭在主人远离后遭遇的困境。第2卷里，遵照女神雅典娜的指引，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召集民会。这很快使我们明白：（a）伊塔卡（Ithaka）自奥德修斯二十年前征战离开之后就没有举行过集会；（b）除了奥德修斯，已长大成人的特勒马科斯也有权下诏召集民会。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发生在伊塔卡的这场家家户户都参加的集会，它关心的是城邦利益还是各自的家庭利益。通常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比如遇上敌军压境之类紧急情况时）才考虑那样的集会；然而，二十年来都没有集会之事发生。奥德修斯征战在外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种种问题，而这对伊塔卡的其他家庭却并没有带来多少问题。勇士的首要作用就是保卫他自己的家庭；这实际上也保证了竞争优势的优先性。

　　《海伦辨认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斯》，

　　作者Jean-Jacques Lagrenée (1739-1821)

　　能够把伊塔卡人凝聚起来的主要情势，是某些抢劫者对伊塔卡的进犯。依据上述理由，此时成功地抵御敌人就变得至关重要。正如奥德修斯认识到的，这时，任何消耗力量只求自保者都会被当作敌人。奥德修斯杀死求婚人的举动，不会被视为盛怒的君王用以惩罚不听话的臣民的那种正义之举。求婚人被杀，是他们咎由自取。这样的判断反复出现了好几次（例如《奥德赛》卷22行416）。然而杀死他们就意味着，奥德修斯和他忠实的支持者就必须向伊塔卡人，向自己的乡亲们开战，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城邦的栋梁（herma poleos）（《奥德赛》卷23行121-122）。也就是说，这些求婚人是被公认的勇士（agathoi）或显贵（esthloi）。他们所属的社会等级，每当城邦遇袭时，有义务成功地保卫城邦，而且，一旦成功，他们就可以充分地享有特权。总体而言，奥德修斯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杀死他们：求婚人的过错并没有给伊塔卡造成损害，因此还不至于要伊塔卡折损这么多战士。简言之，他们是不正当的（adikoi）人，却又是显贵（agathoi de）——这是更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18]至此，拥有竞争优势最终优于拥有合作优势的缘由就非常明显了。

　　荣  誉

　　对荷马史诗中出现的表示奖赏和特权的词汇进行分析，这对于我们的论题非常重要。其中的核心术语就是time，通常被译作“荣誉”。这可能会引起误导，因为一方面它暗含“名誉的”之意；此时它与物质报酬相对照，是一种附属于某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可以愉快接受它，但它对此人的继续生存并不必要。荷马史诗中的荣誉却根植于物质，对于英雄的生存不可或缺。荷马的价值观跟所谓基本人权毫无关系。荣誉通常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不管这些物质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其实，荣誉已经超越了其“物质”内涵，因为获得荣誉意味着提高社会地位，而失去荣誉就意味着其地位之根基受到打击。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萨尔佩冬和格劳科斯获得的物质财富——那是他们应得之物，一旦他们身着精美的铠甲且作战英勇。拥有可以提升地位的物质财富，源于过去的优惠待遇的惯例，获得同等条件下更多的物质财富，或者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些财富被夺走……如此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勇士或国王采取行动的重要动机。《伊利亚特》第一卷里，克律塞伊斯（Chryseis）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向阿波罗祈祷。于是，阿波罗从阿伽门农那里夺走克律塞伊斯，阿伽门农因此失去荣誉。与阿喀琉斯发生激烈争执之后，阿伽门农抢走阿喀琉斯的战利品布里塞伊斯（Briseis），从而也夺去阿喀琉斯的荣誉。为重新获得荣誉，阿喀琉斯求助于母亲——海神忒提斯（Thetis）。凭着过去曾有恩于宙斯，忒提斯说服宙斯，要他等到阿喀琉斯重返战场，重新获得与他失去的荣誉相等的一份荣誉之后，才让希腊人获胜。

　　忒提斯将阿喀琉斯倒浸在冥河之中

　　《伊利亚特》中，最明显涉及荣誉的物质特性的诗句，出现于卷9行434-605。福尼克斯（Phoinix）苦心规劝阿喀琉斯，要他接受阿伽门农补偿给他的礼物，返回战场：

　　保卫已经着火的战船，对你而言可能更高贵（kakon）[19]。不，接受礼物（回去）吧！阿开奥斯人（Achaeans）会敬（tiein）你为天神。[20]要是你得不到礼物也参加毁灭人的战争，尽管你制止了战争，你也不会受到同等的尊敬（timeeis）。

　　如果把此处的tiein译为“荣誉”（honor），把timeeis译为“受尊敬”（honored），那就是说，福尼克斯告诉阿喀琉斯，要是他接受礼物，阿开奥斯人将会更加尊敬他；然而，要是他不接受礼物而回去作战，他们就不会如此高度敬重他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很古怪。但是，倘若我们从物质角度理解荣誉，那么它外在地表现为财富和礼物，内涵则指随胜利而至的特权。如是观之，一切疑虑就会迎刃而解。如果阿喀琉斯推迟归程，等到战船燃烧起来，他就得不到礼物，因为他将不得不参加战斗或者自我毁灭。

　　在《奥德赛》中，求婚人的过失并不在于，他们在佩涅洛佩的丈夫还活着时，就向她求婚（固然因为他们相信奥德修斯已死）（行704），而是在于他们肆意消耗奥德修斯（或特勒马科斯）的家财（荣誉）这一真正的恶行；何况这些求婚人是故意为之。在一座毫发无损的理想化的阿瑞塔（Arete）和阿尔基诺奥斯（Alcinous）的宫殿里，阿尔基诺奥斯提出，他和他的长老们将分别馈赠奥德修斯一份礼物，随后再重新获得荣誉（tinusthai），即从他们的费埃克斯百姓（Phaiakians）那里找回因馈赠而失去的那部分荣誉，“因为我们难负担馈赠这样的厚礼”（第13行15行）。

　　至此，荣誉在荷马史诗的价值系统中的至关重要性应该很清楚了。正如萨尔佩冬描绘的那样，当这一系统运转正常，每人分得应有的荣誉，那么，和谐的共同体就会随之形成。但是，荷马的英雄们却近乎疯狂地为他们的荣誉份额（moirai of time）而焦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情节都映证了剥夺荷马英雄的荣誉会造成怎样的后果。[21]阿喀琉斯曾经指责阿伽门农，说他军中的勇士和懦夫分得了同等的荣誉（《伊利亚特》卷9行318-319）。这就是明显的谴责。事实上，这与其说是对荣誉，还不如说是对英雄之勇气（arete）的认可，因为当遭遇危机时，英雄必须动用他的勇气去抵御，这才是解决紧张形势的最后一着棋。

　　荣誉与美德

　　一组彼此关联的词汇显示了荣誉在荷马的价值系统中的优越地位。所有的凡人和天神都可以在荣誉的天平上排出尊卑秩序来。宙斯高高在上，其他天神簇拥着他——他们都高出凡人一等。不管是最强大的尘世统治者，还是最卑贱的不受尊敬的流浪汉（atimetos metanastes），他们都位居诸神之下。因为没有荣誉，流浪汉虽然很不情愿，也不得不去别处谋生。很显然，他可能受到伤害，而伤害他的人却会毫发无伤。当荷马的英雄被剥夺了巨大份额的荣誉时，当他认识到自己因此可能处于荣誉等级的底部时，他会疯狂地还击：阿喀琉斯曾两次抱怨阿伽门农把他当作“一个不受尊敬的流浪汉”。这样的言辞无疑有些夸张；然而，阿喀琉斯生活的世界处处危险重重。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保障他可以获得别人的帮助。

　　勇士和国王之所以享有最大份额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奥德修斯曾在费埃克斯（Phaiakia）即阿尔基诺奥斯和阿瑞塔的宫中提醒过我们，游吟诗人也发挥了作用，他们也应分得相应的荣誉和羞耻（aidos）——既然缪斯教会了他们吟唱。

　　德修斯在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洞穴里

　　那么，按照通常的情况或现实处境，凡是拿不出什么东西去换取荣誉的人，是否还有希望从别处获得自己无力换取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会得到宙斯神（Zeus Xeinios）——“客旅者”之神宙斯——的保护，或是得到宙斯神（Zeus Hiketesios）——“求援者”之神宙斯——的保护。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两种宙斯神形象。

　　奥德修斯曾告诫独目巨怪库克洛普斯（Cyclops），说宙斯是所有求援者和客旅者（hiketai，xeinoi）的保护神（epitimetor），比如奥德修斯自己及其船员。这里，琼斯（Liddell-Scott-Jones）将“复仇者”（avenger）视为保护神。但是，库克洛普斯的行为与要求“复仇”扯不上关系。我们不妨来留意epitimetor（保护神）一词的词形。这个词形只出现在此处。我们可以推测，其含义是“把荣誉赐予”某个可能得不到荣誉的人。宙斯的做法是：从那些未曾给无助者提供过荣誉的人手中剥夺一些荣誉，并将其转赐给无助者。下面，我将回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像其他奥林波斯诸神一样通常更关心自身荣誉的主神宙斯，究竟为什么会有上述举动。

　　假设荣誉表示某个强大家族拥有的，足以保障该家族之地位的财产，并且它随着战利品分配的逐渐增加而增加；假设该家族的庄园就是这些荣誉的存储地和庇护所，假设勇士的主要作用就是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荣誉。那么结论必然就是：勇气（arete）和荣誉就是荷马史诗中最重要的价值术语，并且两者关系紧密。

　　考察与time（荣誉）紧密关联的其他词汇的用法更能说明这一点。对于荷马时代的社会而言，荣誉的重要性更清楚地反映于从同一词根演化而来的两个动词tiein 和tinein及其中间形式tinesthai。Tiein是timan即honor（荣誉）的同义词，它表示赠与某人荣誉的活动，被赠者是这一动词的宾语。Tinein表示这种交易行为，当荣誉成为这个动词的宾语时，有“付出荣誉”之意。而tinesthai则表示“重新获得荣誉”。这些短语或词语都没有特别强调荣誉作为具体的“物质”这一内涵。[22]

　　《奥德赛把克律塞伊斯归还给她的父亲》，

　　作者Claude Lorrain(1600-1682),此画现藏于卢浮宫

　　上述事实说明，家族荣誉增减的任何情形都以同一种方式被概念化了：不管翻译结果强调什么，荷马所使用的希腊语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荣誉的转移。阿尔基诺奥斯可以从其属民那里得到他想要的财富，以便重新获得荣誉（Tinesthai），用以补偿他和长老们因赠与奥德修斯昂贵礼物而造成的自身荣誉亏空。他似乎享有充分的权力，仅仅通过颁布法令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既能实现荣誉的转移，同时却无人遭受惩罚——尽管在别的时候，一旦涉及荣誉补偿（apotinein），必定会有人“受到惩罚”。与此相同，阿喀琉斯曾试图劝说阿伽门农将克律塞伊斯还给她的父亲，并且不向希腊人索取任何回报。他还补充说：

　　“但是他们（希腊人）将三倍四倍地补偿”，在他们洗劫特洛伊之后。《奥德赛》卷3行195-198告诉我们，埃吉斯托斯（Aegisthus）“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apetise）……因为奥瑞斯特斯（Orestes）让弑父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etisato）”（奥瑞斯特斯为父报仇而杀死埃吉斯托斯）。

　　荣誉转移的两个方面在这几行诗句里都涉及到了。对一个仁爱者（a philos）或是预期中的仁爱者给予荣誉补偿，当然是为了促成一种互惠关系；而对敌人也这样做，则是情势所迫，因为这对自己就意味着“惩罚”。这些例子表明，荣誉转移确实会发生——这就使上述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彼此联系起来。

　　最后，对与荣誉（time）相关的一组词汇的解释，须与对勇气（arete）一组的解释结合起来看。在荷马史诗里，arete的含义是：勇气、体力、地位和名誉。它实际上可以用来表示和称赞所有这些品质的总和；因为荷马时代社会的总体需要决定了，所有这些品质作为美德都应在某些个体身上统一起来。具有arete的人必须是勇士，而且必须拥有大量财物和德行，与此相应，他就享有某种程度上标明和称赞他那种社会地位的荣誉。事实上，一个人的荣誉就是他的地位，具体而言，在荣誉等级序列中处于最高位置的，是不朽的天神，处于最底层的则是游荡的乞丐。一旦一个人的荣誉被剥夺，那就意味着他在物质上也近乎贫穷甚至赤贫，有时还可能是意味着迅速的死亡。如是观之，荷马史诗中那些围绕荣誉问题发生的暴力和血腥场面，就很少会让人奇怪了。

　　友  谊

　　然后，我们再来看史诗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术语philotes 和 Xenie，它们通常被译为“友谊”（friendship）。Philotes的形容词或名词是philos，其动词是philein。而xenie的名词是xeinos和xeinodokos，形容词是philoxeinos，动词是xeinizein/xeinizesthai。由词根-xein构成的词语表示的所有行动和关系，也都可以由词根-phil构成的词语表示。反之则不然。稍后我们将会发现，把它们译为“友谊”并不完全合适。

　　一般词典为荷马的philos提供了两种“解释”：“自己的”和“亲爱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表明荷马的语言（他的语言中包含一套完整的反身代词性的形容词）也需要philos一词的缘由。可是确实存在许多例子，其中的philos如果译作“亲爱的”，会让人莫名其妙（当然这并不非是说，其它例子中的翻译就准确完美，此处只想说明，这种翻译会引起很多问题）。

　　换个角度，倘若我们能参照上文对agathos和arete，time和tinesthai之关系的分析，来讨论此处的问题，很多东西就会不言自明。通过辨析荷马的勇士一词，我们已知道，作为勇士必须保护自己的家庭及财产。但是，无人可以单靠自身力量就足够抵御来自敌对或冷漠世界的入侵，不管他可能武装得多么无懈可击。这时，荷马的英雄发现一个很有用的词语，其功能就是，将他能够或应该能够依靠的那些人力和物力，跟世界的其余部分区别开——这种区分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这类术语的功用。

　　我们从勇士这个词入手，然后再展开研究。我们首先来看与勇士自己相关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Philos可以用于这些方面。例如：

　　“但我的心啊为什么要忧虑这些事情呢？”（But why did my philos spirit [thumos] say these things to me?）（《伊利亚特》卷11行407）“他们已经疲惫得浑身关节瘫软。”（Their phila limbs were ‘loosed’ with grievous toil.）（《伊利亚特》第13行85行）

　　这些诗句中的philos如果译作“自己的”和“亲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都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把它们与荷马的philos的其余用法相比较，那么，我们能想象出荷马本来的用意何在吗？如果我们把关注勇士的视线移得稍远一点，我们就能找出这样一的例句：‘phila clothing’，‘phila bed’，‘philos…patridos aies…’，‘Dear native land’？‘Own native land’？‘Own dear native land’？对于不同的例句我们也许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我们也许不会赞成。但是，倘若我们注意这些希腊语，我们就很难想象，我们这种理解对于荷马及其同时代人意味着怎样的差异。

　　《奥德赛》剧照，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

　　即使我们只考虑philos用于人的情形，也会存在一些困惑。其中最离奇的例子就与埃里费勒（Eriphyle）有关。奥德修斯在冥府遇见过她的影子，这样叙说：“邪恶的埃里费勒，她收受贵重的黄金，出卖了自己的丈夫（philos aner）”（奥德赛卷11行326）。

　　此处，在翻译该词时，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荷马的本意究竟是own aner还是dear aner呢？

　　要是译作dear，显然不适合这里的语境。要是译作Own aner，则在此例中，因其没有爱的内涵，倒显得恰如其分——特别是考虑到，这里的aner译作“丈夫”正好需要此处语境提供那样的含义。但是，如按通常的做法把philos译为dear，那么，我们又怎样将philos的这种用法与它的另一种用法相联系呢？

　　此处有一种相关的固定形式。希腊人狄奥墨得斯（Diomedes）碰见吕西亚人格劳科斯，按荷马英雄对话的惯常方式，他问及格劳科斯的身世（《伊利亚特》卷6行119-165），格劳科斯说出自己的父亲（希波洛科斯，Hippolochus）和祖父（柏勒罗丰，Bellerophon）的名字。然后，狄奥墨得斯回答道：

　　那么你很早就是我的祖辈家里的客人（xeinos）；因为神样的奥纽斯（Oineus）在厅堂里款待过白璧无瑕的柏勒罗丰，他们还互相赠送过宾主间的漂亮礼物（Xeineia）。

　　此时，狄奥墨得斯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俩应该避免在战场上互相残杀。

　　狄奥墨得斯和格劳科斯互不相识，但源于祖父们之间的交好，他们不愿意兵戎相见。对此，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从“互助”这层意义讲，xeinos可以说是与勇士有联系的族群中最遥远的成员——他是勇士的友人（philoi）。由于他与族群的关系最远，求助他的时候并不多见，但是每当需要帮助时，尤其是遇上最紧要关头，关系最远的xeinos至少也能尽绵薄之力。当然，xeinos不可能为了某个瞬时事件，如特洛伊战争，而甘愿拿自己的卓越能力去冒险。由此，Philotes和xeinie都属于客观的关系，不依赖这些参与人的情感因素。阿尔戈斯王安菲阿拉奥斯（Amphiaraos）是埃里费勒自己的丈夫（philos aner），不管她对他后来的感情怎样。当然，此处并不是说，所有的希腊人在友谊或宾主关系中都不带感情，而是想指出，感情不是将友谊关系维系起来的一般要素。

　　荷马的伦理观和诸神

　　荷马的尘世人物们必须避免做出任何可能遭致神明愤怒的行为。神明是否动怒是一个需凭经验判断的问题。荷马的信仰里没有死后遭受报应之类的现象。凡是用来表明天神对凡人的有关行为之好恶的重大事件，[23] 无论祸福，一律会降临在行为人活着的时候。

　　天神让他们愤怒的某个声名显赫的凡人遭受出乎预料的不幸，而让他们喜欢但却不成功的人获得出乎意料的幸运——这样的可能性在荷马史诗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凡人的成功和失败，或多或少总是等价于神明的好恶。

　　所以，荷马史诗中的凡人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实际的需要就是，必须设法弄明白，他们的神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们相信，诸神比人类具有更多的德行、荣誉和更强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相信，在这类品质方面，贵族都优于庶民（kakoi），而天神又优于这些贵族。他们由此推断，诸神也出于类似考虑并采取相应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反过来说，不管他们这样的推断本身是否合乎情理，反正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推断。对于荷马史诗中大多数神的行为，可以通过与尘世贵族的类似行为相比较，而非与不偏不倚的法官相比较，来获得解释。

　　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

　　神也徇私情。独目巨人族的库克洛普斯、波吕斐摩斯（Polyphemos）的行为方式，足以让好客而文明的希腊人触目惊心。但是，由于库克洛普斯是波塞冬的儿子：他只要向父亲祈祷，波塞冬就只会责怪奥德修斯，而不会去虑及什么正义问题。同样，宙斯也不是为了给阿喀琉斯伸张正义，或为他的某个要求才关心此事，并给希腊人降下灾难，致使他们遭遇凄惨，直至阿伽门农不得不去安抚阿喀琉斯为止。宙斯干涉战争的真正原因乃是：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向她求助，而忒提斯又曾有恩于宙斯，宙斯才答应了她的请求；也就是说，是阿喀琉斯与忒提斯的血缘关系，才使他最终得到了宙斯的关照。

　　实际上，宙斯并不想赐予这样的关照，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把诸神看作可以“长生不死”的希腊贵族，就容易理解了：宙斯很担心，如果他帮助特洛伊人，他跟赫拉之间的争执就会没完没了。不错，宙斯一向就偏爱特洛伊人，因为他们总向他献上丰盛的供奉。后来争执果然开始了。宙斯之子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于是说：

　　“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一切该忍耐的都会过去，如果你们俩为了凡人的事这样争吵……我们美好的饮宴就没什么快乐可言了，因为将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美好的饮宴”当指天神们那种不间断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不能因为操心尘世的事情而受到干扰。

　　诗人对上述情形有直接描述。《伊利亚特》第4卷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赫拉很生气，因为她反对特洛伊人的努力似乎都将付之东流。宙斯表示愿意做出让步，条件是：日后若是他想毁掉赫拉特别喜爱（philoi）的某个城市，赫拉也不得试图阻止。赫拉同意了宙斯的条件，并对此协议比较满意。她认为，既然她的血统与宙斯的血统是平等的，那么，这应当保障她的愿望能在某段时间能得到实现。可见，一个尘世贵族家庭的两个成员，有时需要解决一次可能牵扯自家某人与某个“外人”之间的争端。此时，无论这家的领地有多丰饶广阔，一个“外人”都不可以恃宠而从该家庭要求回报，一旦这种回报会如此严重地影响其成员的内部关系。

　　阿喀琉斯之怒

　　又如《伊利亚特》第24卷中有这样的情景：阿喀琉斯绕特洛伊城[24]用战车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示众。于是，在偏爱希腊人与偏爱特洛伊人的两派天神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阿波罗指责诸神的铁石心肠，他说：难道赫克托尔没有经常给你们献祭？“尽管他（阿喀琉斯）是个善人（agathos），但也不该惹我们生气。”

　　赫拉气愤地回答说，要是众神赐予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以同等的荣誉，阿波罗那一番话也还在情理之中。[25]然后，她接着说：

　　可是赫克托尔是凡人，吃妇人的奶长大。阿喀琉斯却是女神的孩子，他母亲是我养大……我把她嫁给一个凡人——此人就是佩琉斯……天神们，你们都参加过婚礼……你（阿波罗）也曾在席间吃酒弹琴，你却和坏人为友（kakos-lover），不忠诚。

　　宙斯便来从中调停。毫无疑问，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享有同等的荣誉。对众神来说，赫克托尔是天神最宠爱的（philos）的凡人，他总是慷慨地给诸神献祭。所以，天神才嘱咐赫克托尔的父亲普里阿摩斯（Priam）带上大量象征荣誉的礼物(time) 去见阿喀琉斯，以此赎回赫克托尔的尸体。

　　这就是天神们能给予赫克托尔的最大回报。崇奉天神的凡人们不应指望有什么不偏不倚的正义之举。[26]

　　宙斯与正义

　　尽管如此，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确实又有许多诗句表明，天神尤其是宙斯与正义（justice）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欧迈奥斯对扮成乞丐的奥德修斯说，他敬重来客（atiman a xeinos）是不公正的（themis[正义]），即使来人比奥德修斯更卑贱（kakos）；只因为，所有外乡人（xeinoi）和求援者都受宙斯保护。

　　奥林波斯山神

　　这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的那些追求荣誉的奥林波斯山神而言，似乎是不太可能扮演的角色。宙斯曾经保护过行旅者、陌生人、乞丐和客人，这也可以解释；因为此时，站在一个生命有限的勇士的立场来说，如果宙斯不能成功地保护他们抵御所有入侵者，这对宙斯来说就是可耻的（aischron）。我们应该记住，宙斯自己也并非无所不能，假如他没有保障求助者的安全——这也许暗示了他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很难说清楚，此处讨论的这位宙斯为何会首先考虑这类人群。

　　这种想法也许不会出现，如果只有乞丐需要“客旅者”之神宙斯或者 “求援者”之神宙斯的帮助。事实上，不仅乞丐需要这样的帮助。一般而言，宙斯会对赐予求援者（ hiketai）和客旅者（xeinoi）荣誉。求援者（hiketes）往往是“外来者”，所有的“外来者”来到新环境之后，必然要寻求当地某个具有强大力量的人的庇护。

　　结  语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荷马的价值系统经常不能服务于荷马时代的社会目标。该系统不能保障比家庭更大的集团的利益，不能把更广大的集体利益纳入视野——一旦出现这类利益冲突的时候，虽然这样的情形极其少见。国王们被赐予大量的荣誉，以确保他们能代表全体属民的利益，战斗在最前线。但是，他们是作为调遣其亲属或将士的个人而占有荣誉，享有声望。《伊利亚特》第1卷里，为了调停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的纷争，涅斯托尔（Nestor）向这两人指出，只有特洛伊人才会从他们的争吵中获益。但是，两人都不能明白涅斯托尔的用意。从竞争角度讲，每个人都害怕被对方置于不利地位，被对方说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在这一卷里，阿伽门农有两个目标。其一，他希望把布里塞伊斯从阿喀琉斯手中夺走，（712）弥补他失去克律塞伊斯这一损失；因为，遵照阿波罗的旨意，他已把克律塞伊斯无偿地还给了她的父亲。其二，阿伽门农也希望彻底打败特洛伊人，洗劫特洛伊城。他相信这两个目标互不抵牾。既然如此，阿伽门农避免损失荣誉的想法，就可以通过夺走阿喀琉斯的布里塞伊斯来获得满足。然而在《伊利亚特》第2卷里，阿伽门农已经发现，这样做是错的。到了《伊利亚特》第9卷，阿伽门农努力想纠正自己的过错，于是派遣使者安抚阿喀琉斯。

　　阿伽门农的使者

　　然而他这一招还是以失败告终。使节们试图依靠自己的私人交情向阿喀琉斯表明，他与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友谊（philotes）关系，与作为整体的希腊军队存在的友谊关系；他们本想以此说服阿喀琉斯，然而阿喀琉斯不为所动。毕竟，他们过去对他都做过些什么呢？[27] 福尼克斯强调阿伽门农答应补偿给阿喀琉斯的礼物时，对阿喀琉斯说“没有足够的荣誉可以安抚你”，所以，“并没有一个人对你的忿怒表示愤慨。”

　　在《伊利亚特》（卷9行523）和《奥德赛》（卷22行59）的有关情节的关键之处，这一用语都出现过一次。在《奥德赛》中，该短语出现在奥德修斯用箭射杀安提洛奥斯并暴露真实身份之后。欧律马科斯对奥德修斯说，每个求婚人提供价值二十头牛的物品给奥德修斯，以补偿他们消耗的奥德修斯的家产，但奥德修斯不为所动。

　　可能有人希望，学者们讨论这两部史诗中该短语所构成的用法上的相似性。但实际的用法却不同。

　　阿喀琉斯说过，没有足够的荣誉可以安抚他。我们知道，这样说不至于使阿喀琉斯显得苍白无力。由于他退出战争，无数本来不该被杀的将士遭到杀戮。

　　《屠杀求婚者们》，作者Gustav Benjamin Schwab(1792-1850)

　　奥德修斯也说过，没有足够的荣誉可以安抚他。他杀了一百多求婚人。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生活在荷马时代的所谓“和平时期”。就像阿喀琉斯常常被誉为“捷足的”那样，特勒马科斯的名字之前经常被冠以“贤明的”（pepnumenos）这一称誉，然而，他的处境却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在荷马时代的社会里，仅有贤明这样的品质是多么单薄无力。发生于厅堂的那场战斗中，特勒马科斯还只是年轻稚嫩的助手；而在《奥德赛》第24卷里，他信心百倍地实践了奥德修斯的劝告，声称自己不会在战场上玷污祖先的名声，祖父拉埃尔特斯（Laertes）也满心欢欣地赞叹儿子和孙儿敢于参加竞技，角逐勇敢（arete）之名。然而，这样的竞技却削弱了伊塔卡的自卫能力。

　　虽然那些求婚人对奥德修斯和及其家庭犯下了恣意妄为（atasthaliai）的罪行，然而杀死求婚人必定带给伊塔卡更大的灾难。可是，倘若不经战斗，双方都可能深陷于耻辱的（aischron）境地，如此一来，除了掀起另一场战斗，双方似乎就没有其它途径解决争端。荷马说，在这场战斗中奥德修斯本可以杀死求婚人的全部亲属，若非雅典娜及时出现阻止冲突的继续，并让双方缔结了和平的誓约。然而，有些奇怪的是，不少学者认为，从伦理角度看，阿喀琉斯当时的处境，比起被他们忽略的奥德修斯的处境更为复杂。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都说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他们损失的荣誉。奥德修斯知道：（a）之所有勇士之称，是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家庭和城邦更有能力保卫自己；（b）他和自己的盟友们已使伊塔卡无力自保。既然这些求婚人已死，就现在的处境而言，一切都将于事无补。可是年长的拉埃尔特斯却为儿子和孙子能够为了勇气之名而参加角逐的举动欢欣鼓舞。他对此的评语可能使史诗的听众联想到：奥德修斯和他的同盟者杀死一百多求婚人这一行动本身，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特洛伊木马

　　同样，特洛伊人的价值体系统也没有更为成功地与他们的目标发生联系。特洛伊即将被摧毁，但那是发生在赫克托尔死后。我们从《伊利亚特》第22卷获知，特洛伊军队全线撤退到特洛伊城内，唯独赫克托尔留在城门外。如果特洛伊人第二天还将继续战斗，赫克托尔退回城墙内就至关重要。尽管在城墙上，父亲普里阿摩斯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母亲赫库柏（Hecuba）赤裸着胸部，他们苦苦哀求赫克托尔退回城内，然而，他们阻止赫克托尔的努力都是徒劳，赫克托尔的心完全不为所动。因为，最让赫克托尔揪心不已的，是波吕达马斯（Polydamas）对他致命决策的责备。（他当时没有听从波吕达马斯的警告，对他的预言置若罔闻，而执意要与希腊大军决一雌雄，致使阿喀琉斯的亲密伴侣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死于他手，从而招致阿喀琉斯返回战场）。为此，赫克托尔宁愿呆在特洛伊城外，宁愿在战斗中遭遇阿喀琉斯，被他杀死，也不愿面对那样的指责。我们在此再次看到这种勇气标准（arete-standard）的极端自利的一面。正是这种自利，取代了遵从这些价值的人们向往的目标，最终对个人的行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尽管如此，这些问题却不是道德上的，仅凭实践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并不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价值本身引起的，其解决途径也自然不是荷马本人所能设想。故此，几个世纪以后，柏拉图仍在苦苦求索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

　　（编辑：三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