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个人。

　　理由是：“表彰他们三位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做出的贡献”。

　　那么这三位经济学家做了什么研究呢？

　　这三位经济学家深入到印度、中东、非洲，经过一番调查和试验，发现了一个“贫困陷阱”怪圈：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即使有钱也不去上学？

　　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

　　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用？……”

　　在以前，大多数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只要给他们资源，他们都能摆脱贫困。

　　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全世界扶贫也有这么多年了，有些地方的贫困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

　　图：世界各国贫困人口变化图

　　而这三位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

　　而且这种干预都是很细微的，比如说要不要给孩子们打疫苗？要不要给穷人开个借记账户？要不要给每家每户发蚊帐？

　　比如打了蛔虫和没打蛔虫的两组孩子进行比较，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童年打过蛔虫的肯尼亚孩子，比不打蛔虫的孩子能多赚20%。

　　比如在印尼农村做实验，一组人定期给加了铁元素的鱼酱吃，一组没有。

　　经过几年后发现，铁元素的补充能让人工作更高效，收入也增加了。

　　买一年的加铁鱼酱只要7美元，补铁后一个男性一年收入可以增加46美元，可以极大加快财富的累积速度。

　　比如在肯尼亚的一个学校里做实验，看给孩子们免费发教材和不发教材，允许孩子把教材带回家和不许带回家，学习成绩有没有差别。

　　哈佛教授相关论文里的部分表格

　　他们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去提前打蛔虫，而是要等到生病才花钱治病呢？

　　为什么在买食物的时候不买有营养的加铁鱼酱，而是要买味道好吃的呢，营养不够工作效率怎么高呢？

　　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有效地把资源用在自己和家庭的发展上。”

　　图片来自果壳网

　　比起以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三位经济学家算是有不小的进步，因为非洲扶贫确实会碰到类似的事：

　　穷人把政府发放给他们防止疟疾的蚊帐，拿去做成了婚纱。把本来防艾滋病的免费TT当做了气球。

　　其实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中国早就大规模做过了，而且早就有了充分的成功案例和经验。

02

　　印尼有一个名为伊布·艾姆塔的村民，靠编织竹篮为生。

　　但是，她的丈夫不幸生了眼疾，她借了4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00块左右）。

　　然而，她只将其中的10万拿出来买药，30万拿出来购买食物。

　　印尼穷人的卧轨静电疗法

　　可是这笔钱不够把病治好，她丈夫的病一直好不了，没办法出去工作，一家人欠的钱就越来越多。

　　放高利贷的人甚至还威胁她说，要拿走她家所有东西。可是这个时候，她小儿子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她再也拿不出钱来给儿子治病了。

　　诺奖得主对此的研究结果是：“与有钱人相比，穷人没有预防疾病的意识，他们宁愿病了之后花大钱治病，也不愿意采取预防措施。”

　　非洲人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很多家庭深陷贫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几乎没有接种疫苗的习惯，导致各种传染病横行。

　　诺奖得主通过在贫困地区的观察发现，即使疫苗成本已经有效降低，但穷人仍不愿意接种。

　　她挑选了120个村落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并分成三组：第一组完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第二组村落采取极少量的干预措施进行推动，第三组村落干预措施强度更大。

　　通过试验结果发现，只需要极少量干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能获得明显提高，而强度略大的村落接种率就能够达到37%了。

　　说白了，只要政府推广一下，疫苗接种率就能显著提高。

　　如何提高疫苗接种率示意图

　　而这样的事，中国其实早就做过了。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不仅贫困，也是世界卫生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口的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50岁）足足少了15年。

　　1951年，中国有6万人得了天花。1952年，麻疹发病人数104万，吸血虫病人更是达到了1200万。

　　那时中国的总人口只有4亿，却有1亿人面临感染传染疾病的威胁！

　　因为血吸虫导致腹部积水、脾脏增大的“大肚子病”，在全国农村都有，南方一些地区是重灾区，严重的会导致人死亡。

　　江西的余江县，从1920年到1950年，一个县累计有2万9千人死于血吸虫病，到处是棺材村和寡妇村。

　　那时我们国家就意识到，对待疾病要从预防入手，预防比治疗成本低多了。

　　于是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

　　比如血吸虫病，钉螺是血吸虫的宿主，当地官员就带着群众一起浩浩荡荡地去打药灭钉螺；

　　血吸虫虫蛹会留在粪便里，粪便如果污染水源，会引发大规模传染，于是每个人的粪便都要收集起来化验，一旦发现有病立刻免费治疗；

　　有些水源不干净不能喝，就在确保没有问题的地方打井解决用水问题。

　　就是靠着这样标本兼治的方式，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地消灭了血吸虫病。

　　1958年，毛主席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之后，高兴地提笔写下了《送瘟神》的七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他的丝虫病、疟疾、黑热病等等也一样，同样是科学家研究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法之后，动用政府力量全国推行。

　　1959年，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接种疫苗。

　　也正是因为消除了这些解放前在全国广泛存在的传染病，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突飞猛进。

　　1979年，中国消灭了天花；2000年，实现无脊灰目标；2006年后，白喉连续13年无报告病例；麻疹发病从最高年份944多万例，下降至2018年的3940例，降幅达到99%……

　　大家经常拿来调侃的“多喝热水”，其实也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惯，而是国家为了预防疾病，不遗余力宣传的结果。

　　刚建国时，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细菌、消毒这样的观念都没有，经常喝生水，但是生水又不干净，会带来各种传染病，甚至死亡。

　　要预防这种情况，喝热水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水煮沸的过程中会杀灭病菌）。

　　所以，中国在全国的工厂里都建了开水房，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水，一直延续到现在，幼儿园的老师会定时监督孩子们喝热水，从小养成习惯。

　　中国农村人最早用上的工业品，除了手电筒，就是热水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中国人喜欢用保温杯喝热水，其实是基于当时的卫生条件，刻意培养起来的卫生习惯（相比之下，外国人就很少有喝热水的习惯）。

　　也正是这种一点一滴的小细节，才让中国人慢慢摆脱了传染病，变得越来越健康。

　　肯尼亚有一名叫肯尼迪（不是美国前总统的那个肯尼迪）的农民，他种的庄稼每年都收不回成本。

　　于是，他开始借钱买种子扩大生产，可是种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欠别人的钱更是还不上。

　　后来，他收到了政府援助的化肥，结果一下便获得了20几倍的收成，终于摆脱了贫困。

　　诺奖得主经过研究认为，肯尼迪缺少的不是化肥，是逻辑思维的能力。

　　如果肯尼迪事先知道化肥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定会拿出一部分钱去买化肥。等到粮食大丰收之后，有了钱再去买更多的土地。

　　这样循环往复，不出几年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emmm，分析得是不错，但是教育大家种地要用化肥提高效率，这件事谁来做呢？

　　建国初期，中国也同样碰到过这个问题。

　　那时，各种重工业、轻工业才刚刚起步，农业还是支柱。

　　然而，中国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农耕文明，很多地方却一直停留在靠天吃饭的状况，科学种地的经验没有完全推广开。

　　1954年，毛主席把经验总结在一起，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简单好记，比如“密”就是要合理密植，“水”就是要兴修水利，“工”就是种地工具要改进，农民只要遵守这八个字，收成就不会差。

　　这八个字出来以后全国宣传，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疾病和粮食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教育的问题。

　　非洲马里有一个7岁女孩罗西娅，每天连饭都吃不饱，更甭说读书了。

　　一开始，有人给这个小女孩捐款。

　　但是，拿到钱以后的小女孩，有钱也不会去读书，而是拿去买食物吃。等花完了，还是照样饿着。最后没有工作技能，竟然沦为了妓女。

　　诺奖得主通过研究发现，如果把钱用在教育补贴上，会降低贫困地区儿童的辍学概率。

　　这个中国其实也早就已经在做了。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一首《夫妻识字歌》风靡大江南北，很多人都是唱着歌走进了扫盲班的。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即使在田间劳动的间歇时间，也不忘学上几个字。

　　扫盲班在地里通过实物进行扫盲教学

　　在政府的推动，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文盲率开始迅速地下降。

　　中国历年文盲率

　　到现在，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已经接近100%。

　　最近5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其实并没有减少，而是从10亿增加到了13亿，并且还正以每年2500万人口的速度递增（应该和落后地区的高生育率有关）。

　　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发达国家不改变目前的政策，世界贫困人口到2030年将达到20亿。

　　而中国，从建国到现在，只用了70年，就带领了7亿人走出贫困（也有统计口径认为是8.5亿），到了明年，最后的1000万贫困户预计也将摆脱贫困。

　　换句话说，这几位诺奖得主研究出来的理论，中国不但早就付诸于实际行动了，还成功地实现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脱贫。

　　了解了这一些，再看今年诺奖经济学得主的成就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种“这也能拿奖？”的疑惑。

　　中国人从来没拿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经济学上一直没有话语权。

03

　　2001年7月，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

　　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维持只能维持5年……崩溃时间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

　　他还说：“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选择的机会，但现在没有了，他们没有出路了，也没有时间了。”

　　从2001年开始，章家敦每年都会发表言论唱衰中国，但每一次都被狠狠打脸。

　　2002年，章家敦说：“进入WTO也拯救不了中国！”

　　2006年，章家敦信心满满地说：“中国已经造叛乱的边缘”，“中国已经走到崩溃的半路了！”

　　2008年，美国银行因为坏账太多，贷款收不回来破产，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反倒是中国，在挽救那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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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家敦和特朗普的智囊纳瓦罗似乎很有话聊

　　这两人一个信奉“中国崩溃论”，一个信奉“中国威胁论”

　　然而，预测失败的章家敦不仅没有道歉，更没有收手，反而厚着脸在预测“中国崩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9年，章家敦又开始发表文章：《中国奇迹终结了》，《中国的统治明天将结束》。

　　2010年，章家敦又在雅虎上发表了名为《中国：全球下一个经济达本科》的文章。

　　到了2012年，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12版》居然也出版了。

　　打开章家敦的“著作”，你就能解锁一千种“中国崩溃”的姿势。

　　他的预言连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外交政策》曾经说“章家敦的话是2012年最糟糕的十大预言之一”。

　　而中国网友，则淡定地把章家敦调侃为“自己人”，说他的战略忽悠比局座还厉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因为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中国每一步几乎都没有按西方的路子走，而是按照自己的法子，摸索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锐减，GDP增长率大幅度下滑。

　　中国用西方经济学家最讨厌的那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利用外汇管理制度以及人民币坚挺两个杀手锏，挡住了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同时也稳定了整个亚洲的经济。

　　在西方经济学家的一路唱衰之下，中国反而一路高歌猛进。

　　事实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并不是绝对正确的，它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

　　至少中国就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却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这帮助中国走上了一条“和平崛起”的道理。

　　遗憾的是，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学届依然还是没有话语权。

　　西方经济学家们出乎想象的倔强。

　　按道理，如果理论不符合实际，那么应该回过头来修正理论。

　　但西方学者并不这么认为。

　　比如，有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么快是因为体量大，坚持认为政府调控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如果没有政府调控，中国经济会增长得更快。

　　可是事实上，没有政府调控导致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开始下滑，于是叶利钦从1992年1月开始，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采用“休克疗法”，也就是政府完全不管市场，放开物价，让市场自动回复平衡。

　　然而进行“休克治疗”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更是上涨了6000倍。

　　西方经济学家说休克休克，市场上的物价自己就平衡了，但是俄罗斯按他们的法子试了一下，直接整个国家都休克了。

　　还有人提出了“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走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例外，非洲国家不能学，学了也不会变强。

　　又或者是用别的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来强行解释中国的经济，试图证明他们没有错。

　　比如以前很流行一种说法，中国的发展全靠“人口红利”，全靠“廉价劳动力”，一旦红利消失了，中国的经济就要崩溃。

　　但是，印度的人口不比中国少，廉价劳动力也多得多，建国时间比中国还早，为什么发展到现在，印度的“人口红利”就没有帮印度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呢？

　　更何况，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虽然比发达国家还差了一些，大概是80%左右，但是已经超过了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还有诸如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在非洲进行“经济殖民”，给他们制造“债务陷阱”等等，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

　　这些观点也成为了某一段时间的流行观点。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理论上一直没有话语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都有思维惯性，很容易先入为主。

　　如果我们自己不形成一套理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好解释清楚，那我们的成就永远都会被西方人曲解、贬低。

　　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就是打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其中一人。

　　在1994年版的《中国奇迹》一书中，林毅夫大胆地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即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计算的GDP指标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那个中国崩溃论横飞的年代，林毅夫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然而，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中国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还有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用了一套焕然一新的“代谢增长论”，以复杂的数理模型去解释了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想前人之不敢想，极具独创性。

　　当然，这些理论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而是跳出了桎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问题。

　　说到底，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还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结论还需要实践的验证，需要有更多的理论补充进去让经济学更加完善。

　　中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届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恰恰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帮助中国实现了快速的进步。

　　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的是走好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等到我们真的做强做大了自己，该来的奖，自然就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