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孙杨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由此也折射出了中西方法律思维的一些差异。2020年3月18日，瀛和律师机构澳门葡语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澳门FC律师事务所运营总监、著名澳门籍中国律师王爱民女士，在KindleLaw云课堂中，就此做了精彩的专题讲座。
王爱民律师以孙杨案代理律师发表的律师声明为切入口，就关键词“事实”发出了几点思考：一是“中西方是如何面对‘事实’的;二是“‘事实’在法庭调查中真的能查清楚吗”;三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有必要刨根问底吗”。
对于第一个思考，王爱民律师非常生动地举了个例子。她说，假设有这样一个案件：一位李姓姑娘开了一家工艺品店，某天遭遇了火灾, 保险公司以种种理由拒赔，于是李姑娘委托律师诉至法院。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中国的律师首先往往都是这样想的：这是一单保险合同纠纷，X年X月X日，XXX个体工商户与XXX保险公司签署了保险合同，上月发生火灾，保险公司拒赔……
王爱民律师认为，这种“中规中距”的法律思维也并没有错，因为大家从法学院开始就是这样学习的——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就是中国律师眼中的“好案子”。但王爱民律师说，在国际舞台上，在西方的法庭中,尤其在一群陪审员面前, 上述这样的开场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它走不进陪审员的心底，引不起他们的共鸣——很多西方陪审员, 基本上是不太关心什么合同纠纷的，甚至他们也不太关心什么公司，他们最关心的是“人”，所以在开案陈述时，代理律师一定要将有争议的“事实”人物化。
“比如上述这个案子，西方律师大概会这样开场：来自农村的李姑娘, 大学毕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在整体的大环境下，经营虽艰难，但是生意渐有起色，本来曙光在前头，可是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她的一切，就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不履行承诺……”
王爱民律师说，这样的“事实”就能一下子走进西方陪审员的心里，走进他们的右脑，形成了生动的画面，非常容易让他们对于当事人产生共情，同时也铺排了诉讼的主线——“保险公司不履行它的承诺”，利于案件的顺利推进。
也许有人会说, 在国际仲裁或国际诉讼中，没有陪审团，只有法官及仲裁员, 法官及仲裁员是理性的。但王爱民律师说：“国际法官与仲裁员，首先也是人，他们也有同理心;其次，他们习惯了这种开场，当我们踏上了国际的舞台，如果不按这种西方思维或国际规则办事的话，吃亏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对于第二个思考：“事实”,在法庭调查中真的能查清楚吗?王爱民律师先例举了“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被控谋杀其前妻及男侍应，检方以两项一级谋杀起诉他;被害人家属也对其提出民事赔偿的诉讼，但结果是——刑事案, 杀妻不成立;民事案, 杀妻成立。很多人十分纳闷，该案的刑事民事陪审团中，各有12个普通人，而且经控辩双方严格挑选、对其没有任何偏见。但却形成了两份截然相反的对“事实”的认定。
所以，王爱民律师感慨道：“我想，今后我们面对每一个案子时，应该常常反思, ‘事实’到底是什么?”她还回忆说，自己在澳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澳门的法官作为客座教授，在上课时对内地的一些现象表示不理解：一是不理解有些当事人总喜欢缠讼，输了不认输, 从上诉、申诉到上访, 没完没了;二是不理解有些法官，总想查清楚“事实”。王爱民律师说：“其实，‘事实’只有当事人知道，法官、律师、陪审团都不知道，在庭上只能看谁持有优势证据，胜诉凭借的不是事实，而是优势证据。”
那么，如果法官一味地想搞清楚“事实”是不是很危险呢? 是否真有必要刨根问底呢?王爱民律师对这第三个思考，又谈到了中西方法律思维的不同之处。她先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拼图游戏，平时我们买一份拼图，通常在盒子里会有一幅图，这幅图就是拼好后的画面;当我们在脑海中有了这幅图后，就会把一块一块零散的碎片拼成已有的那张图。她说，在法律诉讼中，我们的制度通常是纠问式的诉讼制度,如果法官过早地在心目中有幅图,有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证据也就有可能会是那一块块的拼图游戏的碎片。
“而西方对于‘事实’的追究则不是刨根问底式的。比如美国，根据一些数据统计, 美国90%的刑事案件都是诉辩交易结案。诉辩交易是什么?就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地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比如检方以一级谋杀控诉, 辩方看了检方的证据后，认为完全脱罪的可能性不大，就与检方商议认二级谋杀。据了解，美国有97%的民事案件都没有走到最后，尚未得到‘事实’的认定，案件就解决了，只有不足3%的案件会有‘事实’的认定。通过诉辩交易来和解、结案，法庭虽然都没有查清楚‘事实’，但是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争议。”
王爱民律师认为，这的确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思维方式，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Louis Brandeis说过的一句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解决争议，比正确地解决争议更重要。”言外之意，即不一定非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很多案件中，没必要去对“事实”刨根问底，只要把双方的纠纷解决了就行。
王爱民女士作为一位游历了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著名国际律师，对于中西方在情理与法理、道德与法律等方面不同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颇有研究，观点新颖深刻，其网络直播课也生动丰富，吸引了众多中西方法律人士及网友的关注。(唐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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